主题：297-斯拉沃热.齐泽克：瓦格纳、权力与英国脱欧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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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讲话。从瓦格纳讲到英国脱欧，这个题目多少有些牵强。我尽力而为吧。

1995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展了一场瓦格纳研讨会。大多数与会者都各显神通地揭批了瓦格纳的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型法西斯主义维度。这时一位在场听众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假如你们所说都是真的，假如反犹主义并不是瓦格纳的个人怪癖。而是涉及了他的艺术创作的核心，那么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依然还要倾听瓦格纳？在今天享受瓦格纳是否意味着与反犹主义同流合污？”各位发言人自然非常尴尬地试图和稀泥：“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瓦格纳毕竟创作了精彩的音乐。”我们对于瓦格纳的热爱如今沦为了某种猥亵的爱好，一旦步入公共场合或者学术环境就必须加以否认。因此今天我打算为瓦格纳正名。

首先，反犹主义并不是瓦格纳世界观当中的某种隐藏终极真理，必须通过复杂手段揭示出来。反犹主义在瓦格纳笔下从未遭到隐藏，而是彰显在光天化日之下，白纸黑字，人所共见。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反犹主义在瓦格纳作品当中的存在如此醒目，我却觉得瓦格纳本人的艺术实践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削弱反犹主义并与其保持距离。比方说《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三部《齐格弗里德》当中阿尔贝里希的兄弟米梅显然是令人作呕的犹太恶徒形象，用来反衬齐格弗里德英勇无畏的少年气概。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瓦格纳曾经亲笔坦诚过这一点——米梅也是瓦格纳自我形象在剧中的讽刺投射。我们尤其不该忘记第一个形象丰满的瓦格纳式英雄落入了典型的瓦格纳式困境：不死不活，背负永世流浪的诅咒，渴望通过死亡赎罪，但死亡却可望而不可即。此人正是《漂泊的荷兰人》当中的荷兰人，这个角色显然参照了欧洲民间传说当中的流浪犹太人亚哈斯弗/Ahasver，至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灵感来源则是著名犹太裔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瓦格纳本人曾经亲口将漂泊的荷兰人称作“海上的亚哈斯弗”。实际上，瓦格纳笔下的所有英雄人物都是漂泊荷兰人的变体，就连至高神沃坦也不例外。在《齐格弗里德》当中，沃坦的形象也是一位流浪者。

那么贵为至高神的沃坦怎么就成了流浪者？沃坦试图以法治掌控纯真的自然界。祂试图端坐在仙宫瓦尔哈拉掌管全世界，为宇宙带来和平与正义。但是由于祂不得不做出妥协，祂的尝试失败了。所谓的妥协不止涉及了非法暴力成为法治基础这样的知名论题，还涉及了法治如何扰乱自发的自然秩序。沃坦悲剧的关键在于，祂为了维护法治而舍弃了爱，舍弃了一切对他来说最珍贵的东西。这最珍贵之物的代表就是沃坦的女儿布伦希尔德。我们必须牢记，在《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邪恶的根源并非《莱茵的黄金》当中的邪恶矮人阿尔贝里西的致命选择：以终生舍弃爱情为代价从莱茵河底盗走了魔金。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沃坦就已经屈从于权力的诱惑，打破了自然秩序。祂将权力摆在爱之前，不惜毁坏世界树来制作自己的长矛，并且在长矛上镌刻了自己的统治律法。祂还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来探求内在真理。因此邪恶并非源于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在《女武神》第二幕当中，沃坦有一段关于布伦希尔德的独白。这段唱词表明，无论是阿尔贝里西的权柄还是世界末日的前景，归根结底都要归咎于沃坦的自作孽，因为祂在伦理层面搞得一团糟。因此沃坦也被称作“白阿尔贝”，而阿尔贝里西则是“黑阿尔贝”，这两个角色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沃坦的选择在伦理层面远比阿尔贝里西的选择更加恶劣。阿尔贝里西一开始渴求爱情，只是在遭受了水仙女的断然拒绝与无情嘲笑之后才转而追求权力，沃坦则是在充分享用了爱情的甜美果实并且感到厌倦之后转向了权力。正是这样的伦理惨败才致使沃坦沦为了流浪者。

为了摆脱困境，沃坦创造了齐格弗里德。这是一位纯真的英雄，不受法治悖论的制约。但是事情又一次飞快地败坏了下去。瓦格纳笔下的齐格弗里德身上流露着某种无拘无束的、天真无邪的攻击性。他忍不住直接动手砸烂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东西。在《齐格弗里德》第一幕，齐格弗里德面对抚养自己成人的矮人米梅有这么一段唱词：

我看你往那里一站，

站没站相脑袋乱颤，

鬼鬼祟祟眼珠乱转，

两个眼皮忽闪忽闪；

我真想把你的脖子一把攥，

将那下流的忽闪狠狠拧断！

这段唱词用德语唱出来更加吓人：

seh’ ich dich steh’n,

gangeln und geh’n,

knicken und nicken,

mit den Augen zwicken:

beim Genick’ möcht’ ich den Nicker packen,

den Garaus geben dem garst’gen Zwicker!

我猜某些德国官僚在欧盟开会的时候曾经这么吼过鲍里斯.约翰逊，不过这话可以留到待会儿再说。这是一位种族主义者遭遇入侵外来者时感受到的最单纯的厌恶与反感。我们可以轻松想象一位脱欧派光头党冲着一位终日工作精疲力尽的移民工人大声吼出上面这段唱词。我认为瓦格纳非常清楚齐格弗里德的本质，此人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好人，而是一个极度野蛮之辈。

从这一幕往后，情节每况愈下。在齐格弗里德之后，剧中又出现了一位哈根，阿尔贝里西之子，最终杀害齐格弗里德的凶手。剧情重点从齐格弗里德转向哈根的过程就好比纳粹德国从冲锋队时期发展到了党卫军时期，野蛮的恶棍让出舞台，冷酷算计的罪犯粉墨登场。哈根的形象非常含混，尽管一开始被描述成内心黑暗的阴谋家——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及弗里兹.朗的电影《尼伯龙根》走得都是这个路数——但是最终哈根却成为了整套作品当中的终极主角，甚至在结尾得到维护，被树立成了剧中典范，因为他忠于自己的事业或者代表这项事业的主君，不死不休。这里的矛盾在于忠君价值观与日常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哈根代表了目的性的、为了忠诚而搁置道德的行为，他是最终极的追随者/der Gefolgsmann。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瓦格纳将哈根描绘成了邪恶之辈。这一点难道不正是表明了瓦格纳依然属于现代社会的自由空间？瓦格纳的天才正在于超越时代，提前塑造了一位冷酷无情的法西斯执行人，而且此人同时还是一位操弄民粹的煽动家。看过《指环》的人们想必都记得《诸神的黄昏》第二幕当中哈根召唤手下人的可怖唱段/ Hagen ruft die Mannen。哈根之所以是一位原型法西斯，因为他毫不动摇地支持弱势的统治者贡特尔国王，为这位国王干了许多脏活。这些脏活虽然很有必要，但却必须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这样一来，哈根就与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肯玷污双手的美好灵魂形成了镜像般的对比。那些愿意完成必需之事的角色总能赢得我们最纯粹的钦佩，逻辑如下：为了你的祖国而做出高尚的行为很容易，抛头颅洒热血全都不在话下；为了你的祖国而犯下丑恶却又必需的罪行则要困难得多。希特勒很擅长玩弄这套话术来支持大屠杀。希姆莱就是他的哈根。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向党卫军军官训话时公然宣称，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我国历史的光辉一页，之前从未有人书写过，今后也再不会有人能够书写。”

在理解哈根这一角色时，一定要将他与他的父亲阿尔贝里西相对比。我请大家回顾一下瓦格纳作品当中另一段创伤性关系，也就是《帕西法尔》当中渔人王安福塔斯与他的父亲狄都雷尔之间的关系。这对父子的关系恰好对应了哈根与阿尔贝里西。在《诸神黄昏》当中，紧张且喋喋不休的是父亲阿尔贝里西这一方，哈根在大部分时候仅仅是在静静倾听，阿尔贝里西的形象则宛如噩梦里浮现出来的猥亵鬼魂。在《帕西法尔》当中，狄都雷尔则是一位常年卧床不起的压迫者，极少打破自己的沉默，偶尔才会像超我那样突兀地插入一句“揭露圣杯！”受伤的渔人王安福塔斯则是能动的主体，发声抗议自己不愿执行的仪式。如果我们仔细倾听《帕西法尔》当中的父子对话就会发现，真正的猥亵存在，社群腐朽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外部威胁，并不在于号令成群妖妇的邪恶巫师克林沙。克林沙确实是恶人，但却只是个小角色。真正的邪恶在于狄都雷尔本身，这个猥亵的不死鬼魂，这个肮脏的老头子，如此沉湎于享受圣杯，以至于不惜打乱揭露圣杯的恰当仪式。阿尔贝里西与狄都雷尔之间的对立正是两种“猥亵父亲”模式之间的对立，后者是强大压迫且享受压迫行为的父亲，前者是软弱受辱且紧张不安的父亲。在我看来这正是瓦格纳作品的核心要素，这一要素或多或少地洗清了他背负的原型法西斯反犹主义罪名。按照瓦格纳的暗示，邪恶并非来自外界。并不是说我们原本有一个健康向上的社区，后来被外来者污染了——不！邪恶的真正根源早就潜藏在了我们的社区的核心。

话说至此，接下来我谈一谈现实生活当中代表了瓦格纳笔下反派的形象，这一形象也是当代权威的代表：一个就像我们一样的老板，具有我们身上的一切人性弱点。这个“友好老板”的形象彻底颠覆了精神分析学当中所谓的“象征性阉割”理念。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象征性阉割是行使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研究一下授予权柄衣冠的古代仪式，我们就会意识到礼器并非仅仅象征权力，而且能将获得礼器的个体摆在直接行使权力的位置上。国王手拿权杖，头戴王冠，那么他的发言就会被视为国王的旨意。这些外在徽记并非我的本性的一部分，我将它们披挂在身上，只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这些礼器也正由此而阉割了我，因为它们在我的当下本质与我行使的功能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象征性阉割——并不是说阉割行为是象征性的，例如“我被剥夺了某某事物，我感觉自己遭到了阉割。”而是说我被吸纳进了象征构成的秩序，接受了象征的头衔。阉割就是我的当下本质与赋予我权威的象征任命之间的鸿沟，否认这道鸿沟存在的人都是疯子。用拉康的话来说：“疯子并不仅仅意味着自以为是国王的乞丐，更意味着自以为是国王的国王。”换句话说，假如一位国王认为身为国王是自己的天生本质，与象征权力的衣冠毫无关系，那么他就像乞丐一样疯狂。在思考拉康所谓的阳物能指/phallic signifier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其视为立刻揭示我们的性张力的器官，而是应当仅仅将其视为能指，视为我戴在脸上的面具，就像国王穿上王袍，法官披上法袍一样。阳物是没有身体的器官，我将其附加在我的身体上，却永远不会成为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永远只能是突兀的额外补充。

但是这道鸿沟——以下是我的关键论点——或者说象征性头衔与承担头衔的“我”这一个体的悲惨体验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发挥功能的方式与古代截然不同，原本的关系遭到了逆转。阿兰.巴迪欧在评论让.热内的著名剧作《阳台》时注意到：“民主意味着不再有戏服。不平等不再用戏服装扮自己。巨大且显著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实现却恰恰剥夺了它们的戏服。”这番话什么意思？从最简单的描述层面来说，在民主制平等社会，行使权力的主人们不必依靠王袍之类的戏服来主张自己的权力，他们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举止自然地行事与生活，舍弃权力的尊荣。他们发出的信息是：“看啊！我也是像你们一样的普通人。我有像你们一样的恐惧、弱点与局限性。”换言之，他们不再用堂皇的徽记来掩饰自己遭到的阉割，而是将其公然彰显在大庭广众之下。

但是，这种真诚的做法决不能欺骗我们：尽管这些人看上去与一般人无二，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妨碍他们将权力施加在我们头上，甚至恐怕要比传统的老式主人更加直接。引用我的拉康派同事阿伦卡.祖潘契奇的说法：“就让我的形象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遭到阉割吧，与此同时我本人则或多或少可以为所欲为。经典的阉割逻辑——即将阉割作为接受象征性权力的手段——如今遭到了逆转。如今针对象征性公共形象的阉割成为了行使与延续无限制权力的手段。”阉割——或者说彰显弱点——如今成为了掌权者的公共形象的一部分，而且并非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如此——即彰显弱点掩饰了实际的无情行使权力的行为。恰恰相反，阉割的面具正是行使权力所需的工具。权力得到了双重的神化。在去神化的表象下——“你们看哪，我去除了所有的面具与戏服，我是和你一样的普通人。”你的老板如是说——行使权力这一象征性的事实依然完好无损。面对一位说话办事都像普通人的老板，他的下属们完全有理由用马克思三兄弟的段子来奚落他：“你明明不过就是个普通人，怎么说话办事还作出一副普通人的样子？”如今的悖论在于，如果行使权力的能动主体戴上了徽记的面具，那么他的权力非但不会增强，反而还会减弱；刻意摆起掌权者的架子只会让掌权者看上去既可笑又可怜。

“我很清楚，但是……”这一程式被赋予了特别的风味。这一程式不仅仅意味着“我很清楚你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我依然接受你作为我的主人，因为你佩戴着恰当的权力徽记。 ”更意味着“你是像我一样可怜且软弱的普通人，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我才能继续容许你充当我的主人。”知识在这里并不是需要被搁置的障碍：“我很清楚，但是我必须继续假装不清楚。”被知识的去神秘化姿态揭示出来的事物要想继续正常运作，这份知识本身正是必需的积极条件。权力的神秘化之所以得以延续，并非因为克服了当权者对于神秘化的弃绝，而恰恰正是依靠了这份弃绝。换句话说，权力的行使范围仅限于权力嘲讽自身的范围。

如今的主人形象通过彰显自己遭受阉割来维持权力。这位主人以我们的哥们自居，弃绝了一切权利徽记，摆出与我们平等友好的姿态，同时依靠自我贬抑的帮助维持着他原本的一切权威。这个悖论集中体现了独霸今日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在犬儒主义当中，拜物式的否认——“我很清楚，但是……”——获得了全新的形态。它已经不再是通过我们的实践并且克服了我们的知识才得以延续的信念：“我很清楚你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我依然将你当做我的主人。”“我很清楚上帝并不存在，但是出于对我所属的文化的尊重，我依然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等等。如今甚至就连宗教都会这样运作，我越是阅读梵蒂冈这样的宗教大本营发表的声明就越这么觉得。我觉得他们早已以非常精妙的方式施行了这种自我疏离：“我们知道上帝大概并不存在，但是宗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游戏还要进行下去。”

在今天的犬儒主义当中，对于知识的否认并非通过拜物的对象来体现。事态被引领向自我指涉的极端，以至于让我们否认知识的拜物对象正是知识本身，知识沦为了阻挠我们认真接受知识的障碍——这番论断听上去或许过于偏向黑格尔式思辨，那我举个通俗点的例子。从阿桑奇到斯诺登再到切尔西.曼宁，我们并未从这些爆料者那里得知任何我们原本就认为肯定如此的事情。但是泛泛地知道这些事情是一回事，拿到切实数据又是另一回事。阿桑奇本人曾经打过一个非常低俗的比方：知道你的伴侣出轨是一回事，你可以非常轻松地接受关于这一点的抽象知识；直到你了解了出轨的私密细节——例如她摸了他的哪里——你才会真正感到痛苦。因此当权者的最阴险辩护方式并不是彻底否认维基解密的真实性，而是宣称“我们并不天真，这种事我们早就知道/起疑心了。你真以为我们这么傻，都不知道当权者在干什么吗？所以说你在这里大惊小怪个甚么？”这样一来，那些揭露了理应让我们担忧的有问题数据的人们反而成了惹人烦的家伙。“就你是大明白是吧？难得糊涂不知道吗？”

以维基解密为例，我认为我们确实在维基解密出现之前就能泛泛地大体猜到被解密的内容，但是那时候拉康所谓的大他者还不知道这些内容——或者说这些内容还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权威知识。由于大他者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装不知道。政客道歉用得也是类似策略：迅速认错可以避免认真悔过的必要。我亲眼见过这一招多么好使。你犯了错事之后可以这么说：“对不起，我错了——我道歉了，别来烦我了。”道歉成了避免道歉的手段。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翻新一下那个经典的弗洛伊德段子——某人被问及那个出现在他梦里的女人是谁，他答道：“我不知道她是谁，反正不是我妈。”时至今日，这位做梦者则会爽快地表示：“你以为还能是谁？当然是我妈！别再来烦我了。”总而言之，你之所以接受某项知识，恰恰正是为了将这项知识无害化。

接下来的情况才真正复杂起来。构建了我们与权威之间关系的基本拜物主义在很久之前就得到过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国王之所以是国王，因为我们将他当成国王。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之所以将他当成国王，因为他就是国王。”不过在这一层初级拜物主义逆转之下，我认为还有另一层更加棘手的幻觉：在授予某人的权力戏服的内里，在当权者的克里斯玛的掩盖下，必定隐藏着一个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比方说在一本书的封底，在内容简介的下方，往往有一段包含个人生活细节的作者简介。“在她的空闲时间，帕特里西亚.海史密斯喜欢栽种郁金香，收集稀有银币。”我觉得这些个人信息的功能就是证明：“看哪，她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这种信息非但不能将作者去拜物化，反而还促成了针对他/她的拜物情结。我认为这正是权力的运作机制。“请看，我也是个普通人……”几年前我想整个活，可惜编辑不让。我想颠覆这一逻辑。“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在空闲时间干什么？您喜欢散步吗？喜欢骑自行车吗？”我的回答是——当然我这是在信口胡诌——“在空闲时间里，齐泽克教授喜欢仔细地解剖活猫活老鼠并且让他的孩子旁观。”我整活的目的在于揭露谎言。在我们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最大的谎言就是“在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背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创伤与恐惧的普通人。”以色列国防军特别擅长玩弄这套话术。他们并不宣传以色列士兵神勇无敌，一个旅的国防军一下午就能打垮整个埃及陆军——不！我看到的国防军文宣材料全都口径一致地叫苦：“赎罪日战争太可怕了！我们当时都吓尿裤子了。”这才是构建神话的正确方式。

拉康在这方面有一手绝活。那些认识他的人们总想在他身上找出富有人情味的细节，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说，“在他那傲慢无礼的表象之下”——拉康平时在公开场合待人接物总是一副假正经的派头——“还隐藏着一个温暖的好人，就像我们一样。”我倒是没见过拉康本人，但是见过他的人全都告诉我，震惊他们一辈子的事实是，当他们在私密环境见到拉康时才发现，私底下的拉康依然是个假正经派头十足的混蛋。从他身上你就连一丁点人情味的破绽都找不出来。

我们所佩戴的面具——也就是我们的公共形象——与面具背后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更加复杂。并不是说面具只是面具，后面藏着真人。假设我是穿越到今天的希特勒，被抓到法庭上受审，那么我会这样为自己辩护：“你们只能看到作为公共形象的我。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平时喜欢撸猫逗小孩？我也是个有心有肝的人啊。”对付这套话术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不对。面具并非遮掩了后面的真人，实际上恰恰相反。面具后面那个看似真人的存在是你构建出来的又一层面具，为得是在你自己眼前模糊化你在扮演公共角色时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免你自己都忍受不了你自己。换句话说，面具后面的内在真实自我才是真正的面具。因此我建议在座各位家里有小孩的不妨尝试一个有点凶狠的实验。我可能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父亲，但是我家孩子小时候我跟他玩过这一手。首先我戴着面具靠近他，把他吓哭了。然后我摘下面具，让他看见我这张他很熟悉的老脸，他就笑了。然后我当着他的面将面具戴上，神奇的是他又被吓哭了。我认为他是正确的，因为面具生成了另一层现实，藏匿在面具里的鬼魂不能等同于面具后面的脸。这个面具里的鬼魂，这层吓哭小孩的额外现实，就是纯粹主体性的深渊，不能将其与个性之类的东西混为一谈。

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理，穆斯林女性的布卡罩袍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才如此难以忍受。并不仅仅因为布卡罩袍遮住了穿着者的真实面目，还因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真实面目这幅终极面具背后的虚空。2010年时，法国政府曾经下令禁止在公开场合穿着布卡罩袍。伴随这一政令的是一轮针对布卡罩袍的批判，不过这些批判的立场却显然相当模糊。批判主要分为两层。首先，布卡禁令被包装成了捍卫穆斯林女性尊严与自由的义举。批判者主张，世俗化的法国决不能接受任何女性不得不将自己与公共生活隔绝开来，遭受野蛮父权的压迫。但是批判矛头很快就转向了非穆斯林法国人对于布卡罩袍的焦虑情绪，批判者主张布卡遮蔽的面目不见容于法国文化与法国身份，威吓且疏远了非穆斯林。有些法国女性甚至声称看别人穿布卡让她们感到自己遭受了羞辱，被野蛮地排斥在社会链接之外。真正的奥秘在于为什么遭遇一张被布卡遮蔽的脸会导致如此剧烈的焦虑？难不成一张遭到如此遮蔽的脸已经不再是列维纳斯式的脸，不再是他者的体现，不再发出伦理呼吁，不再是伦理层面的终极能动主体？我认为恰恰相反。要是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脸本身才是终极面具，掩饰了犹太-基督教传统所谓的“邻人”——也就是真正可怕的他者，意图不可知的他者。正是脸才使得邻人成为了我们能够认同与同情的同胞/semblables。更有甚者，今天已经有太多的脸接受了手术整形，被剥夺了最后一点残余的真实性。我认为正因为如此，被遮蔽的脸才导致了如此激烈的焦虑。它强迫我们面对难以捉摸的邻人。遮蔽面目也就等于摧毁了防护罩，使得他者直接面对我。就布卡而言，眼睛部位开着一条细缝。我们看不见细缝后面的眼睛，但是却很清楚自己正在遭到凝视。

法国讽刺作家阿尔冯斯.阿莱曾经描写过莎乐美跳七纱舞的场景。莎乐美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光之后，希律王叫道：“接着脱！接着脱！”想看她把身上的人皮也揭下来。我们可以想象穿布卡的女性也是类似的情况。与某女性脱掉布卡露出面目的场景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想象某位女性揭下面皮，露出后面匿名、黑暗、光滑的布卡表面，双眼部位还开了一道细缝。在我看来，我们见到的身穿布卡罩袍的女性其实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裸女，因为作为终极面具的脸被移除了。所以布卡才如此骇人。诚然，我们看不穿布卡背后的样貌，但是他者的无法穿透特质却正是关于他者的终极真理。

我再用流行文化举个例子。在《星球大战前传3：西斯的反击》当中，我们瞥见了一个奇特的角色。我们不应忽视星战前传三部曲如何颇为笨拙地实践了黑格尔主义。在G.K.切斯特顿的小说《代号星期四》当中，主角逐渐发现某个大型犯罪组织的幕后首脑居然是上帝本尊。同理，在星战前传三部曲当中，我们逐渐发现起初看似纯良的帕尔帕廷参议员——到了第三部时早已升任议长，成为了共和国对抗分离主义势力的战时领袖——居然是神秘的西斯尊主达斯.西迪厄斯，分离主义势力的幕后操盘手。换言之，共和国看似是在对抗分离主义势力，其实却是在戕害自身。因此分离主义势力最终失败的时刻也正是共和国蜕变成邪恶帝国的时刻。在影片当中，帕尔帕廷向安纳金——未来的达斯.维达——揭露了自己身为西斯尊主的身份。安纳金随即将这一情报传达给了绝地长老梅斯.温杜。温杜随即前来捉拿帕尔帕廷，两人展开光剑对决。眼看帕尔帕廷逐渐不敌，安纳金忍不住出手相救，致使帕尔帕廷败中取胜反杀了温杜。

我请大家注意这段打戏当中帕尔帕廷面部的逐渐变形。在遭受了被温杜的光剑反弹回自身的山巅冲击之后，帕尔帕廷的面部逐渐硬化且布满褶皱，好像鳄鱼皮。与此同时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的扭曲面部流露出了对于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就像一个惊慌失措的邪恶幼儿。然后安纳金背刺温杜，斩断他的手，帕尔帕廷随即再度射出原力闪电杀死了温杜，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堪比幼儿的欢乐笑声，听上去简直就像鬣狗一样。在与我的个人通信当中，英国童书作者丽莎.汤普森/Liza Thompson指出：“帕尔帕廷在完全无助的最后关头掌握了权力。此时他已经开始展望在议会里抛头露面的时刻，届时他终于可以公然揭开兜帽，露出惨遭烧灼、宛若阴囊一般的脑袋。”只有在经历了彻底丧失一切尊严的流程之后，只有在他的象征性权威遭到彻底践踏之后，帕尔帕廷才终于得以以真面目示人——黑暗尊主达斯.西迪厄斯。这可笑的软弱时刻并非横亘在权力之路上的障碍，而是通向权力的必经要道。

话说回来，在当今的现实生活当中，谁才是这样一位依靠暴露软弱之处来掌权行权的领袖？或许鲍里斯.约翰逊可以算一个。有趣的是，瓦格纳曾经造访过英国。当时他乘船沿泰晤士河进入伦敦，看到沿河两岸工厂林立，黑烟滚滚，当场惊得他大叫道：“这里莫不是阿尔贝里西所在的尼福尔海姆！”沃坦与阿尔贝里西、“白阿尔贝”与“黑阿尔贝”之间的二重性难道不正是掌管公共生活的政治领袖与掌管地下帝国的资本家之间的二重性？……那么谁是哈根？或者说谁是英国脱欧的哈根？我们还在等待哈根的粉墨登场。

脱欧公投只有放在大背景下才好理解。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东欧，我们都看到存在许久的政治空间正在重组。直到不久前，欧洲政治空间还由两大政党把持，基本瓜分了整个选民群体。一边是中右翼政党，例如基督教民主党、自由保守党、人民党等等；另一边是中左翼政党，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党。剩下的边缘选民则留给绿党与新纳粹党之类的边缘小党。如今欧洲政坛正在逐渐涌现一个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政党，一般而言这个政党相对容忍堕胎权、LGBT、宗教自由、少数族裔权益之类的议题；与这个政党打擂台的则是越发强大的反移民民粹主义政党，新法西斯种族主义团体往往会附庸在这个政党的边缘。今天所谓的激进中间派的干系在于，两大老派政党当中的哪一个能够更加成功地将自己呈现为后意识形态时代去政治化的化身，并且将对手贬斥为旧时代意识形态的幽灵。起初保守派玩得比较溜，后来自由派左翼又赶超了上来。反移民民粹主义确实将激情重新引入了政治，操着一口“我们对付他们”的对抗话术。左派自乱阵脚的体现之一就在于有人认为应当效仿右派的激情手段——“凭什么只有玛丽.勒庞才能利用民族主义叙事煽动工人？凭什么我们就不行？应该由我们来领导重建强大民族国家的进程，由我们来动员民族主义热情。”在我看来，这条斗争路线不仅可笑，而且用不着等到施行就注定失败。

英国脱欧公投遵循的正是这条反对路线，所以它才错得可怕。要想看清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脱欧阵营这张大床上撮合了哪些奇特的炮友：右翼爱国派，恐惧移民的民粹民族主义者，还有走投无路的愤怒工人阶级。这锅爱国种族主义大杂烩再添加上足量的民怨，就成了新时代法西斯主义的绝好养料。人们向公投投入了极其强烈的情绪，但是我认为我们决不能被这股情绪所蒙蔽，眼里只剩下公投提供的两个选项，却忽视了真正的症结：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正在真正危及国家主权，生态灾难正在危及一切人与生物，经济不平等正在滋生全新的贫困与移民潮。脱欧公投意味着我们在应对这些问题的道路上后退了一大步。值得记住的是，支持公投的一大理由正是所谓的移民威胁。脱欧公投从根本上证明，意识形态——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假意识”——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脱欧这个例子完美体现了主张恢复国家主权的呼吁多么虚假——“英国的命运要由英国人民来决定，不能由面目漫漶的布鲁塞尔官僚来决定。”脱欧胜利之后不久，我的好友埃里克.山特纳/Eric Santner从芝加哥写信给我，这样说道：“脱欧的核心是一个值得阐明的悖论。英格兰想要远离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与行政管理控制，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控损害了英国主权。但是他们脱欧的目的却是为了更彻底地屈服于全球资本的逻辑，从而更好地自行操持国家主权的瓦解过程。这岂正不是死亡冲动的标志？有机体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条件死去。”——我说到死亡冲动的时候大家差点集体鼓掌，我深感欣慰，看来黑格尔否定的确后继有人（笑声，掌声）——“这也是美国共和党思想核心的悖论：我们想要‘收回我们的国家’，以便更充分地让我们的生活——以及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屈服于市场逻辑。”

只要随便看一眼过去十年间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纷争，就足以证明这一悖论切实存在。有些左派梦想着脱欧意味着恢复英国主权，重建福利国家。但是只要在网上随便一搜过去十年间英国政府与布鲁塞尔之间的所有主要冲突，我们就会发现英国政府并不是工人权益的捍卫者，布鲁塞尔也不是国际化大资本的走狗。我清楚记得，在布莱尔执政时期，英国与欧盟的冲突焦点在于欧盟主张指定每周最长工时，英国政府则认为此类措施会危及英国的工业竞争力；布鲁塞尔想要施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例如禁止使用压裂法开采出来的页岩油，英国再次从中作梗；包括人权在内的其他方面情况也大同小异。简而言之，饱受妖魔化的布鲁塞尔官僚体系主张保护工人基本权益，就好像今天许多难民权益保护者与尚未准备好接受难民的主权国家作对一样。目前在德国方兴未艾的难民问题迫使我们再次面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假如反移民民粹主义者呼吁举行公投，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看起来大多数德国人都会投票反对移民。解决之道似乎是让移民也获得投票权，可是让哪部分移民获得投票权？只能是那些已经来到德国的移民。要想制衡这部分人的选票，就得让所有想来德国的人也有投票权——按照各个思路，最后必然要举行全球范围所有人一起参加的公投。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这一幕根本站不住脚。诚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当中所说，“民主投票要有约束力，前提是投票的人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如果其他投票人的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陌生，而且我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感受，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事，就算最后的投票结果是100比1，我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民主投票通常只适用于一群有共同关系的人，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话。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识，只是仍有某些异议尚待解决。”在更广泛的背景下，除了直接诉诸战争之外，解决此类矛盾的仅剩方法就是谈判。好比说中东危机不可能通过选举解决，要么打要么谈。

话说至此，应当怎样看待英国脱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人问斯大林左倾与右倾哪个更糟糕，他脱口而出：“两者都更糟糕！” 现在英国选民面临着同样的局面。留欧之所以更糟糕，因为这一选择意味着延续令欧洲深陷泥潭的惯性；脱欧同样更糟糕，因为这一选择诱使人们维持现状不思变革。公投开始前，媒体上流传着一个理念：“无论结果如何，欧盟都将大不相同，将会遭到无法挽回的损害。”我认为恰恰相反，一切都将与原来一样，欧洲的惯性将越发难以忽视。欧盟将一如既往地空耗时间进行成员国谈判，致使任何大规模政治项目都无法启动。脱欧的反对者们并没有看清这一点。如今他们只会在惊骇之余谴责支持脱欧的选民们丧失理性，却忽视了公投所体现的、触手可及的对于变革的渴求。

我们当然知道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腐败低效等等，但是回归民族主权国家绝非出路。何出此言？就像那句我到处引用的毛名言所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我们必须毫无幻想地对待危机，但同时又要将其当成值得充分挖掘的机会。危机固然痛苦且危险，但却是赢得斗争离不开的场地。难不成到了天上就没有斗争？天上的世界难道就能避免阵营分裂？而天下的乱局又岂不是更恰当地促成激进变革的难得机会？能不能就此打破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与欧洲各国民粹势力之间相互煽风点火的恶性循环？真正的阵营分界并不在于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体制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热情之间，而在于上述的恶性循环与足以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真正挑战的全新政治项目之间。危机是我们唯一的渺茫胜算，就好比在美国，推动唐纳德.特朗普掌权的危机也让伯尼.桑德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希望欧洲的乱局也能催生欧洲的桑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