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浅谈唐太宗的“统战政策” 陶振江　杨朝阳 -- 扶楠

浅谈唐太宗的“统战政策”

陶振江　杨朝阳　　

统一战线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人类在进入有阶级的社会以后,任何阶级、任何政治力量都可以运用它去实现其政治目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为唐朝的统一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唐太宗的“统战政策”,为后世的统战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唐太宗李世民生活的时代,处在从隋末动乱到唐初“大治”的历史转变时期。隋末农民起义广泛而深刻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气焰,不允许再出现隋炀帝那样的暴君。时代要求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统一的唐王朝,必须在政策措施方面作出较大的调整和革新。李世民顺乎历史潮流的需要,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的历史时期,李世民也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下面就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战政策”进行一些阐述:

一、“玄武门事变”后的安抚政策“玄武门事变”后,对于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开始是实行高压政策的,其兄建成和其弟元吉的儿子们都受株连被杀,致使政治空气异常紧张。为了缓和矛盾,李世民接受大将尉迟敬德的建议,下诏不再追究太子余党。并采取一些宽大措施,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唐太宗对东宫属僚不但不再追究,对其中杰出人才还大胆地加以信任和提拔。比如,召回流放在外的东宫属官王王圭、韦挺,并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在身边作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例子更为突出。“玄武门事变”后,太子党人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地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征从容地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建议,必定没有今天的下场。李世民听后,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贞观六年,在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魏征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尽心所事,这是非常值得嘉奖的,我能够提拔任用他,在古圣先贤面前还有什么好惭愧的呢?这是何等的“弃怨用才”的雄豪器度。这些政策,使原东宫党羽转化为对唐太宗忠心耿耿的能臣干将。

由于李世民是杀兄夺嫡,这在封建社会里难免要遭到道德上的遣责。唐太宗即位不久,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特地追封建成为息王,元吉为海陵王,并以礼改葬。同时命令原东宫、齐王府僚属统统前去送葬。在礼葬当天,唐太宗在宣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李福作为建成后嗣。通过隆重的礼葬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宫廷矛盾基本消除了。

综上所述,唐太宗以其杰出的政治家风度和气魄,妥善地处理了“喋血禁门”所留下的问题,这样就缓和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巩固了李唐王朝。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境内民族众多。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他在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主,这种状况与他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他执行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是其开明政策的生动体现。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由来已久,一般是在中原王朝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的一种政治行动。正因为如此,封建传统史学家往往将和亲视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屈辱、妥协的代称,然而,唐朝的和亲政策却和传统的和亲政策不同,它是在国势强盛的贞观时期推行的,因此,它不是屈辱、妥协的象征,而是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有两个:要么战、要么和。战败使他们威服,当然很好,但战争的代价毕竟太大;和亲如能使他们怀化,同样会达到扩大自己势力的目的,可以说是更好的策略。

唐初的和亲收到很好的效果,没有出现周边地区统治者的政治讹诈和经济勒索。各族君主都以能和朝廷和亲为荣,他们为了求得与唐朝联姻,多次遣使来朝,带来丰厚的聘金,同时表示效力唐王朝。唐太宗也不负众望,频频下嫁公主与宗女。

贞观时期为数众多的和亲和联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唐、蕃和亲。七世纪初崛起在西藏高原的松赞干布,是个很有作为的藏族君主,对藏族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唐朝文化极为仰慕,多次遣使入唐求婚,唐太宗就把文成公主许配给他。文成公主进藏时,带了丰盛的嫁妆,其中很多是工技、医方、种子等,并带去了大批工匠。文成公主的入藏,改变了吐蕃的落后面貌,有助于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汉、藏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总之,民族间的和亲总比战争好,它能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太宗的和亲政策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二)团结政策

历来汉族最高统治者大都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唐太宗则不然,他推行了团结政策。内徙已归附的东突厥人与设置羁縻符州,就是他推行民族团结政策的集中表现。

贞观四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东突厥表示归附。在如何处置东突厥的问题上,多数朝臣主张“分其种落”,迁徒到河南的州县,与汉民杂居,以便使他们学习耕织,逐渐转化为汉民。这种不顾突厥族的生产特点与生活习惯,采取强制同化的作法,必然不利于民族团结,唐太宗没有采取这种方法。

唐太宗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权衡利弊,择善而从,最后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把他们安置在河南一带,“全其部落,得为捍弊,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选自《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篇)的主张。这种“教之礼义,选其酋长,使之宿卫,畏威怀德”(选自《资治通鉴》卷193)的主张,是建立在信任突厥族归附后德化不乱的思想基础上的,是比较进步的民族观。

唐太宗采取温彦博的内迁主张后,随之约有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一万户定居在长安,唐太宗挑选部分代表人物担任京官武职。这种笼络突厥族上层人物的措施,实质上是对突厥族执行团结政策的具体表现,产生了良好效果与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对内徒的突厥人与汉人同样对待,还安置他们于内地的肥沃农耕地带,使突厥人迅速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显然,内徒突厥能收到团结其族的效果。

突厥内徒中原后,又涉及一个其原地余众如何管理的问题,是汉人治理还是由本族酋长治理?是设置州县还是们保留其种落?唐太宗以创设羁縻府州解决了面临的新问题,民族团结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在行政管理方面,任命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部众。都督、刺史听命于中央,遵守朝廷政令,这就避免了离心倾向,这些都督带有郡县制的特征,也略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唐太宗把从突厥族设置羁縻府州得到的成功经验,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部落,从而统一了西北、东北边疆,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德化政策

唐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德化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的“绥之以德”、“爱之如一”,就是德化政策的表现。

首先是“绥之以德”。唐太宗的治国之术,是恩威并施,但重点放在所谓恩怀与德惠方面,所以其压迫形式较为缓和。他对待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对夷酋来说,主要是在政治上授之以官,在经济上赐之以禄。对夷民来说,主要是采取较缓和的民族压迫形式。由于压迫较缓和,夷民不思骚动;由于位尊禄厚,夷酋无不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不惜出生入死,以思图报。在太宗死后,个个如丧考妣,很多夷将要求杀身殉葬。他们各以对本族酋长的丧礼表达对唐太宗的哀思,这正是他们把唐太宗这个“天可汗”当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证据。

唐太宗德化政策的另一个侧面是对华夷的“爱之如一”。他纠正古来皆贵中华的偏向,采取不贱夷狄的民族措施。他的“爱之如一”的具体表现有:对被少数民族贵族俘掠的汉、夷劳动人民同样给予赎取,发救济粮,免服数年徭役等同等优待;对汉夷将领不存私心,视为一体,同样秉公赏罚,同样任人唯贤;对汉夷伤病大将同样体恤,如为突厥族将领李思摩吮血疗伤,军中“莫不感动”。

总之,唐太宗推行和亲、团结、尽量克制歧视夷狄的陋习,尽量缩小华夷之间的差异,获得了少数民族的好感,形成了唐初友好的民族关系。当然,作为封建君主,唐太守推行的这种进步的民族政策,还远非我们党现在所执行的民族平等政策。他的这种民族政策的核心仍然具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只是较为开明和缓和而已。

三、开放有节的宗教思想

唐太宗时期,我国主要有两种宗教盛行,就是佛教和道教,后有景教小范围传播,影响不大。唐太宗对佛、道两教基本上是予以宣扬、并加以利用的。当然,随着形势的转变,有所侧重。贞观十年以前是佛、道并重,十一年开始则抑佛崇道,晚年又转向关心佛事,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与对宗教采取开放有节的政策。

唐太宗执政之初,为了争取僧、道徒众的支持,改变了唐高祖抑佛崇道的政策,采取了平衡佛、道,并重两教的作法。他既不愿造成佛教的独尊局面,也没有采取道先佛后道的举措。到了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诏令的形式宣告了抑佛的开始,才使佛、道地位发生了转折,这对佛教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唐太宗抑佛崇道,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上的华夷门户之见与政治上的东西门阀之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创始人老子(李耳)又被唐朝统治者尊为远叶祖先。所以,唐太宗认为道教应当视作本教,作为唐人首奉的本宗,并应在全国畅通无阻。同时,崇道也被视作尊祖,除了崇重当朝冠冕之外,在血统上也使唐朝皇族凌驾于传统士族,特别是山东士族之上,以确保其统治地位稳若磐石。

唐太宗公开宣布抑佛崇道后,终贞观一代,佛教势力仍很强大。这固然与佛教传统势力强大有关,主要还是因为唐太宗采取了“示存异方之教”开放的宗教政策,仍然允许佛教有限制地公开传教。

唐太宗执行开放的宗教政策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象对待其他学派一样,采取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作法。他寻求将佛、道之法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并将佛教不同教派纳入一乘之宗的轨道,以儒学的孝道约束佛、道越轨,以便适应政治、文化、思想统一的需要。他支持玄奖翻译佛经,就是他试图统一佛教派别纷争的尝试。

唐太宗的“示存异方之教”、“特令传授”的宗教思想,对当时国际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高丽等国的学问僧慕名相继来唐游学,学成后又东传日本。这样,长安成为西来佛教东传的中转圣地,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

总之,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对当时持不同政见的人采取了安抚政策,对民族、宗教问题也作了妥当的处理,这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对今天我们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也有一定的有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