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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再论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 刘树友 -- 扶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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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文摘】再论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 刘树友

    再论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 刘树友

    笔者就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态度一问题已有过专文探讨。原文提出了处在各种矛盾夹缝中的李渊所持中立稍偏李建成的态度之论点。今着力从玄武门之变结局出发,来反证前文论点之正确以及李渊态度之高明。

    唐高祖李渊之雄才大略,多谋善断,目下学界已趋定论。如此精明有为之人,按理说在处理皇位传继之事上也应表现出惯有的作风和特点。实践证明,李渊在解决这一棘手而又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是高明的,抉择是明智的。其一,从结果看,由李世民继承皇位是最佳结局。亦即说,这场攸关唐初政局和新生王朝前途命运的宫庭政变的结果是不坏的。作为宫变胜者的李世民,的确在品行、才识、功业等诸多方面都绝优于李建成,对李渊而言,由李世民继承皇位,倒是最佳人选。李渊曾在不同场合对李世民的德才和建树都表示过由衷的赞叹。武德3年(620年),24岁的李世民,英姿勃发,率唐军逐鹿中原,席卷中州大地,一举消灭郑、夏两支割据势力,唐初统一事业大致可定。获悉喜讯的李渊,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与兴奋,赐诏盛赞其不世之功:“吾今开怀,抱养苍生,尽其天年,心无外虑。”此后,褒奖李世民之语不绝于口,兹引数条材料如下:

    “王业初基,云雷伊始,英谋独断,秘策潜申。及拓定关陇,澄清河洛,北通元塞,东静青邱,宏图遐举,元功克茂,氛雾廓清,鲸鲵斯尽,泽沾方外,声畅无垠。”

    “义旗之举,首创成规,京邑克毕,莫非其力。乃皇极已建,天步犹艰,内发谋猷,外清氛?‖英图冠世,妙算穷神,伐暴除凶,无思不服,……功格穹苍,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俦,造我大唐,系其是赖。”

    “上元降福,神器安宁,此乃宗庙有灵,非独吾之幸也。比察汝布政,听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所望……今天下庆赖,在汝一人。”

    一言以蔽之,“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作为李渊内心世界的独白,集中反映了李渊在李世民继承皇位一事上的真诚态度。因为,“太宗之才,当时之臣无有能相项背者”,将皇位传予斯人,自然是最佳安排。至于尔后李世民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发奋蹈厉,开创社会稳定,政通人和,国泰民阜的被封建史家赞不绝口的“贞观之治”,从事实上更是为李渊“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一语作了一个生动注脚,躬逢盛世的李渊,想必也是感同身受。

    其二,有益于社会稳定。参与宫变双方的是秦府、宫府两个军政集团,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宫变结果不会酿成大的、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尤为重要的是时隔两月登基的李世民,胸襟开阔,采取了诸多顺乎民心、适乎时宜的政策,不仅使敌对势力很快冰消雾散,而且使整个社会在已有基础上更趋稳定,并迅速走向大治。李世民不愧为卓越的封建政治家,特别是在知人善任方面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大政治家的品格和风范。宫变结束伊始,作为败方的宫府成员惊恐万状,“亡匿”四方。其时有人“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力反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世民纳之,并于“是曰,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这方面令人感动的莫过于对宫府核心人物魏征、王圭、薛万彻三人的信用。魏征“状貌不逾中人”,却有“经国之才”。宫变后,世民责问他:“离间我兄弟何也?”他回答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征性格就是这样耿介“抗直”。然世民并不介怀,他看重的是魏征的“经国之才”,故拔于“仇虏之中”,委以“枢要之职”。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也成为古来君臣关系之典范。魏征“忠诚奉国”,“知无不言”,世民“未尝不欣然纳受”。唯因魏征“忠诚奉国”,才使世民有此肺腑之语:“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魏征去世时,“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出殡时,“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且“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可谓备极哀荣。李世民还将魏征比作自己为政之一镜,深有感触地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王圭“忠谠无比”,亦颇受李世民器重,官拜宰相。宫府名将薛万彻,宫变后“与数十骑亡于终南山,太宗累遣使谕意,万彻释仗而来”,李世民委之以重任。在唐初统一事业中,大显身手,屡建殊勋,先后与柴绍击梁师都、与李靖征突厥、与李靖讨吐谷浑、与李责力伐薛延陀。于诸役中,薛出入战阵,“勇冠戎夷”,深得世民赞许:“当今名将,唯李责力、道宗、万彻三人而已!”可见,由于李世民采取了宽大政策,不独避免了社会动乱,而且化干戈为玉帛,使整个社会在已有基础上更加稳定。

    其三,李渊晚景是满意的。史载:贞观八年(634年)3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阳宫,三品以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讠永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5〕(P17―18)“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其乐融融。“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世民极尽人子之道。李渊病后,世民“忧惧在怀,不遑宁处,博求医术,备尽蠲疗,祈告明灵,具陈恳笃”。李渊病愈后,世民特降诏赐物天下:“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老人八十以上并孝子旌表门闾者,并宜节级赐物,以申响宴,庶使万国之内,同此欢心。”李渊去世后,“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僚,计无所出”,并拟委政太子,使自己“尽哀庐室,终其丧纪”,又拟在李唐王朝兴发地太原为李渊兴建寝庙,“以彰圣德”。这些材料充分反映了李渊的晚景是幸福美满的。那么,李渊缘何有此美满的晚景?世民又何以对其“晨昏定省”?笔者以为除了为人子者应尽孝道驱使外,最根本的还是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态度之故使然。

    诚然,李渊在宫变前的态度并非绝对中立,而是在中立的前提下稍偏李建成,然而世民仍能对其父李渊孝敬有加,原因何在?想来本不足怪。以世民之地位及明智,是会设身处地考虑并理解、谅解李渊的苦衷和言行的。

    不妨假设:倘若李渊不是中立,而是旗帜鲜明,毫无保留地维护建成太子地位又未采取有力措施而酿成宫变结局,那么,李渊尔后还是否会有令人称羡的晚景是大可怀疑的。如下几点就不难使人存疑:一从对封伦问题的处理看。封伦,武德朝宰相,“数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患病时,世民“亲自临视”。在建成兄弟相争一事上,“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赐以万计”,卒后“太宗深悼之,废朝三日,册赠司空,谥曰明”。其实,封伦“多揣摩之才,有附托之巧”,“潜持两端,阴附建成”,曾力劝建成提早下手:“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矣”,凡此均极“隐秘,时人莫知”,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借侍御史唐临之口对封伦的行为大加挞伐:“事君之义,尽命不渝;为臣之节,岁寒无贰;苟亏其道,罪不容诛。伦位望鼎司,恩隆胙土,无心报效,乃肆奸谋,荧惑储藩,奖成元恶,置于常典,理合诛夷。但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猥加褒赠,未正严料。罪恶既彰,宜加贬黜,岂可仍畴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惩,将何沮劝?”民部尚书唐俭遂之建言:“伦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从之,于是改谥缪,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这说明李世民在涉及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二从对待建成、元吉诸子的作法看。建成、元吉作为世民宿敌,在其看来罪不容诛,死有余辜,但宫变后,李世民对建成、元吉诸子尽行诛戮,“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则匪夷所思了。他们――建成、元吉诸子、世民亲侄儿,何罪之有,竟惨遭杀戮之祸!三从玄武门之变本身看:李世民亲自上阵,手执弓弩,射杀胞兄,不很有力地说明问题吗?正如清初学界泰斗王夫之所严厉责斥的:“(世民)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

    由上可知,李世民在政治斗争和原则问题上是绝不手软的。传统的道德礼法、骨肉亲情显得何等苍白无力!又怎能羁绊住李世民的手脚呢!如果上述假设真的发生,我们推测李世民对李渊是不会太拘泥礼法的,至少是不会像上述那么孝敬,这是可以肯定的。

    再设想,若李渊废嫡立庶未遂而导致宫变发生,那么,姑且不说李渊性命是否有虞,但其晚景怎样也很难料定。对此,王夫之又云:“(世民)驰骋侠烈之气,荡其天性,固无名义之可系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开国之休,使逊心以听高祖之命,其可得乎?”因而,唯有中立,不管哪方获胜,对李渊都无威胁,还能落得一个比较美满的晚景和理想的归宿。

    综上所述,李渊的中立态度,并不是无所作为、没有主见的反映,相反恰是有所作为、深谋远虑的体现。亦即说,这一态度与庸懦无能、缺乏主见,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事实证明,李渊的中立态度是高明的,抉择是明智的。 还有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二题需当论及:

    一、怎样看待两《唐书》、《资治通鉴》所载武德朝宫闱斗争史事?譬如:李渊极力偏护宫府一方?宫府屡屡加害世民而世民却少反击举动?政变前夕,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力促李世民要“大义灭亲”?宫府德才俱无,劣迹斑斑?客观地说,这些记载有可信一面,更有不可信一面,原因何在呢?要弄清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弄清两《唐书》、《资治通鉴》的取材。

    史学之发达,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和鲜明特色,修史之悠久且绵延不绝,是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古来哲人睿士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着非常透辟的认识:“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古之为史者,善恶备书,所以示劝惩也”,“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实录”、“直书”是中国古代修史又一优良传统,“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古代帝王只所以看重修史,除了要借鉴历代治乱兴替经验和标榜文治外,大概就是忧心其“秽迹”被记录史册而遗臭万年。唯此,所以古来德才兼备,耿介正直,因秉笔直书而身遭厄运的史家可谓代不乏人,“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铖…或书填坑窖”,“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或者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不亦难乎?”〔8〕此乃包括两《唐书》、《资治通鉴》在内的所有史典多失实原因之一。其二,古代修史隐讳、回护之恶习流弊,影响极坏且深,所谓“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由此,“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其三,史家往往将个人恩怨、好恶爱憎形诸笔下,“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患;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于是,“史之不直,代有其书”,遂成常事。

    李世民呢?作为一代杰出封建政治家、开创大唐帝国新气象的创业垂统之君,又干了诛兄逼父为礼法所不容的“无亲”、“无君父”之事。这样一位集君子与小人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便决定了他对史学的关注大大超过了一般帝王。这其中,除了李世民高瞻远瞩,要“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所谓鉴史资治外,还有一点不能疏忽的是惧怕上述“秽迹”被记录史册,传之后世。史料对此稍有透露: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问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己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这段颇为精彩且意味深长的对话,真实地再现了李世民内心的隐忧。翌年(640年),李世民又向房玄龄表达了相同愿望,在含蓄地解释了要观史的堂皇理由后,不容分说地要房“撰录进来”,房焉敢怠慢,诚惶诚恐之余,急与他史官“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那么,两《唐书》取材何处?清初史家赵翼就此有考:“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复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7〕(P345)既然《旧唐书》“多抄实录、国史原文”,而《新唐书》、《资治通鉴》又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旧唐书》以及原唐朝实录、国史相关内容,再加上修史者所受当时政治气候与其自身爱憎好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诸书在涉及唐初宫闱斗争史事的记载上,便出现了诸多歪曲和不实。至此,上述一系列疑惑遂焕然冰释,不言而喻了。

    二、“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

    以父子、夫妻、兄弟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礼仪规范,在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形形色色、鲜活具体的个体的人。这就决定了由他们所组成的必然是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应该说,父慈子孝、夫义妇贤、兄仁弟悌是构成漫长的中古社会家庭关系的主流,留下了不少诸如“割股疗亲”、“卧冰求鱼”、“举案齐眉”、“打柴劝弟”等千古咏传的动人佳话。廿四史中《孝义传》、《孝友传》、《孝行传》、《烈女传》之传主事迹是可为证。然亦无须讳言,将封建纲常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因财产分配、名位继承等各种原因而致子杀父、妇害夫、弟诛兄等悖人伦、逆天理的人间惨剧,勿说民间司空见惯,即使宫闱、宦门、望族所谓上流社会之家也俯拾皆是。甚至理学盛行的后期封建社会也概莫能外。换句话说,如果人皆孝子、烈女,那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孝义传》、《烈女传》,正因为相反,所以才要编之以劝当世,励后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无独有偶,不仅李世民作皇子时,为皇位与胞兄交恶动武,喋血宫门,使乃父伤透脑筋,莫知所措,谁知他君临天下后,同样的麻烦又不期而至,历历如昨的“夺嫡”之变又将即刻在其诸子中重演,也使他忧愤异常,一筹莫展。史载:“承乾先患足疾,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5〕(P2648)双方紧锣密鼓,积极图谋兵变。大打出手的流血事件的发生又是旦夕间事,情势间不容发。李世民终究气魄非凡,断然将双方“两从废黜”,且诏:“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二子争嗣风波总算平息,然在新定太子事上,又使这位一世英雄的强人费尽心机,终以蹩脚且不乏滑稽的方式了事。史载:“太宗欲立晋王(李治)…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责力,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臧。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新定太子之事就这样戏剧般收场。叱咤风云,雄才宏略如李世民在确立太子之事上竟显得这般无能和无奈。难怪后人对此不胜感慨:“(太宗)自投于床,抽刀欲刎,呜呼!英武如太宗,而欷虚欠以求死也,亦可悲矣哉!”

    以李建成、李世民比李承乾、李泰,以李渊与李世民当时各自所面临的内外形势相比,的确有天渊之异。尽管如此,李世民仍显得那么犯难和无能。相形之下,李渊的作为就从容自如多了。由此似否对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上的态度及作为可用这几句话来概括:看似无为,其实有为;看似犯难,其实潇洒;看似懵懂,其实清楚;看似愚拙,其实大智。

    古人就李世民躬自参与“夺嫡”和处理诸子“夺嫡”之事表达了各种看法,或感慨、或遗憾、或讥讪、或兼而有之,不一而足:“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于”,或曰:“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凡此,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圣人千虑,失于知子”,不知舍此又当该作何理解呢?唯其如此,笔者觉得:李渊、李世民在处理诸子争夺皇位之事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是尴尬的,决策都是英明的。如果说有别的话,那就是前者较后者显得要从容和高明一些。从而更佐证、反衬了本文结论之正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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