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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毛泽东和江西肃反－兼答飞将军 -- 温相
家园 【原创】毛泽东和江西肃反－兼答飞将军 江西肃反最初是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9日的来信中指出AB团在江西有活动。而这时江西地方党组织并没有执行用肃反的这一办法来推动中央来信的贯彻。到1930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央和地方上汇报时虽然说：“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但是，并不认为是“十分巨大”。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然而，始终没有人注意中央11月来信中还专门强调一点，那就是注意甄别敌人的破坏，不能把敌人和自己人混为一谈，而后肃反运动中特别是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开展的斗争中，矛头一开始就是对着反对派去的。
早在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就开始布置肃反任务，这是江西肃反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但是，直到中央巡视员7月22日汇报以后，赣西南的肃反还没有出现高潮，但是，到了1930年8月，突然起了变化，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介入。毛泽东于该月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成为江西地区党组织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之下，到了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发布《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号召“全体党员行动起来肃清反革命。”
这次肃反运动的领导者是毛泽东，但是，具体执行者是李文林，然而李文林在10月时就已经看出肃反有扩大化的嫌疑，所以，不准备继续进行肃反运动，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意，联系到以往李文林的一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表现，毛泽东对李文林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1930年10月4日，红军在吉安城内发现所谓的李文林父亲是地主的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已经被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1987年的《江西党史资料》第一集的364页中给予明确的说明，李文林父亲死于1927年，AB团成立于1927年年初，李文林的父亲不可能在病中和AB团发生联系，更不可能在本人死后的几年中继续“领取AB团经费”。十天以后，也就是10月14日，毛泽东用李文林的这个证据给中央写信，要求扩大肃反的规模。
1930年10月月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纲领性的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门做有决议，决议中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正是这个扩大化的文件给肃反在第一阶段本来已经准备停止的时候再狠狠加上一鞭，让这匹已经脱缰的野马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接着，11月上旬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这次肃反的起因就是因为在攻打大城市问题上，军内有分歧，队伍带到吉安城外以后，立刻开始肃反，当时萧克的回忆是，凡是家庭成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以上的都是肃反对象。这个唯成分论恰恰对应了早于1929年中央指示肃反之前毛泽东就在湘赣边界布置洗党的中的成分论毫无二致。所以，高华把洗党确定为肃反在江西的前兆是有着一定理由和根据的。
（未完待续）
元宝推荐：你克我服,家园 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之下，到了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 9月16日，毛泽东还在从长沙回师江西的路上呢，怎么推动？
家园 两个问题一起回答你： 推动不一定就是现场指挥或者当场指导。
我们知道第一阶段的肃反是从二七会议开始的，而二七会议以后，“2月16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请注意这里的刘士奇是毛泽东在二七会议之后走马换将代替李文林的。是毛泽东的亲信之一。
当时赣西南特委对付AB团的特点就是：“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
第二个问题，回答关于洗党这件事。
洗党是“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我翻看了有关资料，里面关于洗党的论述如下：“湘赣边界的洗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必要的，有利于党和红军内部的纯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次洗党运动过分强调成份因素，过分扩大不利分子的范围。特别是强调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对于以后的一些过激行动树立了参照。”
家园 联系史实，感觉毛开始时的洗党有模仿苏联的影子 家园 几点史实商榷 第一、肃AB团最早是在30年5月，虽然“二七会议”提出了肃清地主富农的问题，但其提出的“肃清”方法是“开除”，这和肃反有质的区别
第二、刘士奇是毛泽东亲信的问题。据我所知，他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斗争，那么，他结识毛泽东的时间不会早于李文林，他是毛泽东亲信的理由何在？
第三、刘士奇走马换将代替李文林，这就更不着边际了，赣西南特委本来就是“二七会议”上成立的，在此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何谈取代？
第四、刘士奇30年8月就被撤职，此后当家的就是李文林了，而赣西南特委在9月24号发布的《第二十号紧急通告》，正是肃AB团在地方上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 复 几点史实商榷
家园 回答你的其他两点问题： 我的回答：肃AB团只不过是江西肃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江西肃反正是在二七会议的精神感召之下进行的，尽管肃反运动一开始也指出杀人要有证据，但是，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并没有对这点进行切实的遵守。
戴向青、罗惠兰主编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本的《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中记载“６月２５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大纲中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这里提到的赤色恐怖和赤色清乡为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在这份大纲中同时提出在杀人问题上一定要慎重。然而，这个慎重的提醒没有得到任何落到实处的执行。这里面注意一下时间，1930年6月正是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之际。
另外，肃反一词原本就来自于苏联，苏联对肃反的全面解释是：“肃清一切反对红色革命政权的反动活动和宗派活动，包括开除、抓捕乃至执行枪决。”由此可见，你所说的
肃清和肃反是本质的区别，这是不准确的，他们不但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反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苏联在内，肃反的主要形式偏偏都采取了最为极端的做法，那就是肉体消灭手段，从莫斯科三次大规模的审判结果看，除了拉迪克被判处20年徒刑以外（以后还是莫名其妙的死于狱中），其他人都被枪决，而苏联各地的清洗也都是以枪毙为唯一处理手段。苏区肃反早于苏联1937－1939年的大清洗，但是，手段却是和以后的苏联大清洗有着惊人的相似。联系到苏联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指示（1920年）“以完整消灭敌人的肉体”的这点看，有些事情就不难解释了。
第四、刘士奇30年8月就被撤职，此后当家的就是李文林了，而赣西南特委在9月24号发布的《第二十号紧急通告》，正是肃AB团在地方上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我的回答：我前面已经多次提了，李文林在肃反中同样具有错误，但是，九月以后特别是十月中，李文林已经认识到肃反的危害性，十月初到十月底就开始了纠偏工作，但是，毛泽东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不但不同意李文林等人的降温要求，反而要求继续扩大化。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富田事变最终爆发。而富田事变中，李文林就被逮捕。
而肃AB团的真正高潮就是富田事变前后。
家园 看来飞将军和你的分歧主要是在于肃反的动机和后果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在于肃反是好心犯了错误导致的扩大化还是把肃反作为肃清异己的手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往也有过一股农民武装吞并另外一股的做法，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而苏联的肃反的高潮是在三十年代，所以毛他们的肃反的影响的源头值得商榷。
- 复 几点史实商榷
家园 毛泽东和刘士奇的关系－兼复飞将军 第二、刘士奇是毛泽东亲信的问题。据我所知，他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斗争，那么，他结识毛泽东的时间不会早于李文林，他是毛泽东亲信的理由何在？
我的回答：亲信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辞典》上的解释是“亲近而信任的人”。亲信并不意味着结识时间的早晚。当然，结识时间的早晚也是一个考察条件，但是，并不是最为主要的，政治上的亲信更是来自于正之路线上的紧跟程度。比如康生，他是什么时候认识毛泽东的呢？然而，这并不影响康生在延安整风期间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副手和亲信之一。
那么，刘士奇结识毛泽东或者说他和毛泽东的渊源是不是晚于李文林呢？
我们来看看刘士奇的有关资料：刘士奇，1902年生，湖南岳阳人，他是郭亮带领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郭亮和夏明翰，而郭亮与夏明翰之于毛泽东是什么样的关系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以后，刘士奇担任过共青团安源地委候补委员，委员和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安源支部是毛泽东一手建议创立的，李立三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刘士奇在去江西省委工作之前，始终在毛泽东的湖南战友的圈子里面。
刘士奇在1929年还与毛泽东成为亲戚。毛泽东1928年4、5月期间与贺子珍结婚，次年，刘士奇和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按照贺怡的说法是二人的婚姻主要来源于父母的撮合，感情不很愉快，一年多以后，他们离婚。不过，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刘士奇是毛泽东不折不扣的妹夫。而且，有意思的是，从1929年5月到1930年7月，这一年多时间里的妹夫的刘士奇恰好是刘士奇本人在革命征途中最为平坦、顺利、得意的时期，当然，这不过是巧合罢了，否则那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早在1929年11月，毛泽东就建议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而1930年1月毛泽东提议的新的赣西特委人选就是刘士奇和曾山。这个建议遭到抵制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上，再一次提及这个组织问题，终于形成决议，成立新合并的赣西南特委，这个赣西南特委是合并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基础上成立的，新的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就是刘士奇。
随后在二七会议上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前委，统一领导红四、五、六军，这个新的前委常委一共五个人，分别是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候补常委是彭德怀、黄公略，书记为毛泽东。
我们不妨再看远一点，这次新的前委委员还包括陈毅、邓子恢、滕代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谭震林、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由此可见，刘士奇当时地位的显赫程度。党史中称呼这个时期的刘士奇是“在此（二七会议）前后，还先后任（兼）红六军军委书记、政委，红二十军政委，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从红四军九大到项英插手富田事变这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内毫无争议的第一号人物，而刘士奇能够很快跻身到常委行列中，这和毛泽东的深厚信任是分不开的，而另两个常委曾山和潘心源同样也是毛泽东的亲信人物，潘是秋收暴动之前的张家湾会议的重要成员之一。
1930年8月，刘士奇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随后前委就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和富田事变》第140页），把二七会议、刘士奇、毛泽东联系到一起，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刘士奇的位置吗？而能够用前委名义发号施令的又是何人呢？
第三、刘士奇走马换将代替李文林，这就更不着边际了，赣西南特委本来就是“二七会议”上成立的，在此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何谈取代？
我的回答：不知道为什么“不着边际”，我们先来看看李文林之于赣西南的根据地的关系，史料上说“李文林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创建和保卫东固革命根据地，并在赣西南各县不断游击，建立小块红色区域，形成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李文林作为红二、四团的负责人和行委书记事实上就是赣西南的实际负责人。
然而，在二七会议以后，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在这个新特委中，李文林只不过是新的赣西南特委常委，从属于刘士奇为首的书记，而且，李文林在部队中实际位置也予以取消，调往地方工作，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唯一能够说明他是军队负责人的唯有一顶新的前委委员的空帽子。这不是被代替又是什么呢？
家园 回复如下 “亲信”一词，老温既然搬出《现代汉语辞典》，我就只好举白旗了，虽然平时我们提到“亲信”时都难免有些潜台词。刘士奇和毛泽东的亲戚关系，虽然他和贺怡关系不怎么好，毕竟是事实，我也没话可说。
单说说刘士奇和李文林。
李文林，1928年1月指挥部队配合部队延福党支部领导农民武装攻打阜田获胜，不久任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7月、11月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任第二团团长兼两个团的政治委员。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六军，任第一旅党代表。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去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会议。8月任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
刘士奇，大革命失败后，27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年12月兼中共九江市委书记。另外还有资料称刘士奇27年10月至12月任赣北特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秘书长、特委书记（11月任特委书记）。1930年初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2月参加二七会议，任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委员、常务委员，赣西南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5月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7月兼赣南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未到任），8月被撤职去中央学习。
赣西南的根据地本来就是在赣西特委领导下，李文林本人也是一直是赣西特委的委员之一，莫非他的部队特委书记就不能领导了？而且，红六军不是他一家的人马，还有罗炳辉的起义部队，黄公略的永新、莲花、宁冈等县的游击队，由特委书记当党代表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 复 回复如下
家园 再说两句： 订正一处史实：你说刘士奇“同年（1927年）12月兼中共九江市委书记。”
似乎不确，实际上，刘士奇是1927年10月20日以后兼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的，是赣北特委书记身份兼任，12月，刘士奇以路线错误被免职，吴德峰接任。
刘士奇本人担任赣西特委书记的时间是1929年11月到1930年2月，而且是代理赣西特委书记。
从1928年7月到1930年2月，担任过赣西特委书记的一共包括贺俊、唐在刚、江建民、冯任、王百元、刘士奇等六人。这六个人中，一般任职没有超过半年以上的，贺俊最长也就是半年，唐在刚最短，不过一个月。内中以代理书记身份工作的包括唐在刚、江建民和刘士奇，而且，《江西党史资料》上披露刘士奇的这一任赣西特委书记还没有得到江西省委的承认（主要是江西省委巡视员，中共江西省委于1930年3月在九江重建，此前是巡视员代理工作）
然而，在赣西特委书记走马灯一般的轮换过程中，只有一个特殊现象始终存在，那就是作为赣西特委秘书长的李文林始终担任赣西特委秘书长主持工作，这个现象表明，李文林本人作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尽管得不到足够的信任担任特委书记，但是，由于他一方面是根据地创建人，另一方面又是红军在赣西南部队的领导人，所以，他以秘书长的身份主持赣西南实际工作。
也所以，在1929年11月，当毛泽东提出合并特委和红二、四团时，受到直接威胁的就是李文林，李文林自己并不出面，他让江汉波出面代表省委说话，抵制毛泽东的提议。1930年1月，刘士奇做了两个月省委不承认的代理书记以后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让他和曾山组建新的赣西特委，结果遭到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抵制，李文林是否参与此事，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江汉波作为代表江西省委的巡视员则出面了，2月，毛泽东召开二七会议，集中解决这个组织问题。
从以上事实看，我们不难知道，李文林与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配合是比较矛盾的，之所以，毛泽东终于决定把刘士奇调进新的赣西南特委，而在刘士奇到位以后，很快把李文林从部队的领导人岗位上调出，从事政府工作。所以，我们说刘士奇走马换将代替李文林。
家园 【原创】毛泽东与江西肃反（续三）－如何客观看待毛泽东的肃反 关于江西肃反运动，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以后有过一个自我评价，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1980年12月10日转引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杀了4500人，但是，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那么，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两段评价肃反的话乃至如可客观、历史的看待的毛泽东的江西肃反呢？
党史在界定江西肃反阶段上，曾经明确的指出：“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运动集中表现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宜黄肃反和富田事变这两件事上，毛泽东所说的杀错了人也多指这件事。
然而，多年以来党史中从来没有否定肃反运动本身，只是一再强调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错误，词连毛泽东之处更是谨小慎微，逄先知等人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关于肃反这一段也是一笔带过，没有详尽的描述。我以为这么处理一方面是为尊者讳；另一方面表明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肃反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毛泽东本人是党内最早看出党应该走向何方的少数人之一，他提出的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在当时鲜有支持者，即便是红军壮大以后，毛泽东的很多正确观点也是在和中央以及地方党组织讨价还价中完成的，施行起来也是大打折扣。而党内那时候的民主作风还是相当浓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要倾听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红四军七大事件以后，朱德还明确让把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回信放在群众中讨论、争鸣，这是在以后我党历次斗争中不多见的表现。
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封建传统的国家，仅仅依靠短期的民主手段和氛围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民主更加退而求其次。组织形式上的严密和指挥上的绝对全权尽管有害民主，但却保证革命的顺畅。而且，在短期内非常有效果。毛泽东自己虽然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可是，正是他带领红军和根据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集中手段远比民主来得有力。再有就是党内封建思想浓厚，李维汉晚年给邓小平写信（1980年）就指出我党党内干部思想中封建主义远要比资本主义强烈。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少干部战士甚至不知道马克思为何人。所以，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产生用肃反这种极端手段消灭不同意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今天谈论历史人物一定要把他们的事实放到那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待，而不能进行割裂历史的片面论断。比如毛泽东的这个肃反也是这样。毛泽东自己正确的主张得不到落实，诚如哥白尼、布鲁诺和教会那些无知的主教辩论一样充满苦恼，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是哥白尼、布鲁诺，他不会等着反对势力把他“烧死”，相反他则要“烧死”反对势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保全革命利益”，事实上，毛泽东一旦这么做了以后，红军上下也确实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在以后的反围剿战役中屡次重创敌军，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当然是要肯定的。
但是，肃反的弊端在于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者，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之下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况且，这种做法一经使用并且很快发生效用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给党的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然而，我们发现在苏区和延安的两个大肃反过程中，胜利占有主流因素，负面毕竟是支流。毛泽东在江西领导的肃反为什么一直肯定，而张国焘和夏曦在鄂豫皖、湘西执行的肃反则给予否定呢？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张国焘等人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更主要的是两个肃反的结果，毛泽东的江西肃反“保存了四万红军”，扩大了根据地，而张国焘的肃反丢了鄂豫皖，夏曦的肃反让红军大量减员。当然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自然也有毛泽东最后是党内历史的修订者和发言人的因素，却并不是唯一因素。
我们再来看延安整风，我一向认为整风运动是一次高级肃反，江西肃反只不过是肉体肃反，延安整风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肃反，毛泽东在十年革命斗争中总结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经验在延安整风第一阶段的精神肃反中得到全体的认可。而在第二阶段，人们通过肉体肃反则更加愿意服从这个思想、执行这个思想，全党上下一心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铁流，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不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共就一举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精神上的高度统一和肉体上的集中凝固是致胜的法宝。
可是，问题这时也出来了，就是在延安整风的第二阶段，肉体肃反时，江西肃反的恶习再度表露出来，尽管以后获得纠偏，但是，后遗症还是留下了。这说明肃反这种手段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化已经到了必须取而代之其他进步手段的时候了。
可惜的是，作为肃反运动的鼻祖之一的毛泽东并没有随着共和国建立以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面，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主流方向上来，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迷恋肃反运动，继续用肃反手段对付党内异己者，甚至背着党中央主要常委私下炮制秘文作为打击同志们的炮弹，不按照党章规定操纵中央全会完成打倒对手。到得1966年，比江西和延安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终于来临，在这次运动中，精神肃反和肉体肃反交替出现、互为辉应，全国只有一种声音，全民族只为一人而活。然而，今昔异势，这次恰恰是毛泽东在贯彻他错误的主张和政策，那么肃反在丝毫没有正面意义的前提下，只能成为世纪的祸水了，所以，中共中央在拨乱反正以后，明确全盘否定文革运动，也是对这一次肃反的错误的最好回答。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打倒某一个人或者推翻某一个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而是通过历史告诉未来，我们应该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寻找一条更为有效的途经出来。
家园 【原创】毛泽东与江西肃反（续二）－毛泽东在肃反中的用人问题 下面我们看一段黄克诚和何笃才的对话，来自《黄克诚回忆录》中。
“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何笃才十分肯定毛泽东的才能，其实不仅何笃才一个人这么看，大多数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如此看的，之所以他们一生跟定毛泽东闹革命尽管以后被毛泽东整过，受了委屈，但是，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比如陈士榘等人还是坚定的认为毛泽东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恩师，主要就是毛泽东的能力，正是毛泽东不凡的能力才使得这些原本一文不名的群众变成缔造共和国的元勋。然而，在毛泽东身上同样也有一样东西和他的能力几乎同时并存和突出，那就是他在用人上的缺点。
上面何笃才已经谈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肃反中最为看重的就是李韶九，李韶九此人，在《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的过去错误的决议》中说：“李韶九同志在１９２８年已经入党，不久后曾在安源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代邮快件，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工人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叛变；次之，李韶九同志当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竟与被罚款的商人女儿结婚，这种严重错误最是损害党苏维埃政府特别是肃反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再则李韶九同志在他有钱的时候，又时常向党内滥要钱，这亦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行动。”
萧克在他的《萧克回忆录》中说李韶九：“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然则，这么一个人居然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道理何来呢？在《党史文苑》上，余伯流撰写的《红二十军是怎样解体的》中对于李韶九的被重用说了这样一番话：“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结合何笃才生前的评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我们不难看出李韶九之所以被信用到底理由何在了，而此后的康生、谢富治乃至四人帮这一系列整人的棍子又因何被重用，恐怕从江西肃反用人路线上多少能够找出一些渊源来吧？
而这种用人给毛泽东带来了什么呢？黄克诚说过：“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我们多年以后反思文革也好、反思反右倾运动也罢，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犯的错误是让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未完待续）
家园 请问一下：李韶九结局怎样？ 太祖喜欢任用亲信也不是秘密了，秋收起义的部众基本上无不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