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风雨年华 书生本色 -- 桃源客

半生戎马、半生笔耕，秘密工作与笔墨生涯勾连交织；从进步文青、八办特工、情报参谋，到军管会文艺处组长、新华社分社社长和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秋耘的一生跌宕曲折而饶富传奇。

黄秋耘原籍广东顺德，生于香港。祖父黄藻云为著名中医，父亲是香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1935年，17岁的学霸黄秋耘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一共考取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燕京和中山五所大学。因自幼喜好文学，遂负笈北上清华中文系。第二年，17岁的熊向晖也考入清华中文系，黄却已改读社会学系，两人擦肩而过。黄秋耘只比熊向晖早几个月入党。

黄秋耘是于光远的入党介绍人，而介绍黄秋耘入党的何礼，后任延安中央青委干部科科长、东北局社会部情报一处科长，解放后当过20多年吉林大学副校长。

七七事变后，清华肄业的黄秋耘衔命南下，很快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起初，民先领导人李昌派遣黄秋耘到华南发展组织，同时和陈铭枢等十九路军将领晤谈，联络统战。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黄秋耘由李少石和连贯直接领导。

1938年春夏之交，连贯根据线报得知日本驻港情报机构铃木机关在湾仔一处山坡上设了个招待所，起名为“千岁馆”，专门接待从内地来的中小汉奸。假如能将这些败类的“尊容”一一拍摄，将会极大地助益对敌斗争。作为考验，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认识不到两年的年青干部黄秋耘。黄秋耘不负重托，利用自己在香港的社会关系进入千岁馆对面陈姓大亨的豪宅，用三天时间一共拍摄20多个进出千岁馆的中国人，影像非常清晰。连贯高度评价了黄秋耘的成绩，同时也及时中止了这项行动。他认为，同一个地点的活动不宜过于频繁，否则会有暴露的危险。

此后，连贯更加信任黄秋耘，接着又派他化名梁海山，直接打入铃木机关。铃木机关的头目叫户根木，公开身份是日本驻港副领事，他与土肥原贤二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此人老练狡猾，是个难缠的对手。这一段潜伏经历，黄秋耘曾有回忆：

经过三个月的卧底，黄秋耘获取了不少情报，如日军进犯华南的时间和广东国民党部队将领通敌的情况。后来，由于组织上察觉他有暴露的危险，便安排他及时撤出香港。

黄秋耘担任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第一团副团长回到广东高州。1939年7月日军由海路侵扰电白时，中共电白县中心支部书记黄秋耘（当时公开身份为国民兵常备队中尉政治指导员）带领一个加强排40多人，打响了茂名抗日的第一枪。

1941年底香港沦陷前地下党组织大营救，黄秋耘受命返港到九龙找到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一路让他装成哑巴，经过千难万险突破日军重重检查，经广州到桂林，直到交给广西地下党组织。 他还参与了营救一位在港的阿根廷籍第三国际代表的秘密行动。

日寇占领香港后，党组织安排偵察英軍投降前埋藏武器的地点，以便夜间派人挖取。黄秋耘动用本地人脉，得以寻获两处。他还奉党指示，借助父亲开药店的条件秘密采购西药，再將药密封在鉄桶里，吊在船下两尺深处，躲过鬼子盘查，偷运回后方。

在广东，黄秋耘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梅蕉平埔守备区任中校参谋。后进入七战区编纂委员会，除负责《阵中文汇》杂志和其他编辑工作外，还受许崇清指派作为编委会代表出席上级召开的会议，常常戎装佩剑出入国民党省党部和战区长官司令部。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为安排东江纵队尽快北撤，周恩来、叶剑英在军调部会议上竭力争取美方罗伯逊上校和马歇尔将军支持，迫使国民党方面同意往广东派出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是米勒上校，国方是黄维勤少校，中共代表为方方少将。方方仓促受命，临行前叶剑英特意叮嘱说：“延安与‘东纵’有半年多失去电讯联系，中央很关心，你到了广州，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上。我们要把东江纵队保存下来，撤到北方。”第八执行小组从北平飞抵广州，新任军委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特意“招待”执行小组住进沙面岛的洋楼，训令“养尊处优，好好保护”。要离岛必须经过仅有的两三座桥，虽环境优雅舒适，实同软禁。

当时，东纵处境极为困难，纵队政委尹林平秘密潜入香港打电报给周恩来，忧虑中的周恩来接到电报才放下心来，及时回电给予指示。黄秋耘临危受命，担负起广东地下党与方方之间的秘密联络任务。

黄秋耘随携身带国民党的“军人手牒”、“军官证明书”等证件，西服革履，乘坐广九快车的二等车厢从香港直赴广州。他先派人给代表团送去活动经费及东江纵队的联络图和联络暗号。很快，又通过在广州行营的内线搞到一份重要机密情报－－国民党准备出动七个师围剿东纵主力的作战计划。这份情报需要尽快送给方方，还必须万无一失。显然直闯代表驻地很容易出纰漏，因为驻地周围布满宪兵特务，对进出人员实施严密监控。

这时，黄秋耘想到国民党元老、广州行营中将高参李章达将军。李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是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的老上级，颇有威望，宪兵、特务也不敢轻易惹他。当时他是民盟南方支部负责人，政治上同情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而且与黄秋耘有些私交。黄与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仔细研究后决定，利用李公馆作为联络地点。黄秋耘找到李章达，说明来意，李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于是，由李章达出面请方方来公馆吃便饭。方方心知一定有紧要的事情，即刻穿上少将军服，乘车来到李公馆。见面寒暄了几句，李章达便借故回避了。黄秋耘说明身份，从口中吐出一颗小蜡丸交给方方，剥开后便是密写的作战计划。此后，黄秋耘作为军调组联络员还利用各种方式多次传递秘密信息，最终保证东纵借用美军登陆舰顺利实现北撤。（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章达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

东纵北撤完毕，黄秋耘也上了军统特务的黑名单。组织安排他潜回香港，在工委副书记兼文委书记邵荃麟领导下工作，和另一位清华校友乔冠华又成了战友。几十年后，黄秋耘有一节回忆乔冠华的文章，提到老乔早年曾批评自己“多谋而不善断，如果搞政治的话，是不能够独当一面的，倒可以当一个专门出点子的幕僚。”，"假如他说的是真心话，那么，他的性格上的弱点和我恰恰相反，是'善断而不多谋'，断错了就铸成了大错。"

到解放战争后期，黄秋耘又重披戎装，进入广东东江游击区，在粤赣湘边纵东江第一支队（相当于旅）司令部担任情报参谋。行军打仗之外，每天晚上负责通过无线电收听国外新闻社的英文播音。因为当时英美记者从国统区发稿无需经过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批准，时常会透露一些国军兵力部署和调动方面的信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黄秋耘和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解放后，黄秋耘终于回归自己的老本行，以散文、杂文作家知名。他的中英文造诣都很深。20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版，他是主持修订的三位主编纂之一。英文方面，黄秋耘有着扎实的童子功，曾经“锄”过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组长袁水拍的译稿。改开后丁玲访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由黄秋耘担任翻译。

上世纪80年代，黄秋耘回顾40多年亲身经历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出版。涉及地下工作的部分散落于该书“秘密使节”、“银弹的秘密”、“奋战南疆”、“太平洋的暴风雨”、“我所认识的乔冠华”、 记“七战区编委会”、“身在曹营”、“东纵北撤前夕“和“一个情报参谋的手记”等章节。解放军总政创作室、珠影和北影创作中心分别摘取书中若干情节，改名换姓拍摄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黄秋耘不愿参与改编，还建议改编作品最好改用别的名称。

回首往事，黄秋耘生前感慨：“我一生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多，但是拿笔之后的迟疑和勇敢却比拿枪的时候多得无法比拟。”其实，他的文字生涯要比从事军事情报的经历更长，只不过后者的惊险刺激远胜前者，容易产生错觉。他曾被自己所献身的神圣事业打得头破血流。但不论拿枪还是拿笔、戎装还是便装，黄秋耘的一生都为追求信仰矢志不渝、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