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毕苏斯基元帅传 -- 马灯

对于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四十不惑的人生规律是不适用的。

Bezdonys之后，尽管手头宽松了很多，毕苏斯基的心头却一直紧皱着。事实上，1908年到1914年之间，波兰社会党在俄属波兰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弱，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沙皇政府渐渐从日俄战争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并转变对波兰的管控模式。在经济上，沙俄将波兰王国和俄属波兰融入自己的经济体系，沙俄成为波兰最大的市场；在政治上，沙俄开始收紧对波兰的控制。

波斯尼亚危机加重了沙俄对同文同种的德奥的不信任。本来奥匈帝国和沙俄双方约定沙俄同意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而奥匈帝国支持俄国修改1878年的《柏林条约》。结果，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单方面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却没有为修改《柏林条约》的事情出力。这个举动不仅惹怒了塞尔维亚，也让沙俄越来越警惕这两个邻居。年底，毕苏斯基移居奥属波兰的加利西亚。毕苏斯基带领着队伍加入总部在利沃夫的军事行动联盟（Z.W.C）之后，传奇经历和实战经验帮助他逐步成为这支队伍的军事领袖。军事行动联盟汇聚着加利西亚大部分左翼党派以及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王国控制的诸多团体的代表。1910年，在奥地利军方的默许下，毕苏斯基组建了一支半正规化的步枪队。按照设想，独立战争打响时（主要是针对沙俄的独立），毕苏斯基将率领一万人的步枪队与奥地利人并肩作战。

1911年，毕苏斯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写回忆录，研究欧洲大国的政治脉络和国情民情、思考民族独立的策略和波兰在德国、奥地利和沙俄的大国角力之间的支点、改进军事行动联盟的管理体系和战斗战术上。他施展个人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和革命青年汇聚在自己旗下。

万马齐喑究可哀是当时波兰的真实写照。即使从1874年会议波兰王国终结算起，波兰也已经被彻底肢解了40年。分裂后的三个部分已经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下，变得非常不同。在大多数人眼里，波兰是作为的国家性在消失，只有她的民族性依然保持着。在经济上，三个部分已经被分别整合进了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体系中，这点对于德占波兰和俄占波兰尤为明显。在受教育程度、工业生产力、城市建设和生活质量方面，德占波兰更胜一筹。在行政上，由于三个部分在行政管理上的不同标准和质量，波兰人也渐渐形成不同的公民行为。一个小故事能说明这种不同：一个犹太商人住在三个帝国边界交汇的地方，他抱怨德国税务官从不受贿，但俄国税务官一直受贿，而奥地利税务官则因人而异。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俄国的东正教和德国的新教在冲击着各自占领下的波兰原有的天主教系统。教育方面，三个帝国都在加速进行同化教育。在德占波兰，德语替代波兰语成为小学宗教教育语言，大量来自德国的文职人员和教师被派往波兹南尼亚省，形成一个新的官僚统治阶级。大量的乡村和城镇的名字改为德语名字。从1908年起，德占波兰政府开始限制波兰语在公众集会场所的使用。俄国的步伐也非常快。沙俄一方面释放对波兰宽容的政策信号，一方面加紧对波兰的控制。1907年，俄国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比例被削减了三分之二，关于波兰自治的请愿亦被否决。1912年，海乌姆固柏利地区从维斯瓦边区分离出去，在行政和法律上合并进俄国，成为俄国的固柏利省（Gubernii）的一部分。同年，俄国政府还收购了华沙-维也纳铁路并遣散了大量波兰雇员。1913年，俄国同意波兰建立地方选举委员会制度，但俄国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奥匈帝国的实力本身较弱，她对奥占波兰的控制也缓和很多。渐渐地，加利西亚成为了波兰民族的自由政治和文化中心，克拉科夫大学和利沃夫大学吸引着来自不同占领区的波兰年轻人。尽管加利西亚的社会秩序陈旧，经济落后，但波兰人在这里享受着最宽松的地方议会制度。

不过，没有人知道波兰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他们只能从各种很差的选择中挑一个更能接受的。对于德国的态度就是一例，国家民主党在德占波兰风生水起，是因为植根于波兰民族对普鲁士强势的民族融合的政策的厌恶。毕苏斯基和他们追随者对德国也非常不感冒，包括后来的波兰大将军Sosnkowshi, Kukiel, Sikorshi。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显而易见的未来，当他们为奥地利而向俄国开战的时候，自然就站在了德国这边。而对于俄国的态度，双方恰好相反。德莫夫斯基在1908年提出：俄国不是关键，德国才是波兰民族存亡的根本威胁。在他看来，最现实的方案就是重新统一所有波兰的土地作为沙皇统治下的一个自治单位，他呼吁俄波和解，并不反对波兰的斯拉夫化，并倡导新斯拉夫主义。国家民主党呼吁波兰民族与斯拉夫民族的和解，号召支持者们为了斯拉夫民族反抗德意志民族。奥地利虽然试图与俄国和德国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距离感，但显然更倾向于同族同源，特别是拥有共同政经利益的德国。

奥属波兰也不是风平浪静，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波兰民族分子之间冲突连连。1908年，一名乌克兰学生刺杀了西里西亚的总督。各股波兰势力之间也是明争暗斗。奥属波兰是波兰社会党和毕苏斯基的大本营，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受到国家民主党以及其代表的超越民族性的阶级利益。其实，这也再次正证和反证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道理，阶级利益有时会超越民族利益，而妥协和改良都比革命更容易被接受。

从1905年起，国家民主党已经成为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个主要党派，希望延续其在俄属波兰的影响力，她的亲俄倾向也毫无掩盖地带到了加利西亚地区。到1913年，国家民主党成功地分裂了该地区的农民运动，将右翼农民团体争取了过去，而左翼农民团体则转向毕苏斯基领导的亲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占波兰，国家民主党主宰着德国议会上的“波兰圈”议会代表，成为德国本土政治势力拉拢的一个票仓。在俄占波兰，尽管这些年俄国越来越收紧的政策使得国家民主党被青年群体和波兰民族分子抛弃，不过有产阶级作为他们的基本盘依然非常稳固。而德莫夫斯基为了转移注意力并讨好有产阶级，不断地打出反犹主义的老牌。总之，除了持续革命和民族独立，毕苏斯基手上并没有什么好牌。

毕苏斯基的转机发生在1912年。5月，沙俄支持下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组成“巴尔干同盟”，直接威胁到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10月5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10月13日，毕苏斯基欢迎奥地利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时，致辞到：波兰社会党将比任何其他党派都更支持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他感谢后者在波兰社会党人被欧洲各国警察追捕时提供的帮助，波兰社会党人为了革命殚精竭虑，但有了来自奥地利的帮助，他们将取得最终的胜利。12月，毕苏斯基在教授武装机动课程时，他告诉学生们，现在是1830年以来波兰复国的最佳时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局是“巴尔干同盟”大胜德奥支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使得奥地利加大对境内反俄军事组织的支持。奥属波兰成立了近300多个新的军事组织，遍布克拉科夫、利沃夫和更小的城镇，会员数近两万人。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右翼分子组织了自己的步枪队，其组织模式和目标与军事行动联盟类似。生活在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以及其它国家的波兰人也通过各种途径与这些军事组织建立联系。这些军事组织缔结了《波兰军事条约》并成立了独立同盟临时中央委员会。毕苏斯基在部队的训练上倾注了所有精力。约瑟夫 哈勒是部队的主训官，而他是部队的精神领袖。哈勒后来回忆道，毕苏斯基基本上是住在火车上，因为他极其频繁地往返于克拉科夫的军事学院、利沃夫的军事行动联盟的训练基地和加利西亚的其它城市之间。

尽管如此，巴尔干战争还不是毕苏斯基等待的欧洲大战。尽管奥地利和俄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奥地利并不准备现在就打波兰民族独立这张牌。波兰民族独立固然对俄国的打击大于奥地利，但这是把双刃剑，这会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其它民族造成不好的影响。毕苏斯基只能等待一场让奥地利和俄国彻底翻脸的欧洲大战，他只能持续地保持他的队伍的活跃度并不断地给他们的追随者打气。可是等待消耗的不仅是耐心，还有资金。1913年6月1日，毕苏斯基向步枪队的长官们在克拉科夫交底，资金的匮乏正在削弱队伍的战斗力，士兵们缺衣少枪。他甚至不得不取消安排在利沃夫的军事演习。

奥地利的外强中干、官僚庸溃越来越让毕苏斯基寒心。在这年夏天组织的一个暑期军事训练营中，面对着来自俄占波兰的200多名军官，毕苏斯基甚至考虑过放弃在奥占波兰的一切，转向推动俄国改革和转型，从而获得俄国对波兰的放手。可惜，俄国这条大腿已经被国家民主党抱住了，没有给他留着空间。很快，毕苏斯基发现，国家民主党人竟然在以步枪队的名义和奥地利情报机关的首脑雷戴尔上校（Colonel Alfred Redl）合作。这引发了毕苏斯基对国家民主党人的激烈的抗议。当时毕苏斯基还不知道雷代尔其实俄国布置在奥地利的深喉，后者于1913年5月25日因事漏而自杀。毕苏斯基必须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奥地利这边，他告诉步枪队员，他们是波兰唯一的希望，他们必须将他们已经获得的荣耀保持住，并赢得整个民族包括对手们的尊重。

1914年年初，46岁的毕苏斯基全身心地准备着一场未知未来的战争。正是因为这些准备，在战争来临的时候，毕苏斯基展示了领袖才能和个人魅力之外的军事才能。这种军事才能是当时波兰人中极为罕见的，事实证明，这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非常加分。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毕苏斯基加紧备战的同时，他们的对手们也不松懈。当旅居美国波兰人代表团访问加利西亚时，对手们无所不尽其极，各种诋毁和谣言四起，并最终使得美国波兰人代表团取消了对波兰社会党的援助。这次美国代表团要试图弄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步枪队和雷代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步枪队是否被雷代尔控制并为其服务。毕苏斯基虽然在美国代表团访问欧洲时说服了对方，但后者返回美国后却全盘推翻了之前的判断，并报告称步枪队效忠于雷代尔。隐藏于暗处的对手们一箭三雕。毕苏斯基失去了美国波兰人的援助；步枪队的士兵认为毕苏斯基为他们辩解不利而试图游行示威；奥属波兰的波兰人与美国波兰人之间也生了间隙。

毕苏斯基期待的民族革命迟迟没有到来，革命逐步转化成了更小的更分散的袭击。为了重新凝聚力量，“革命派”加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组织 - 军事行动联盟（Z.W.C）。该组织像梁山好汉一样，是个松散的联盟，通过武装抢劫政府来获得资金。

人不会总是坏运气。1908年秋，是毕苏斯基收获的季节，他要发一笔横财。

一年前，毕苏斯基的小伙伴们从基辅得到情报，俄国人会从华沙往圣彼得堡押运掠夺来的税款。毕苏斯基和Prystor商议后，决定武装抢劫运送税款的火车。Prystor是波兰社会党武装力量的首脑，是毕苏斯基的维尔诺老乡。他曾经被俄国人在监狱中关押了五年，被认为是毕苏斯基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毕苏斯基和Prystor沿着押运路线跋涉400公里，最终选择了立陶宛境内维尔诺以北18公里远的小镇Bezdonys为攻击地点。

（Bezdonys位置示意）

较其它攻击地点，Bezdonys的优势很明显。这里离维尔诺很近，是很多武装分子的故乡，他们对周边非常熟悉，而且沙俄在维尔诺布置的武装力量很薄弱。Bezdonys周围交通方便，武装分子可以通过公路或者铁路前往攻击地点；Bezdony边上有条大河，他们得手后可以迅速将税款转移上船只，然后运回维尔诺，武装分子则可以通过公路或者水路撤出。万一攻击失败，他们也可以迅速撤入附件的林地，甚至更北部的人迹罕至的山区。

地点选好了，接下来要选择时间。年轻的立陶宛革命者Alexandra Szczerbinska和Madame Prystor通过对铁路系统运行的观察，发现周六下午的列车只有6名俄国士兵押送，而且这趟列车上的税款较其他时间段更多。选择周六的另一个好处是，由于周六下午Bezdonys的市场不开门，晚间的路上行人非常少，这样武装分子不易被人碰上；而深秋周日早晨维尔诺的大雾则会帮助武装分子快速消失在弯曲的街道之中。

人手方面，他们选择了十九名好手，但只有个别负责人知道全盘计划。尽管经费非常紧缺，Szczerbinska在Bezdonys的河畔和维尔诺的基地尽可能多准备炸弹和枪支。

经过九个月的准备，毕苏斯基向他们的战友宣布，攻击日期设定为9月19日。

Slawek带领五名武装分子伪装成乘客登上火车，路上只说俄语或者意地绪语。伏击现场，毕苏斯基和Prystor带领两人抢劫税款，另有六人的任务是解决押送的俄国士兵和列车上的乘警；Slawek的人马负责控制列车上的乘客，另外两人控制车站的办公室；还有一名战士会开火车，他是行动中的机动力量。

19日，当火车驶入Bezdonys火车站，车上和伏击现场的武装分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家都反复在衣服上擦掉手心的汗，生怕不小心扣动了扳机。大家都在等着事先埋好的炸弹爆炸。十多分钟过去了，没有声响，火车继续往北前行了。

沮丧不仅仅是因为行动没有实施，更迫在眉睫的是，没钱了。大家忍饥挨饿了一个礼拜，等到了25日，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炸弹声这次如期响起，趁着爆炸尘土，十二个武装分子冲向火车，然后按照计划分散至各个目标；已经在车厢在六人突然拔出枪，迅速控制住了乘客。火车站的办公室被控制起来，报警信号被掐断，电话和电报线都被损坏。火车上的俄国士兵被打死一个，打伤一个，其它的做年兽散。毕苏斯基和Prystor带领两人冲向装有税款的密封车厢，两个税务官早已是惊弓之鸟。毕苏斯基亮出一枚炸弹，喝到：“要是不把门从里面打开，就送你们上西天，云云。”

就像四十大盗打开了藏满金银财宝的山洞，毕苏斯基推开了密封车厢的保险门。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横财，而且数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光是现金，就有20万卢布之多，折合3.3万英镑，而波兰社会党1903年一年的收入才2000英镑。此外还有大量的有价证券、契约和大量贵重的物品，包括五六件价值连城的银器。

行动结束后，大部分战利品都藏在维尔诺，少部分现金被分了做继续革命的经费。19人按计划撤退，毕苏斯基和Szczerbinska前往俄国南部，然后毕苏斯基转道前往奥地利山区。大部分人都安全撤退了，但有五名战士暴露了行踪。他们都坚贞不屈，没有招供。一年后，他们被沙俄政府判以重刑，其中包括Swirski，波兰独立后毕苏斯基的副官。

毕苏斯基从日方得到了一些资金和武器来装备波兰社会党的战斗队伍。这支队伍越来越频繁地与警察发生街头枪战。与此同时，沙俄也在加紧对俄属波兰的控制和掠夺。利用1904年糟糕的秋收，俄国人巧妙地将波兰人引导至城市居住，这样便于管理和统治。此外，沙俄强行征调波兰物资以支援日俄战争，这引发了各地的大范围游行。

1904年秋，毕苏斯基再次前往奥属波兰，筹划各种反俄活动。期间，他成功地说服了波兰社会党人在华沙举行一次武装起义，这将是自1863年以来，波兰人第一次武装反抗沙俄。毕苏斯基总揽武装起义的实施。

11月13日，星期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和工人汇聚在华沙Grzybowski广场，挥舞着旗帜，高唱着革命歌曲。很快，游行升级为暴力冲突。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重装警察则以子弹还击。这次冲突造成50多人死亡和受伤，这是1904年波兰人自发反抗过程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这次暴力冲突撕裂了波兰的政治生态。波兰社会党认为，这次冲突表明波兰人已经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反抗沙俄统治者，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波兰资产阶级却被这次冲突中的伤亡震惊，国家民主党进一步向沙俄靠拢，希望通过与沙俄的合作来换取有限的自治。每个波兰人，特别是中间派们，都面临着一个抉择，选择革命或者向政府妥协。

很快，波兰社会党的注册党员增加了数十倍。尽管如此，比起强大的政府力量，她的力量还是非常弱小。波兰社会党坚定而踏实地迈出第一步：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这将是一支以波兰民族独立为目标的，专业化组织化纪律化的部队。其远景目标是武装波兰，和沙俄进行民族间的对决。这一幕，在很多年后居然实现了。

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的沙俄东宫保卫警察屠杀100多名请愿者，并打伤数百人，造成“流血星期天”惨案。消息传到俄属波兰，社会各阶层大震，导致了长达 一个月之久的产业工人大罢工。学生们联合抵制俄国学校，要求恢复波兰的教育系统。农民们也参与到了这场斗争。公务员系统要求在公共行政部门更为广泛地使用波兰语。

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因此， 1905年2月，波兰社会党在华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旨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斗争方案。尽管毕苏斯基当选为波兰社会党的党首，但他不得不和新近入党的左翼激进年轻党员们合作，后者主张包括实施恐怖袭击和暴力示威等激进的措施。这次会议的决议之一是，Slawek和Prystor组建波兰社会党军事力量。二人都是毕苏斯基的拥趸，波兰独立后，Slawek于1938年官至波兰总理，元帅和下议院主席，Prystor亦官至总理。

此后的三年，波兰社会党武装反抗沙俄。他们抢劫银行和警察局，攻击邮局以及各种政府机构，他们还破坏桥梁和铁路，以削弱沙俄对波兰的控制。日本人帮助在巴黎建立了一所炸弹制造学校，在这里成百上千的波兰青年接受了相关的训练。不过，从全波兰范围来看，各地的反抗正在演变成骚乱，对公共机构的攻击扩大到对沙俄派出官员和警察的暗杀行动，而毕苏斯基和波兰社会党越来越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1905年6月23日，工人起义者控制了罗兹，很快政府报以颜色，射杀了上百人。

沙俄政府一边以高压态势镇压革命者，一边做出民族和解的姿态。1905年4月，沙俄政府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波兰公民由东正教改信天主教，开放学校，并废除了一些使用波兰语的限制。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十月宣言”中承诺，将允许波兰政治自由化，并引入杜马体制。11月11日，波兰王国实行戒严法。这种大棒加萝卜的策略加大了波兰社会党和国家民主党之间的隔阂，并使双方逐步仇视。国家民主党谴责反对沙俄政权的不自量力的行径，同时成立自己的工人组织和战斗队与波兰社会党的军事力量对抗。这样，俄属波兰的内战初现端倪。

波兰社会党内部也在分裂。1906年2月的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激进的左翼党员渴望将社会主义的革命火焰烧遍波兰和俄国，使两国重组成一个联邦制国家，他们视党的军事力量为以实施恐怖袭击为目的的警察力量；毕苏斯基领导下的“元老派”们的奋斗目标是波兰的民族独立，他们要将党的军事力量发展成未来夺取和保卫独立波兰的中流砥柱。会上，毕苏斯基公开谴责漫无目的的杀戮，他呼吁，党的军事力量是革命的纪律部队不是侩子手，但形势已经失去控制。在他发言期间，左翼党员相互传递着“不许鼓掌”的纸条，纸条一直传到了大会主席的手上。后者非常愤怒，当众读出了这个纸条的内容，但亦无济于事。此时，左翼党员占据了代表的多数。双方争持不下，互不妥协。会后，《劳动者报》作为毕苏斯基的班底，拒绝刊登任何左翼党员的文章。

军队派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实力派，他们呼吁开展更多的行动，并力图摆脱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员的管理。会后，约800多名军队派成员被Slawek分成以五人一组的革命小组，带着各自的暴动计划盲目出击，始终不见成效。毕苏斯基加速将军事力量掌握在“元老派”的手中。在奥地利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他在奥属波兰的克拉科夫建立了一个军事学院，培养可靠的军事力量。他亲自为学生们授课，讲授战争策略和政治教育，而其他的教员们分别讲授各种专业课程。这是毕苏斯基武装波兰民族的第一步，此后他还在波兰各地建立了更多的军事学院。

而左翼党员们继续实施着各种针对警察和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被激怒了的沙俄政府采用大清洗（Pogrom: 沙俄政府辖下的天主教徒在政府默许下发动的针对犹太人的袭击、洗劫和屠杀，是沙俄政府及其势力范围内利用民间反犹主义势力转移国内矛盾的常用手段。）的方式来惩罚这些激进的革命者以及被认为支持他们的犹太族群。大清洗不仅发生在俄国境内，也发生在波兰。6月，波兰境内发生的第一次大清洗发生在东北部城市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80多人死亡。9月初，华沙以东五十公里远的谢德尔采（Siedlce）发生大清洗，30多人死亡，180多人受伤。

这些大清洗导致了第二批大规模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移民潮，这已属于蝴蝶效应的结果了。尽管大清洗发生的时候，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等的报纸有都报道，但未曾引起广泛关注，更没人意识到这是有意识有预谋的安排。

事实证明，这些大清洗有效地将波兰国内的社会矛盾转向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族群矛盾，并且在大清洗的过程中削弱了波兰社会党左翼党员的实力。此外，政府很好地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社会气氛，继而将民众对这种气氛的厌恶转移到革命者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11月，波兰社会党在维也纳再次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毕苏斯基领导下的“元老派”和左翼教条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应该为黯淡的革命形势负责。双方彻底决裂的导火索是关于一个有社会主义者背景的俄国监狱官员的处罚的问题，此人残酷地将波兰犯人吊起来处以凌迟之刑。双方最终在会议决议案的投票中决裂，毕苏斯基和另外11名元老代表认为他们无法和左翼的28名参会代表继续合作。“元老派”在克拉科夫重组波兰社会党，继续和军队派合作，自称为“革命派”；而分裂出来的左翼势力投靠了社会民主党，继续谋求大一统的社会主义。

1907年是毕苏斯基生命中最惨淡的岁月。对内，他努力维持着“革命派”的生存，维系着波兰社会党的招牌，还要在此起彼伏的激进反抗斗争和民族独立长久目标之间寻求平衡。“革命派”的行动是胜败参半，资金、装备和人力资源都捉襟见肘。对外，他们不仅要面对政府的镇压，还要堤防着资产阶级势力的国家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社会民主党。前两年的斗争帮助波兰人获得了很多利益，工人的薪酬和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工会合法了，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限制放松了。俄属波兰国家杜马成立，55名代表组成的“波兰圈”（主要由德莫夫斯基领导的国家民主党人控制）成为了新的权贵，得到了有产阶级和天主教会的支持。大众是健忘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他们便抛弃了波兰社会党。在其大本营罗兹，一万两千名党员退党。

毕苏斯基的暂时离职极大地影响了波兰社会党的运作。不得已，他很快继续踏上征程。他前赴伦敦工作，一住就是四个月。作为Wojciechowshi家的客人，他在大西洋海岸上度过了1901年的圣诞节。过完新年，毕苏斯基盘算着返回到沙俄控制下的波兰地区，而Wojciechowshi决定留下来照顾他生病的太太。1902年4月21日，持着伪造的证件，毕苏斯基穿过俄国边境，进入俄国。

这次越界行动被认为是毕苏斯基一生中最大胆也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当时的沙俄边境看守非常严密，每200-600码就布置一个持枪的哨兵，另外有日夜巡逻的小队。他们有权对任何试图非法越过边境的人直接射击。边境以内一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所有的公路上都布置有检查哨卡，人和货都需要被严格检查。第三道障碍是继续向内的七公里，由所谓格林警察的执法人员可以随意抽查往来的行人和车辆。偷渡和走私，是波兰社会党人的家常便饭。本身就是边境海关官员的苏基辅克茨曾经自夸到，他可以把一整架三角钢琴走私进来。

这次重回波兰，毕苏斯基的当务之急是重整党务。他发现波兰社会党正在丧失其革命性和组织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松懈和拖沓。他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组织框架，以克拉科夫为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五级的党组织。此外，他还频繁地往奔走于波兰和俄国，他不仅要面对捉襟见肘的党经费，贫困的个人生活和简陋的住所，还要时刻提防着沙俄警察的搜捕。一年后，毕苏斯基将波兰社会党的基层组织建在了波兰的每个城镇，并与社会民主党形成了有效的竞争。

尽管波兰还是夜色沉沉，但周遭已经透出一线光明。

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巴尔干半岛收缩势力，而奥匈帝国和沙俄都极力填充奥斯曼留下来的权力空间。双方不仅在巴尔干半岛寻求代理人，挑动战争，还明里暗里地给对方下绊子。到了1908年，奥匈帝国合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引发塞尔维亚的强烈反对，然后1914年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不过在1902年，奥匈帝国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境内斯拉夫人越来越强烈的分裂势头。作为对策，奥匈帝国开始留意沙俄属波兰的反俄势力。很快，毕苏斯基进入到奥地利政府的视野。毕苏斯基也敏锐地观察到了奥匈帝国和沙俄之间日益明显的矛盾，他看到了一线光明。他在波兰社会党立陶宛中央机构Strife (Walka) 敦促党员们起来反抗沙俄。他甚至号召波兰各个党派的有识男女都携起手来，摒弃党派和个人的私利，共同反抗沙俄。

到1903年年底，波兰社会党已经成功地在华沙站住脚，并拥有约500名宣誓党员。在波兰其它地区亦有相同数量的宣誓党员。每名宣誓党员还联系着五到六名积极分子。此时，波兰社会党的年收入超过2000英镑。毫无疑问，波兰社会党已经成为波兰实力最强人数最多的革命性政党，他的党员数量与所有其它政党的总和相当。

到了1904年2月初，日俄战争爆发。沙俄不论在战争策略上还是军事战斗中表现，都远逊于日本。波兰国内的公众舆论普遍倾向于反政府和反沙俄，一些地区爆发公开的反抗行动。不过，波兰社会对于沙俄在远东进行的战争怀有非常复杂的感受，各股势力和政治团体都计算着自己的利益。而大部分民众都不会把言语上的不满转化成具体的武装行动，对于他们而言，游行和罢工是更理性的选择。富裕阶级中的保守分子组建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政党，希望通过公开效忠于沙皇来换得沙皇在宗教、文化和法律上的让步。德莫夫斯基领导的国家民主党期待波兰能从沙俄手上获得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与此相反，波兰社会党坚定地认为，起义的时刻到了，他们只需要再借一股东风。

现实总是很残忍。毕苏斯基坚信日俄战争是波兰革命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号召波兰人借此机会反抗沙俄，可是没有响应。在波兰社会党内部，他为《劳动者报》写了一篇战斗宣言，但令他极度愤慨的是，报纸的编辑居然把宣言修改得像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低俗对骂。波兰社会党加入了一个反俄的社会主义者国际同盟以图共同起义，可惜这个同盟无疾而终。毕苏斯基还徒劳地试图安排一个国际反俄分子大会，可惜由于资金的问题，不得不放弃。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毕苏斯基设法见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公使牧野伸显。双方谈及了多种波兰社会党帮助日本的方案，同时波兰社会党将获得日本的资助以领导波兰的独立事业。双方还同意，毕苏斯基将假道美国出访日本，正式洽谈日本-波兰联盟。等到七月初，绕了大半个地球的毕苏斯基达到东京的时候，他发现德莫夫斯基已经捷足先登了。德莫夫斯基劝说日本不要对一场反俄的波兰革命提供资助，他的理由是，最好让波兰保持现状，以避免沙俄在摧毁暴露出来的波兰地下革命势力之后后顾无忧，从而将军队，特别是波兰军队，从波兰调遣至远东。在一个长达九个小时的会议之后，毕苏斯基意识到他期待的日本-波兰联盟化为泡影了。这次日本之旅，他唯一能做的是，他宣称波兰军队中的波兰社会党党员将在日俄战斗中向日方投降，他要求日方能特别对待这些俘虏。

《劳动者报》在罗兹顽强地生存着。毕苏斯基把公寓的一间作为印刷室，老式的印刷机噪音很大，好在公寓的楼下是一家百货铺的仓库。每期《劳动者报》有12页，他们需要花15-16天完成印刷工作，每天工作9-11个小时。毕苏斯基负责写作，Charles Roznowki负责铅字排版，而印刷和装订工作由两人共同完成。印刷和装订都是费时费力的活儿，一次只能印一张纸的一面，而且还得时常观察街上情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停下来。在1899年六月到新年之间，《劳动者报》剩下的五名主力干得有声有色，逐渐看到了希望。

1900年一月，他们出版了两期特刊，以迎接新纪元的到来，并准备一鼓作气。可惜，《劳动者报》已经被警察盯上了。2月21日，在一次事故中泄露了行踪之后，毕苏斯基的公寓被查抄，《劳动者报》被查封，化名为Dombrowshi的毕苏斯基被捕。玛利亚一同被捕。他幸运的是，办案的警察并没有发觉毕苏斯基的真实身份，他谎称自己是在为一个名叫Malinowski的有革命倾向的朋友送一些预定的纸张，其它什么都不知道，他和玛利亚互相声称不认识对方。这次事件给波兰社会党的打击非常大。在接下来的几周，波兰社会党努力地恢复当地的地下网络，而警察们则希望借这次机会一举消灭掉波兰社会。毕苏斯基先是被关在罗兹的监狱，四月的时候，又被转到华沙Citadel要塞，被关在十号监区。今天，Citadel要塞X号监区博物馆已经成为华沙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Citadel要塞X号监区博物馆的毕苏斯基展室，来源：warsawtour.pl）

这里是波兰看守最严密的监狱，只关押最重要的政治犯和抵抗者。毕苏斯基后来回忆到，当他踏进十号监区的那一刻，他内心中猛然升起莫名的自豪感，他有幸能够生前追随一百多年以来波兰斗士们的脚步，能够死后和他们埋葬在一起。

毕苏斯基在十号监区一直关押到十二月中旬。对于很多囚犯而言，十号监区是地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方。所有的囚犯在入住十号监区之前，连领带都要被收走，以防止犯人自杀。而毕苏斯基把这里视作是苦其心志，劳其皮肤的地方。监狱生涯是每个追其波兰独立的勇士必须经过的磨砺。毕苏斯基没有像其他囚犯一样，整天琢磨着怎么越狱。他沉下心来，反思过去七年的革命生涯，总计得失，规划未来。他甚至在监狱里很好地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

外面的同事们在努力营救。一名娶了波兰媳妇的俄国看守负责传递情报，常用的办法是，他把写有情报的纸条藏在一个火柴盒里，然后放在毕苏斯基牢房的桌子上。具体的方法是：在专业精神病医生的指导下，毕苏斯基装出各种典型的狂躁症的症状，他看到穿俄国制服的人就歇斯底里的大叫，他臆想看守要毒死他而拒绝吃监狱中的食物，他不停地自言自语。几个月过去了，人快要真的疯掉了，但Citadel要塞狱医依然不同意将他转移到一家精神病院。不得以，他们决定试最后一招。他们以亲属的名义，向一家华沙精神病医院的西伯利亚总部申请独立的第三方精神病评估，理由是他们反对Citadel要塞狱医的诊断。很快，在军医的陪同下，从西伯利亚来了一名精神病医生。他非常的热心，甚至拒绝收取任何的出诊费。他也非常的专业，他很快就看穿了毕苏斯基的把戏。在毕苏斯基道出真相后，两个人反而能平静地坐来下聊一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奇迹发生了。

据这位医生之后的回忆，这一个小时是他人生中最愉悦的时刻。他被毕苏斯基的胸襟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们聊西伯利亚，聊人生，社会和理想。当医生离开Citadel要塞的时候，他向监狱管理方证明，毕苏斯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精神病人，需要转往精神病医院。这位医生一直没有对外透露自己的名字，人们所知道的是，他后来成为华沙大学医学系精神病专业的一名教师。

这只是成功了第一步。沙皇政府对波兰反抗者非常警惕。尽管圣彼得堡同意将毕苏斯基转往一所精神病医院，但医院必须要位于俄国境内并置于俄国政府的管制之下。于是，他被转往圣彼得堡的圣尼古拉（St Nicholas the Wonderworker）收容所的政治犯监区。波兰社会党人四处联系在圣彼得堡的波兰人，包括收容所的负责人，准备营救。不过收容所的负责人不断地提醒他们，要以极大的耐心等待，因为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在1901年的前几个月，毕苏斯基先假装自己的病情有所缓解，这样他就有更大的自由度。接着，波兰社会党成功地联系上并说服了一名波兰裔的狱医。这位狱医计划在他当班的时候，带毕苏斯基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做体检，然后他们寻机离开收容所。如果事情暴露的话，这位狱医不仅会毁掉自己的职业，还会丢掉性命。

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当得知五月十四日城里会举行大的庆典活动的，他们觉得时机到了。从五月初，这位狱医分批给毕苏斯基送进医生的制服和鞋子，还为他制作了一份假的身份证明。十四日这天，看守们还在享受庆典活动带来的轻松气氛，而毕苏斯基的越狱行动则悄悄展开了。在中午看守换班的时段，这位狱医把毕苏斯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者迅速换好衣服。新看守刚从庆典的现场回到工作岗位，心思还没有回来。他没有怀疑毕苏斯基的证件，直接放二人出去了。他们一出门，就坐上波兰社会党派来接头汽车，然后消失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中。

三小时后，当看守们破门而入狱医的办公室时，毕苏斯基已经离开了圣彼得堡。在接下来的两天，全俄国的警察都在通缉一名越狱犯，而毕苏斯基已经化妆成一名海关的公务员，乘坐火车先到了爱沙尼亚的塔林，然后转往拉脱维亚的里加，最后到达乌克兰基辅。在基辅城西，毕苏斯基见到了玛利亚，她已于十一个月前获释。他们从基辅前往奥地利，那里更安全一些。几周后，他们前往波兰社会党在伦敦的总部。

这些年，毕苏斯基积劳成疾。这次的牢狱之灾，更是使他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

1896年，毕苏斯基组建进入波兰社会党的权力中枢。他的简历对于一个革命组织而言是完美的，不仅有经营《劳动者报》的出色表现，还有在西伯利亚五年的囚禁生涯；有学习法律的背景，还有复合型的知识；通晓多种语言；出生于什拉赫塔阶层，又深入了解贫农和劳工大众。

下面是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的六个人是波兰社会党早期的先驱，居中坐着的是毕苏斯基，最左侧坐着的是莫西齐茨基。1896年是波兰社会党收获颇丰的一年。这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波兰复国和独立。

（波兰社会党六巨头）

波兰社会党视拯救波兰并使其融入西方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俄国人则力图将波兰融入自己的东方版图。尽管波兰社会党的理想很丰满，但波兰的现实却非常骨干。自从1795年波兰亡国之后，俄国，德意志和奥地利都不约而同地在占领区推行各自的民族融合政策和殖民管理。从1860年起，俄语成为俄占地区所有中学教育的强制教学用语，1855年，这一政策扩大到小学基础教育。在1871年，波兹南地区和西普鲁士完全被并入统一后的新德国之后，德语成为当地政府和法庭用语，1887年成为所有学校的唯一用语。此外，俄国和普鲁士也在加强宗教领域的控制力。在俄占地区，东正教在政府势力的帮助下，不断冲击当地的天主教体系。由于罗马天主教深职人员积极参与反俄的抵抗运动，使得教会在俄占地区受到严格的管制。1871年德意志统一之后，俾斯麦着手强化在宗教方面的控制，试图让罗马天主教会服从于德国，并限制教会对社会的影响。相应的行动也在德占区展开，1873年-1877年之间，30%的教区没有了神父。奥地利对占领区的政策柔和一些。在经历了1859年大败给法国和1866年被普鲁士大败之后，奥地利的实力被大大削弱，并于1867年转型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奥匈帝国。作为这些年对奥地利效忠的回报，奥地利将奥占区地方政府的控制权逐步转移给当地波兰精英们。奥地利当局巧妙地以阶级来分配在利沃夫省级议会中的席位，并以此拉拢到了波兰有产阶级精英，而农民和工人阶级是被抛弃的群体。1877年到1889年间，省级议会中没有一名农民代表。

当毕苏斯基返回维尔诺，他对面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三年前，当地人试图反抗俄国当局关闭天主教堂的行径，结果男人们被屠杀，而女人们被地方法庭判处强行劳役。繁重的税赋导致企业经营惨淡和产品价格畸高，从而造成工人的工资下降和生活成本高企。毕苏斯基坚信，在俄占区，武装起义是波兰人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波兰社会党在慢慢壮大，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189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面对外部和内部的多重压力，俄国政府对起波兰占领地实施了一系列缓和政策。1897年8月，尼古拉二世亲自向华沙送递出和解的信号。对此，毕苏斯基做出的回应是，“同志们和工友们应该警惕并唾弃这种统治阶级的糖衣炮弹。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用枪弹来表达态度，但沙皇和他的波兰走狗应该知道，我们将是他们永远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毕苏斯基和波兰社会党坚持不懈地抗争，从不妥协。1894到1899的五年间，289名波兰社会党党员被捕入狱。

在此期间，毕苏斯基高产量地写作。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治观写下来，而不仅仅为了记者或者通讯员的工作。其中很著名的一篇是他在1898年写于伦敦的关于介绍华沙大行政长官之被偷走的备忘录的文章。这份备忘录记录了华沙政府如何口是心非，一边承诺改善，一边以各种理由逮捕有嫌疑的农民和劳工。这些文章揭露了俄占区政府的真实嘴脸，为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尽管如此，毕苏斯基非常冷静地观察着局势，当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党纷纷拉起反抗的大旗时，他却坚决反对波兰社会党进行鲁莽的武装斗争，他认为过早地宣布工人阶级专政的目标和武装起义的政策会对波兰社会党的社会基础造成危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毕苏斯基反复向他们的朋友们和Wojciechowshi解释，波兰社会党也许的确是因社会主义波兰的理想而创立并为之奋斗，但是，党的纲领里必须要团结波兰的资产阶级，团结一切有助于波兰独立的力量。

毕苏斯基从1893年开始为《劳动者报》工作，在五年中，他将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到建设波兰社会党和在俄占地区发行《劳动者报》的事业中。到1900年，《劳动者报》发行量占到波兰每年非法出版物数量（约25万-30万份）的三分之一，实现了毕苏斯基当初设定的目标。

相比其他激进的党派，波兰社会党显得十分谨慎。她的日常工作非常实际并富于可操作性。她内部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领导人之间之用代号相称，而且代号经常改变。成员尽量避免书面的文字，并严禁书写地址和其它重要的信息。每年，波兰社会党会举行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但日常事务由一个六人组成的政治局负责。大学里的波兰学生是波兰社会党重点发展的对象。经费方面，依然是捉襟见肘。到1899年，虽然全党的经费较成立之初增加了四倍，但总共不到1400英镑。工作量大大增加，波兰社会党在1899年组织了67次罢工，较成立之初增加了三倍。每年的五一节大游行，是波兰社会党的重头戏，当然开销也是巨大。此外，波兰社会党开始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党串联，特别是俄国，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波兰社会党在接受俄国帮助的同时，要求保证其行动的独立性和俄方对波兰社会党追求波兰独立的宗旨的认同。而这两点，是波兰社会党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例如波兰国王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区别。

在100多年的俄国统治下，很多立陶宛人已经不会讲波兰语了。1897年，波兰社会党成功地接纳了只会讲立陶宛语的立陶宛无产阶级，毕苏斯基成为连接波兰和立陶宛工人阶级的纽带。另一个难题是如何与犹太人形成统一阵线。犹太人族群在过去的100年中，依然艰难地在波兰生活。这里不仅居住着原生的犹太人，还有大量从俄国逃亡过来的犹太人。事实上，波兰是二战之前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犹太人在俄占区发动过很多次反抗行动，战斗精神非常浓烈。不过，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波兰独立并不是首要的奋斗目标。由于几千年的颠沛流离，很多犹太人反而对社会主义超越国界的理论更感兴趣。罗莎卢森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是一个出生在俄国的波兰裔犹太女性，她不仅组建 了波兰国王社会民主党，还参与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等一系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浓郁的社会主义政党。此刻，德莫夫斯基正带领着新改组为国家民主党正在努力拉拢波兰的富裕阶级，并在语言和文化上推行大波兰主义。自然而然地，国家民主党选择反犹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中的关键一环。相对而言，波兰社会党对犹太人的态度要友好得多。为了统一战线和扩大同盟，为了共同的社会主义理念，波兰社会党开始向犹太人族群示好。在伦敦，他们编辑意第绪语的出版物，这是一种中东欧犹太人使用的语言。1898年在俄国，一个名为“崩得”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犹太人同盟成立，波兰社会党和“崩得”也建立了联系。此外，农民阶级也是波兰社会党关注的群体。

到1899年，毕苏斯基的人生有了三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是，Wojciechowski结婚了并离开了波兰，毕苏斯基成为《劳动者报》和波兰社会党唯一的核心。这年七月，毕苏斯基和一个著名的革命女青年Maria Juszkiewicz结为伉俪。这位远近闻名的大美女，是一名医生的女儿，和前夫育有一女。他们在立陶宛的一个工人阶级聚居区的天主教堂举行秘密婚礼，并对外宣称，新郎是一名机械师。革命者的婚姻鲜有幸福完美的。玛利亚没有和毕苏斯基生育子女，并在1906年就早早去世了。这年的新年之前，毕苏斯基和玛利亚搬到了罗兹，随行的，还有《劳动者报》的秘密编辑部和刊印中心。罗兹是波兰曼彻斯特地区的大工业中心，离华沙只有90公里远。从这里，毕苏斯基迎接着他革命事业的起飞。

1892年5月，毕苏斯基办理完了获释的手续离开伊尔库茨克，他决定返回家乡维尔诺。

上帝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过去的五年中，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由于法国和波兰一直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大批波兰有志青年聚于法国，把这里作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海外机会。1892年11月，活跃在巴黎的三个弱小的波兰社会主义团体宣告联合并成立波兰社会党。很快，波兰社会党的机关报《黎明报》在伦敦刊发。

同期，还有一批波兰民族主义者活跃在日内瓦，他们主要由1863年起义失败后流亡的老兵和青年民族主义者组成，并在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带领下在1893年成立民族同盟，并于1897年改组为国家民主党。

毕苏斯基与德莫夫斯基，波兰社会党与国家民主党，他们之间的故事构成了接下来半个世纪的波兰历史的一个情节线。

毕苏斯基在维尔诺先是学习了6个月法律。1893年年初，毕苏斯基成为《黎明报》驻维尔诺的特派记者，主要关注俄国白色恐怖统治下的立陶宛人的生活。此时，巴黎革命的消息激励着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貌似平静压抑的社会表面之下，革命的烈火正在酝酿。作为巴黎社会党的布道者，斯坦尼斯拉斯门德尔松在华沙、维尔诺、里加和圣彼得堡四处联系走动，以图建立波兰社会党在各地的分支和网络。在维尔诺，门德尔松见到了毕苏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并授权后者建立波兰社会党在立陶宛的支部。毕苏斯基身上有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双重影响。这两种角色，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却矛盾重重。门德尔松在维尔诺期间，毕苏斯基在《黎明报》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者们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很快，1893年夏天，波兰社会党立陶宛支部在维尔诺郊外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以选举代表参加苏黎世第三届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毕苏斯基落选了，并被从核心位置踢了出来。尽管如此，波兰社会党依然被更极端社会主义者敌视。罗莎卢森堡作为第二国际的活跃人物坚定地认为，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893年，卢森堡和她的同事组成了波兰国王社会民主党，此后，费列克斯捷尔任斯基在1900年促成该党改组为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族党。社会民族党成为社会主义旗帜之下，波兰社会党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需要在社会主义超越民族的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理念和民族主义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纷纷投票，支持军事预算案和宣战宣言。

1893年10月，毕苏斯基在Wojciechowski的召唤下，进入立陶宛波兰社会党的机关报《劳动者报》的执委会。Wojciechowski和毕苏斯基在理念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拥有者同样的人格魅力和坚定信念。毕苏斯基在执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接下来的8个月，毕苏斯基成功地将《劳动者报》报的影响力向立陶宛的二线城镇扩大，而且在毕苏斯基的策划下，《劳动者报》公开参与华沙纪念1794年4月17日反抗俄国大起义的100周年活动。这次纪念活动造成了150多人被捕，但也树立《劳动者报》激进的社会主义媒体的形象。陆续地，更多出色的年轻人加入进波兰社会党，包括Sulkievicz，此人是营救囚犯出狱和传播地下书籍的高手。这些人成为毕苏斯基最早期的拥趸。他们称毕苏斯基为维克多同志，彼此之间单线联系，独立工作，毕苏斯基是所有的信息流的链接点。毕苏斯基还担任起了《劳动者报》的编辑，而且一干就是六年。

波兰社会党中央意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认为时事性报纸最受欢迎也最有效。于是，从1894年7月起，《劳动者报》刊发的频率越来越快。毕苏斯基给他的团队定下的目标是，发行量上万份。而他接手《劳动者报》的时候，发行量只有30份。

毕苏斯基首先在维尔诺的城郊工人聚集区为《劳动者报》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郊区包围城市，进入维尔诺。立足大城市之后，毕苏斯基的团队一直把发行地区拓展到立陶宛全境和波兰中部地区，最远到达华沙西南方向的罗兹。毕苏斯基和另一名编辑Wojciechowski以无限的热情和无穷的精力投入到了《劳动者报》的扩张大业中。不仅仅是编辑，哥们几个还担任着情报员、发行人、印刷工等等各种职务。渐渐地，报纸每期的刊发数量从1200份增长到1800份。每期报纸印刷好之后，发行员们把报纸打包好，藏入行李箱，然后立即乘火车到达各地，当晚就能把报纸交到各地的发行下线手上，第二天早晨，报纸就能通过各种秘密途径送到了订阅者手中。

后来，毕苏斯基回忆到，“为了实现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不但需要出色地完成那些我从来没有从事或者学习过的工作，我还需要形成一套新的文字宣传方式，一种新的政党的行动准则。旧的社会党的形式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形式，我们的政党需要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宣传民族主义，是非常敏感的，毕苏斯基去年已经吃过一次亏。现在，他和他的同志们需要小心翼翼地把波兰独立的新酒装进阶级斗争的瓶子里。经过在《黎明报》和《劳动者报》的历练，毕苏斯基已经向波兰社会党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记者，思考深刻，语言犀利幽默，信念坚定，不惧流言蜚语。

尽管《劳动者报》只是发源于维尔诺的地区性报纸，坐落于伦敦麦尔安德区博蒙特广场7号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海外同盟的总部直接为《劳动者报》提供各种理论指导和革命书籍。未来的波兰总统和毕苏斯基最信赖的追随者的，莫西齐茨基，常常住在总部这里。这栋房子不仅是总部的办公室，而且藏有大量社会主义书籍的图书馆和波兰革命的中枢。从这里，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联系，在第二国际的大旗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