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冷脸冷尻——薄案的道德沦丧 -- 伤痛的快乐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薄案一审庭审结束了，公开的相关记录毁誉各半。我不想从法律的层面来讨论，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做出一个中直的判断，但是我想，这个案子彰显出来的道德问题，引人深思。

现今中国的社会整体道德是否很糟糕？若今不如昔是成立的，那么还能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若今不如昔不成立，那么如何看待时下种种无序？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没有实证的数据来支持观点，简单的结论只会带来无穷的困扰。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条在出炉之际被很多人鼓掌叫好，貌似近亲属拒证权的规定以人为本。然而，施行不到一年的该条被现实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公诉人利用了该条的漏洞——没有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同意”出庭作证的情况，冠冕堂皇的将被告人的配偶作为关键证人指证被告人贪污受贿。若没有该配偶的供词，贪污受贿的罪名将无法成立，因为她是整个证据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于是，薄案中出现了吊诡的一面，被告人大呼不知情，其配偶“面带微笑”的死死指控。姑且不谈薄夫人身陷囹圄、精神异常，其身份和证词的曝光无疑更加恶化了时下的道德问题——亲情沦丧。

犯罪只是国家或者执政团体、统治阶级对于某种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该评价是随着时空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犯罪只是一种人为的定义，并不是人性本身的恶。犯罪不是自古有之，也不会万古长存；但人和其本身最自然最真实最本能的情感却始终如一。

为了消灭犯罪是不是应该提倡另外一种人性之恶？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在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为了定罪成功其他在所不惜。

回到薄案来看，不论薄夫人是否真实自愿作证，她的出现沦丧了脆弱的道德价值体系。近亲属之间，尤其是配偶之间应该是最底线最亲密的私人关系，也是最基本的道德主体，该自然情感不能被社会秩序所突破或损坏。亲情或者爱情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或者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这些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第一性的情感，是大自然灌注到动物身上并主要构成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也是其发生方式不能合理的加以理解的情感。因此，近亲属的拒证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体现着这样一种人性关怀。家之不存，国何以立？

大义灭亲，固然是一种正义，但正义并不是大义灭亲！法律和正义，都只是道德的最低限，理论上我们不能为了低限的正义而要求人们违背更高的道义。

家庭是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是人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性架构支撑。家庭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基本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也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为此，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任何法律制度关系，必须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特殊影响，尤其不能在制度关系中把家庭关系虚无化。没有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

“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据和归宿”（柏拉图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情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这种亲情关系在司法审判中可能与国家利益冲突，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矛盾，如何取舍则是一个政权的自我标榜了。

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安慰，存在比查明案件事实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护家庭和夫妻之间的情感。如果结婚前知道未来你的配偶会在法官面前发表不利于你的言论，你还会和她（他）结婚么？这种对最底线信任的破坏和最亲密隐私权的伤害将会导致不信任感和怀疑感满天飞。中国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恰好证实了这种危害。

“对于人类的自由来说，存在着比司法更重要得东西。这其中之一就是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有不被政府干扰的权利。无论承认这些特权，会给审判带来多大的障碍，这是普通法的选择，显然也是欧洲的选择，并且被整个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为了保护特定的交谈关系――夫妻之间，当事人律师之间，以及忏悔者与神职人员之间――这个代价并不特别大。”

如果人世间最自然的亲情都难以维系最起码的信任，世界将是多么冰冷和可怕！

但愿，在下一场审判中再也看不到哪些冷脸和冷屁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