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降半旗真相调查报告 -- 温相

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

(博讯2004年3月29日)

周恩来更多文章请看周恩来专栏

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 恩 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博讯 boxun.com)

　　　　“1976年1月8日，周 恩 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 恩 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 恩 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 恩 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 恩 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 恩 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 恩 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 恩 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 恩 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 恩 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 恩 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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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亲历联合国哀悼周总理

　　 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吴妙发

　　 1976年1月8日，纽约遇到了罕见的寒潮，朔风怒号，雪花飞舞。整个天空里弥漫着阵阵悲凉，仿佛上苍也在为中国失去周 恩 来总理这样一位伟人而哭泣、悲哀。

　　一位中年妇女跪在周总理遗像前喃喃自语：“国家有了你，我们这些人才能在国外不受欺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灵堂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政要、联合国高级官员和各国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基辛格、黑格、罗杰斯等在周总理的遗像前志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向中国常驻代表团的领导表示深切的哀悼；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的常驻代表向周总理遗像献上了花圈；来自坦桑尼亚、布隆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们神情严肃，心情显得异常沉重和悲痛……

　　我作为守灵的一员，目睹了这一切，悲伤得难以自持，一遍又一遍地掏出手帕擦去眼泪。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一批批侨胞吊唁时所流露的悲戚之情。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幼儿从踏进灵堂的第一步起就悲痛得直不起身子，跪在周总理遗像前喃喃自语：“周总理，你是大好人。国家有了你，我们这些人才能在国外不受欺侮。周总理，你不能走呀!”

　　一些年迈的侨胞在后辈的携扶下，不停地向周总理遗像鞠躬。他们老泪纵横，离开时紧紧握着代表团守灵人员的手不放。各地侨胞送的花圈堆满了灵堂，使灵堂的悲哀气息更加浓重。

　　美国不少政要和120多个常驻代表团的大使都来使馆表示哀悼。纽约所有主要侨领都送了花圈，加上侨胞个人送的花圈达一千多个，来哀悼的人员也在千人以上。当天晚上，代表团二秘以上外交官开会，把哀悼周总理逝世的情况拍成胶卷由信使带回国。

　　大会主席宣布取消原定一切议程，改成追悼周 恩 来总理

　　 在接受哀悼的同时，我们坚持照常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在出席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的会议上，大会主席、坦桑尼亚常驻代表萨里姆宣布取消原定的一切议程，改成追悼周 恩 来总理。

　　萨里姆大使宣布会议开始，全体与会人员起立默哀一分钟。他以主席身份动情地说，他当过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见过周总理多次。周总理对他这样一位只有二十多岁的大使，从来都是亲切热情，坦诚相待。周总理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体现了伟大中国对亚、非、拉国家同情、支持的炽烈情感。周总理才思敏捷，工作辛劳，是令他终生难忘的中国领导人之一。说着说着，萨里姆大使热泪盈眶，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来，整个会场的空气显得更加悲哀。

　　在其他同事出席的当天安理会会议上，当月主席也即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哀悼演讲。他说周总理和他所代表的中国犹如一支火炬，照亮了人类的希望、良知和前途。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常驻代表都在会上发表了悼词。据中国口译人员事后告诉我们，他们的发言感情真切，是他们往日很少见到、听到的，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大大提高了。

　　在挂满各国国旗的广场，中国国旗降至一半，迎着风雪飘扬

　　 参加完当天的会议后，我和我的同事步出联合国大厅，准备返回代表团驻地，继续值班守灵。在等待汽车时，我看见挂满各国国旗的广场上出现了少见的一幕：中国的国旗降至一半，正迎着风雪飘扬。我当时的直觉是，联合国广场上下半旗对周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了。这可是一件少有的事情，因为联合国从1945年成立至1976年的31年期间，尽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元首与世长辞，这里还从来没有为哪位元首的去世下过半旗。我正想着，只见广场上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在议论。我走了过去，想听听他们讲些什么。原来他们尊敬周总理，但不知道联合国总部为何要对周总理作为中国政府首脑(第二把手)的去世下半旗志哀，而他们国家的元首去世时，联合国总部却从来没有下过半旗表示哀悼，为此他们想了解联合国总部是否有了新的规定。

　　 过了一会儿，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秘书处大楼38层乘电梯下来，来到了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我见他穿着黑色厚呢大衣，迎着寒风，看了一眼正在飘扬的中国国旗，神情严肃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发表了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为了悼念周 恩 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 恩 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 恩 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

　　讲完这番话，他转身返回秘书处大楼。这时广场上的外交官先是哑口无言，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一些外交官见我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随即向我和我的同事对周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他们有的说，世界上像周 恩 来这样的政治家实在太少，太可贵了；有的握着我们的手说，希望你们节哀，中国总有一天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和我的同事再次沉浸在由人品高尚的周总理逝世引起的无限悲哀之中。

　　 回去的路上，风刮得更紧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仰望着灰色的天空，深深感到整个世界都在哀悼周总理。

　　录自《参考消息》2001年11月22日第12版

　　相关链接：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replyID=11131&ID=1673&skin=1

　　吴妙发其人：

　　曾在外交部非洲司、国际司、办事厅综合组工作。派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后，任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等职，曾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世界博览》总编辑、《国际问题研究》中英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联合国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现为研究员、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有著作四本，译作八本，撰写过国际问题文章近百篇。

　　部分著述：

　　国际问题研究: 季刊 主 编: 吴妙发

　　解读中美关系； 吴妙发著

　　联合国:五十五年来的成就 吴妙发著

　　走进联合国；吴妙发/著,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世界博览 月刊 吴妙发主编 (博讯 boxun.com)

after such a long articl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联合国秘书长那段话, is not approved. I think the most direct way is to contact the UN to see if they have the record.

BTW, quite obvious to me, the short talk is fake.

人人都这么严谨就好了。

在国内挺罕见的，10年不见的降一次。美帝国主义这里，就不稀罕了。感觉一年起码降那么十几次。哥伦比亚爆炸降了好像至少一周，里根死了，降了有一个月吧。有一次降旗，那时刚来，还很新鲜，到处打听到底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最后才听说好像本州一个前州长死了。后来好像也看到不少次降半旗，都懒得问了。

兄弟以为，过于注重技术细节，穷究联合国是否降了旗，是否合常规，秘书长是否说了话，怎么说的，于先总理风范无损无益，公道自在人心。

（1）讨论问题一定要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决不要党同伐异，打口水仗。服从真理，是我们讨论问题应该始终持有的态度。

　　（2）任何宣传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要造假，人为的拔高和贬低都是不足取的，立论要客观公正公允，经得起历史检验。

　　（3）希望更多的知情人提供相关的资料，使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大家多交流交流，相互印证补充，总是有益的。

　　（4）任何污蔑、贬低、非议周恩来总理的做法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不得人心的，我随时准备应战。

结合各国实际情况，仔细研究《旗典》各项条款，会发现很多值得斟酌之处。探究下面八个细节，对全面深入了解联合国为周恩来下半旗的来龙去脉应当有所帮助。

　　（1）会员国、非会员国

　　《旗典》规定的是指会员国，显然不包括非会员国。各国加入联合国是有先后的，在该国加入联合国之前，或者退出联合国之后，联合国是不会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逝世下半旗的。比如胡志明，1969年逝世时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主席，党政都是一把手，但联合国没有为他下过半旗，当时越南尚未加入联合国，越南是1977年才成为其会员国的。此外，有的国家虽然客观存在，但不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承认；有的处于分裂、分治、托管等状态，国际社会对其主权的合法性存在争议；有的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能称作“地区”，这些都不符合《旗典》规定的前提条件。

　　（2）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国家元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同国家的元首有不同的名称，如总统、主席、国王、皇帝等。有的国家元首实行世袭制，有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多数国家实行单一元首制，由一人独任国家元首，也有一些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担任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是中央政府领导人。各国有不同的名称，如总理、部长会议主席、首相以及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政府首脑行使最高国家行政权，其产生、任期和具体职权由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

　　需要明确的是：非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酋长、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还是总督、首席行政长官等；政党、团体的领导人，包括执政党对国家政权有实际控制力的最高领导人在内；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都不能算是《旗典》所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旗典》中规定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逝世时，联合国要下半旗。世界各国的国家体制不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比如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美国不设总理职务，国务卿也不是政府首脑；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比如英国，女王是国家元首，首相是政府首脑。英联邦国家，比如加拿大，它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总督是女王的代表，政府首脑是总理。政党领导人，包括执政党的第一把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由于某些国家党、政职务常常由一人同时担任，所以我们有时会无意识的搞混。比如金日成，说他是朝鲜的国家元首是因为他是朝鲜国家主席，而不是因为他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现在的朝鲜国家元首是金永南，而不是金正日。朝鲜现行宪法规定最高人民会议常设委员会委员长对外代表国家。前苏联斯大林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是国家元首；但他同时又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苏联总理），是政府首脑，当时的国家元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一个好陌生的名字！）。

　　因此，有必要区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这里统称“元首”或“首脑”是不妥当的。

　　（3）实职、虚职

　　在不同国家，国家元首的职权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元首握有行政实权，有的国家元首的职权只是象征性的和礼仪性的。中国还曾经授予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政府首脑的权限也各异，有的只管政务，有的还过问军队。所有这些，联合国都不可能具体的牵扯进去，也无法逐一有效地甄别。

　　关于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只是形象的比喻，通俗的说法，事实上很难严格界定和区分。第一把手并不一定具有国家元首的身份，1976年时毛泽东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绝无争议的，但要说明的是1959年后他不能算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主席而不是国家主席。按照国际惯例，当时中国国家元首缺位，代理国家元首也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反之亦然，是国家元首并不一定是第一把手，如什维尔尼克和金永南。周恩来从1949年10月起担任总理职务直到1976年1月逝世，一直是政府首脑，这一点毫无疑问。为毛泽东、邓小平下半旗都是按照《旗典》d款、f款“国家象征人物”、“世界级领导人”进行的。

　　由于上述原因，《旗典》只能规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不管是否拥有实权。

　　（4）正式、代理

　　除了正式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外，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代理（临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一种情况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对外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因健康原因不能正常履行职务期间、在被弹劾而权力受限制期间，通常会将权力移交给副职或其他人。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任期内逝世，或者因为政变等突发事件而提前下台，由其他人临时担任，直到继任者正式产生。根据我的理解，第一种情况下代理职务的人不符合《旗典》的条件，而第二种情况下代理职务的人是符合《旗典》的条件的。

　　（5）在职、曾任

　　《旗典》规定本身似乎还有语意不明之处，所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是否去世时必须在职，还是曾经当过就可以。比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95年卸任，1996年1月去世，他曾是法国的国家元首，但去世时已经没有这个身份。联合国究竟为他下了半旗没有，因手头缺乏资料不敢妄下结论。如果下半旗，按照国家元首来执行，还是按照国家象征人物或世界级领导人来执行？按说，世界上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人加起来应该不少，但死在任上的还真不太多，一种是世袭的君主；一种是空难、遇刺、政变等意外突发事件；正常病死的很少。但遇刺、政变死的，如果前政权被推翻或废黜，联合国就不会为此下半旗，比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旗典》的规定究竟是否强调在职，如果曾经当过就行，那符合条件的人将明显增多。有些人虽然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是退下来以后再去世的，联合国也不会下半旗。中国原国家主席李先念、杨尚昆去世时,联合国也没有下半旗，从侧面印证了强调逝世时在职，曾任的不算，否则就是破例。

　　（6）正职、副职

　　《旗典》规定的职务是否必须正职，副职算不算？有的国家元首设第一副总统、第二副总统，或者第一副主席；有的政府首脑设第一首相、第二首相，或者常务副总理，副职少则一两个，多则超过十个，而且更换比较频繁。按常理，副总统比总理职位高，总理作为政府首脑，逝世时要下半旗，而副总统作为国家副元首，逝世时反而不下半旗，似乎情理上说不通。政府副首脑即副总理太多了，似乎又不可能。我个人认为，联合国的规定只适用于正职，不包含副职。我们还从没听说联合国为哪个国家的副总统或副总理下半旗。

　　（7）必须、可以、应当

　　《旗典》规定的下半旗是必须，还是可以或应当。这是我至今仍然感到疑惑的地方。如果是必须下半旗，那么符合条件的人逝世，没有正当理由不可以不下，而不是看他到底有多大的贡献，这牵涉到外交程序，不只是对逝世者的尊重，还包含对逝世者国家的尊重。现在看来，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照我的理解，联合国制定《旗典》时可以规定苛刻的限制条款使大多数人不满足下半旗的条件，以免流于俗套，丧失严肃性。但现在《旗典》并没有规定更多的附加条件，那么符合条件的人逝世时联合国为什么不下半旗呢？从这一点上说，应下半旗而不下反而要算是破例了！《旗典》赋予联合国秘书长“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决定在任何地方的联合国旗在联合国的官方悼念期内下半旗”的权力，但并没有说符合条件的人逝世，联合国秘书长有权决定不下半旗。如果是可以或应当下半旗，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又凭什么厚此薄彼，他如何来评判逝世者贡献的大小呢？有的下有的不下，同样会使各国为了外交荣誉而激烈争执。

　　（8）国家下半旗、联合国下半旗

　　我们知道，美国下半旗和联合国下半旗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前者是国家行为，后者是国际行为。在美国，遇到重要人物逝世或重大灾难发生，都会下半旗志哀，但下的是美国国旗而不是联合国旗。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的纽约，有的报道只是笼统地说下半旗，所以美国国内下半旗容易让人误解成联合国下半旗。通常情况下，友好国家会相互为对方的重要领导人逝世下半旗以示悼念，例如毛泽东逝世时，朝鲜曾为他下半旗，金日成逝世时，中国也为他下半旗，但这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行为，下的都是本国的国旗，而不是联合国旗。周恩来逝世时，斯里兰卡、马里等国家下令全国下半旗 。联合国对此不会也无法提倡、限制和禁止。联合国旗下半旗时，除逝世者所在国国旗也下半旗外，其他会员国国旗一律不升。因为不同会员国之间关系复杂，有的是和逝世者所在国家严重对立甚至处于交战状态，一律不升就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目前争议最大的地方。

　　有人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夸张的报道”，“画蛇添足”，“可信性极低，典型的报告文学”，“和‘总理遗嘱’一样”，“一看就是那种‘煽情网文’，不值得当真”，甚至指斥为“弱智的谎言”，“挟洋自重”，“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即使是真的，也并不值得夸耀。他们的理由是：

　　――吴妙发回忆文章的可信度差，当时中国人口没有10亿，他写的其他文章也有好多失实之处，推断这个故事也是他捏造的。

　　――联合国秘书长不会说那样不严肃的话，没有存款不见得是好事情，没有孩子也不是周恩来的本意。

　　――没有存款？×××、×××都能做到。没有孩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遗憾的事，甚至于会有不好的联系（始作俑者，其无后焉），怎么可能反而当作先进事迹大吹大擂？

　　――即使真有这样的事，瓦尔德海姆肯定也是一本正经地说“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这类官话，他思维有问题吗？说那样的话送给记者当靶子，去刺激别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可是选出来的。

　　――难道联合国秘书长会影射其他会员国的元首或首脑都是贪污犯？更何况联合国也鼓励合法的劳动所得，政府首脑也是雇员，秘书长会说出这样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话？

　　――“他没有子女”这能说明什么？这位秘书长会疯狂到鼓励不孕主义？看看联合国人权大会每年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三道四，你还会相信他会鼓动不孕主义吗？

　　…………

　　还有一些更激烈的看法，涉嫌人身攻击，恕不引用。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安建设发表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上的文章应该足以能够说明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过去国内曾有这样的传说:1976年1月,为了在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的周总理下半旗,联大秘书长举出“三条理由”,用来说服在场的人。26年之后,这件事才基本上得到证实。据当年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一位中国外交人员回忆:当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至纽约联合国总部时,顿时引起了巨大震动和深切哀悼。从各国常驻代表团大使到一般外交官,从联合国秘书处高官到一般工作人员,都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伟人表示了崇敬之情。“更为感人的是,联合国还特地下半旗哀悼周总理。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讲完这番话,我见他转身扫视了一下广场,尔后返回秘书处大楼。这时广场上先是鸦雀无声,接着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注]

　　[注]吴妙发:《周恩来逝世震惊世界联合国破例下半旗》。2002年1月8日《人民日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还是引用吴妙发的文章，但可信度明显提高了，它是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向全世界公开的，不再仅仅是民间传说了，否则肯定会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来质疑这件事，似乎还没有听到当事人的否认。可惜诺大的中国外交团只有吴妙发一个外交官员来证明，的确显得苍白了一些。据悉，瓦尔德海姆现仍健在，哪天他自己写篇回忆录证实一下更好。还有当时中国驻联大代表团大使黄华应当也是一个知情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是研究中共领袖人物的权威机构，他们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引用这一说法，至少说明他们是审核过而且是认可的，他们说是“基本上得到证实”，还是比较审慎的。同时，外交部网站、新华社网站等权威部门都认同这一说法 。最近，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刊《觉悟》创刊号上刊登了原周恩来外事秘书、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陈浩的文章，称“解开了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之谜” 。所有这些，我都没有理由不相信，更没有理由说这些研究部门、专家和当事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在刻意编造或者以讹传讹。

　　吴的文章，有人说可信度低，并以他写的其他回忆文章中失实较多来证明这一点。我个人观点，如果这些失实属实，说明他在写文章时确有不当之处，但是这些失实不是他的个人经历，是摘引了其他不可靠的文字或进行了不谨慎的评论。在写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因此，还是应该相信他说的这段话。比如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如果有些事情不是她的亲身经历，她会引用一些现成的背景材料或别人写的东西，保持事件的连续和完整，一旦引用的材料本身有偏差，容易让人怀疑她整本书的可信性，但事实上她写自己直接经历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再如毛泽东孙辈写的关于毛泽东、毛岸英的书，可信度究竟如何，伟人去世时作者尚未出生或者年幼，叙述时肯定是参考了别人的东西，万一有假的，我们不能说作者自己和毛岸青、李敏交往的部分也是假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写文章尽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首先主观上不能去造假，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足取，再者引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仔细考证。

　　鉴于周恩来在国际社会的崇高威望，联合国秘书长发表悼念谈话完全在情理之中，但具体什么内容，版本很多，有些是口头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人为加工的，以致使人生疑。我小时候听到的不是“两条理由”，而是“三条理由”，正如安建设的文章里所提到的那样。这“三条理由”的内容是：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

　　有哪一个国家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

　　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

　　对照一下，似乎“三条理由”更象一些。但现在基本上得到证实的却是“两个理由”。

　　夏传鑫（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员――笔者注）回忆说：当年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要降半旗，以示志哀。据说，当时也有代表提出异议，怀疑为每个国家领导人的去世都降旗志哀是否可行。但是，联合国大会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应是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上面这个材料中的两点共识，似乎和联合国秘书长讲话有关，但显然是意译，不是原话，夏传鑫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说法可能另有来源。

　　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说法应该是权威可信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两个理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而不是常见的外交辞令，这更说明了周恩来伟大的功绩和人格非同一般。

　　“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没有孩子本身不存在令人钦佩的问题，而是周恩来的一个遗憾，但起码可以表明周恩来对爱情的忠贞，他不会因此而考虑与邓颖超分离。我们知道，邓颖超并曾主动为此向他提出过这一问题，但周恩来不同意。哪怕有谁将这曲解成为外界对他的无形制约，我也觉得了不起！联合国秘书长提到这一点，并非鼓励别人不生育，而是钦佩周恩来私生活的干净，这是明白人都能理解的。

　　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l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0000多元。他们两个人拿出将近50000元，来补助工作人员和亲属。这里边有个主导思想，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自己拿出工资来补助。有时候也会有些积蓄，以后就立了一条：凡是钱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5000元、5000元，曾经交过两次。后来4000元，也交了党费。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而节约出来的钱，一个是支援同志，支援亲属，再就是交党费。他们自己所剩就寥寥无几了。”

　　上面这则材料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的谈话记录。如果有人以此为据说周恩来也有多少多少存款，不是一分钱没有，这种无聊的钻牛角尖实在毫无意义。外国人当然不可能了解得这么清楚。他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清正廉洁的口碑实在太好，举世皆知。抓住这个所谓的“把柄”来推断联合国秘书长没有说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能苛刻地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按照我们的口径，四平八稳地讲话吗？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允许某些人继续存疑。针对人口数字的疑问，这里不作评论，很有可能事后追忆不是原话，把后来的情况也混进去了。我们寄希望更多原始档案资料的披露，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佐证，以期彻底解开这一事件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