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国政治简史1 -- 种植园土

应河友黑翼天使要求，我这里就谈谈中共产生的政治大背景。本篇不按时间顺序谈，先讲中国历史大轮廓。

5000年来，中华民族从来不曾离开此片土地，文明传承至今。这在世界历史是仅有的现象。华夏各诸侯很早就从农牧并重过度到农业为主。文化与制度层面也很早熟，西周的礼乐制度作为征服及殖民化的利器，很早就在士以上阶层普及了。与商朝保持与有亲缘的蛮族勾勾搭搭不同，西周对礼乐制度异常坚持，不采纳者一律摒弃。但西周愿意接纳接受礼乐制度并效忠王室的新诸侯（如秦）。

最初，西周采用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土地分9块，中间1块留给王室，但其余8块也不是私田，更类似一种村落的集体所有制，劳动效率自然不高。随着人口增长，渐渐地在井田周围开辟了真正的私田，这些私田拥有者渐渐侵吞井田。春秋战国就是井田到私田的转变过程。土地向私有制转化大幅提高了劳动效率，供养了更多人口。同时，政治体制也变革了，从权力受限的君主与世袭贵族共治，转向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聘用非世袭的“士”充当官僚治理国家。对士的需求，刺激了文化知识加速从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普及，诸子百家应运而生（比如儒家其实就是周朝礼乐制度加上“有教无类”四个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战争频繁，但人口依然膨胀了若干倍。不仅全部消灭了自古就与华夏地域犬牙交错的蛮夷，还向北向西向南征服了大量戎、狄、羌、蛮地盘。到了汉朝，一个基于察举制度，用儒家经学培训官僚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定型了。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早熟的政府组织形式，绝不比罗马帝国差半分，与近代欧洲君主制度比较也不过时。

但是，随着察举制度的衰败，渐渐出现了一批垄断高级政府职位的家族。这些官僚家族对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权力争夺很漠然，毕竟谁当权都是他们当官僚。皇帝就被迫借助宦官向外戚夺权。宦官集团与士族官僚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宦官集团被屠戮殆尽，官僚集团在军阀混战中得势，获得了大量部曲，并用九品中正制把权力世袭化了。

这些二代、三代并不满足已得到的权力。他们只做两件事：（1）对部曲横征暴敛。自由民已经在战争中要么沦为部曲，要么屠戮殆尽。汉族人口大量减少。士族对部曲剥削极为可酷，自己却荒淫无度（比如王、石斗富故事）。（2）彼此之间内斗连绵（八王之乱）。斗来斗去，引发北方大乱--五胡十六国--中原沦陷于膻腥异族。

永嘉之乱后，逃到南方的士族意识到了内部无底限恶斗的坏处。他们采取了一种妥协方式。（1）选懦弱平庸的君主做皇帝；（2）各大家族各把持一块地盘，形成一种微弱的制衡，如果哪一个家族出了个政治明星，意图打破僵局，那么各家族群起共灭之；（3）妥协对付北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北方疆土，而是为了保持士族在南朝的生活方式。

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后，南方高级士族官僚基本恢复了清谈、吸毒、滥饮、淫乱的生活状态。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官位包含什么职责都不清楚，主要职责完全依赖低级士族。最终，出身低级士族刘裕凭借收复北方失地的功绩，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取代了东晋，获得皇位。

北方渐渐平静，实现了民族融合，也实现了完全彻底的汉化。梁朝名将陈庆之在与北方交战之后评价：“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即南方贵族也承认北方上层阶级的文化艺术修养已完全不逊于南朝了。到了隋朝，南北区别已经变得甚小，为顺利实现统一做好了铺垫。

隋代开始尝试科举制度，试图打破门阀垄断官职的局面。唐代开始大规模推行科举制。唐代科举制是双层混合式的。第一层是明经与进士并存。第二层就是“行卷”与科举并存。

明经传承自汉朝的经学。西汉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什么叫官学？说得俗一点，就是可以做官的学说。汉朝谚语“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并非虚言。不师从这十四家，是没有机会在汉朝做官的。汉朝官僚世家与学阀世家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世代关联，形成了一个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小圈子，学术地位、官吏人选、社会舆论都操纵在这个小圈子中。这个小圈子游移于外戚与皇帝之间，恣肆于自我标榜，无论外戚还是皇帝掌权，日子都很潇洒，所以对皇帝并不尽忠。但皇帝与外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说错一句话，吃错一个饼都可能致命，容不得这些官僚学者把酒临风、风花雪月。

皇帝就与宦官建立的联盟，宦官帮助皇帝赢得了对外戚的斗争，报酬是可以安插大量亲信为官。汉灵帝还专门开设了“鸿都门学”，专门招收士族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宦官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这是一场令刘玄德痛心疾首的闹剧。后果就是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与诸侯割据。世家大族对宦官如此痛恨，以至于袁绍在为何进复仇时杀死了皇帝的全部宦官，使得汉献帝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基本没有太监服侍的皇帝。鸿都门学也随着这些政治动荡戛然而止，不过一颗小小的种子被种下--进士科的萌芽--要在地下埋藏400年，到唐代才能开花结果。

今文经学是官学，充斥着官僚气息，其生存完全依存于汉帝国的霸权。为了尽量巩固学派在朝廷的地位，今文经学繁琐难以想象，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今文经学很早就失去了生命力。

非官方的古文经学一直有冲突。古文经用战国六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古文学派试图在朝廷官立的学霸之中挤占一席之地。渐渐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基本让依附于皇权的今文经学彻底歇菜。古文经学赢得了学术冲突。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随后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不存在类似于汉朝那样的强有力中央集权。经学于是走向衰落。

而且，汉朝人是真心信奉经学，以此为全社会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就像美帝的平民百姓是真心信奉民主与法制一样。魏晋南北朝对经学的信奉，就好比印度阿三对民主二字膝跳反射式的膜拜，全然不顾猖獗至极的种姓制度以及肆无忌惮对法制的破坏。九品中正制下的士族有什么动力去追求劳心费神的经学？服了五石散，再饮得烂醉，之后宽袍大冠谈谈玄学，岂不更爽？经学于是走向分离。有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

到了唐代，一个新兴集权帝国又出现了。唐初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结束了所有经学之争，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

上面已提到唐朝科举分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考经学和时务策。进士科除考经学和时务策以外，还要“加考诗赋”。一般进士百人中取一二人，明经十人中取一二人。

尽管孔颖达统一了教科书，但明经科还是非常有利于家学源长、人脉广泛的阀阅之家的。所以贵胄、士族愿意考明经。而中下层读书人就只能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进士，考诗赋博取机会。当时人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三十岁考上明经科，已算是年老，因为明经科较易，而五十岁登困难的进士第，已经很年轻了。

为何中下层读书人乐于考进士呢？岑仲勉说：“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也就是明经主考记忆，打上小抄机会就大增，进士要考诗词歌赋表现原创能力，打小抄也没用。而且，明经录取众多，没有关系很难谋取官职，进士虽然难考，但一旦考上官职是有保障的。

渐渐地，进士科取得了很好的名声。统治者越来越愿意从进士科录用官僚。于是士族和大官僚们又把手伸向进士科了，也就是所谓的行卷。

行卷是指唐代考生在考试前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以求闻达。比如，王维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拿着行卷投在唐玄宗之弟岐王的門下。岐王叫王维装扮成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公主識賞不已，待以上宾之礼。岐王趁机向公主推荐王维的詩文。日后王维果然中了第一名进士。白居易年轻时以诗向顾况行卷，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亦弗‘易’。”然而当他读到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又惊又喜，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何难！”白居易果然中进士。象李白这样的谪仙不羁之士，一面悲叹：“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之二），一面乖乖地按规则办事：“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

行卷制度实际上是大官僚的背书，有利于保持熟悉政府运作的士族子弟的份额。但科举制度本身是非常有利于吸收庶族阶层优秀子弟的。士族出身的官僚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政治资源，寒门子弟则富有进取心，以学识及吃苦耐劳见长。中唐之前，士族寒门矛盾尚不突出。故而，唐代官僚大体既进取又有实际能力，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优秀的官僚群体。

不同物种之间杂交，优势是明显的，但缺点是性状不稳定：混血儿很漂亮又聪明，但其后代却极可能既蠢且丑。杂交的政治体制缺点也是如此。晚唐士族寒门矛盾渐渐变得很尖锐，表现为牛李党争。一般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是没落的门阀世族。牛李党争持续了40年，直至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崖州去了。

如果说庶族地主的兴起和门阀世族的衰落是唐朝官僚体系演化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副产品：胥吏与乡绅的崛起。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清末废除科举及辛亥革命之后，胥吏与乡绅阶层才渐渐告别历史舞台。他们角色的缺失，却又使得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完全一盘散沙化。西装笔挺的民国栋梁们--其实多数是列强在中国安插的利益代理人--生来就有软骨病的。高等华人的软骨病加上一盘散沙的社会基层组织，使得伟大的在近代中华民族瘫软如一条鼻涕虫。这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民族灾难。只有在中共完成中国社会在微观层面的再造之后，中国人民才又重新站起来了。

下面讲一讲胥吏与乡绅的故事。

胥吏是主要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的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根据唐代学者杜佑的记载，唐玄宗时期中央和地方通计有各种胥吏35万多，而有品级的内外职事官则只有1.8万人。由此可见，唐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各种繁杂的具体事务主要是由数量众多的胥吏来完成的，正是他们维系着唐王朝的正常运转。

不过俺还是对革命史更有兴趣，之前的混战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人军阀之间过家家而已，兄台说呢？静候27年后那绕不开的TG参与下的政治简史大作。

种植园土兄这一下大大推进了历史纵深，让我看得不胜惶恐。

先前蔡将军松坡公的确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老袁一代枭雄，颇有一些手段，民国初年尚且服众，奈何最后猪油蒙了心非要当那个皇帝，真是人老昏聩。不过老袁杀宋教仁在前，这个恶劣先例开了，场子就不好收拾了。何况手下王龙段虎冯狗已经有点镇不住了……

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也是个拿枪杆子夺权的模式，自然和北洋政府不对付。所谓的民主的甜头，也就是在宋教仁死前大家尝了一口。不是有句话说的吗，民主就像性生活，尝了就止不住。可惜在中国，最后大家还是觉得拿起枪杆子乱射来得开心。历史大趋势真的挡不住啊，可惜了宋教仁这样的热血理想青年。当年上千万人可以分到米粉。如今13亿人没有几个不知道民主了，到头来选个村官还是需要高价米粉出面。

民国史很奇葩，值得好好深究一下。

结果全是战争。呵呵！1914年的“二次革命”实在是个恶例，开了地方军阀对抗中央的先例，民国的法理基础在孙中山的固执下开始瓦解，袁世凯迷信于北洋军队的武力而开始胡作非为，将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与“国家”的观念及秩序一起破坏掉了。甚为可惜、可叹！

成为兄台文中所说，宋案本来是个极好的内阁政治的机会，如果做的好，将能够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当时，袁大头是又忿又怕，而上海地方法院竟然向总统阁下和总理阁下发传票，要求其出庭作证，老袁也不得不低头，派代表前往上海地方法庭说明情况。

如果当时国民党内部领袖或者孙中山本人能够很好的利用法律程序，先追究宋案责任，再以此作交换，执行宋的议会政治的话，历史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么激荡。

而孙中山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隔空羞辱，这个只会“捣蛋”的家伙进行了反思，开始进行组织建设，即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人人按手印，宣誓对其个人效忠，导致民国建基者的大分裂。

宋教仁先生遇刺100年了，期间，法律多次被统治当局弃如敝履，先生的限权理念虽说起于意气，但却是救弊之道。回首百年沧桑，所谓“长歌当哭者”，此其可哭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