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明史》的读书笔记一：《屠城血证》 -- 俺老孫

在皇太极创业未终，中道崩殂的危急关头，多尔衮放弃小我，代善顾全大局，避免了分裂，挽救了八旗事业。

在朱由检煤山自缢，吴三桂请兵的关键时刻，多尔衮不念旧恶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建立团结最广泛的满汉回藏蒙古人民的统一战线，打击一小撮儿李自成张献忠匪帮。

当南明福王和史可法背亲自立企图分裂国家的时候，多尔衮让多铎打过长江去活捉朱由崧。

当广大华北江南群众对八旗政策还不了解的时候，多尔衮提出圈地只针对前明的皇亲国戚，衣冠发饰各随其便，消除了人们误解，体现了灵活性，等到群众理解并拥护八旗政策了，又马上圈地剃发，体现了原则性。

当发现江南文士通过修史反满的时候，我大清用明史案统一了思想，当察觉缙绅豪强偷税漏税挖国家墙角的时候，我大清通过奏销案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凡此等等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先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李自成和明朝作战多次败而复起，一片石一战就被睿王彻底打断了脊梁骨；张献忠在明朝更是打不死的小强，几回从绝境脱身，可凤凰坡遇到肃王就吹箫不用竹了。多铎下江南史可法的扬州算是天津方式29小时？南京杭州就是和平解放了。

还有一个奇迹就是起义将领只要已加入我大清，战斗力马上倍增；孔，尚，耿，吴不提了，连二流的李成栋，金声桓一类也能建功立业，可一旦叛变立刻显露原型，连一年都坚持不了就被镇压了。

关于明亡清兴这段历史，顾诚的《南明史》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写的，那个阎崇年的《明亡清兴三十年》是站在满清的立场上写的，站无关者立场的则有美国人魏菲德写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这三部著作可互相参考着看。所以俺常说人看问题都是有立场的。

每当回顾明亡清兴这段历史就不能不与抗日战争相比较，何以明亡了，抗战却胜利了？按说抗战面对的敌人更加强大，军力、人力加国力的差距，日本：中国的比例都要远大于满清：南明，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却远没有满清成功。尽管日本是完全吸纳满清的方式方法，不但照搬以屠城来慑服抵抗的办法，连侵略走的路线也相似，也是将主力从西北方调往东南方做了个大迂回，但日本的依样画葫芦却画成了漏水的瓢。满人只花了两三年就稳定了北方，五六年就征服了除东南沿海和西南边远地区的全境，而日本人花了八年时间也没能将占领区变成“王道乐土”。

抛开仰赖于盟国的最后胜利不谈，仅就侵略期间日本都没有在占领区形成满清那样稳定的统治和政权，从来没能也无法把占领区当作侵略的稳定后方。究其原因，总的说来，抗战时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条关键因素，所以虽有几百万的伪军，但都不能为征服者提供太大的帮助，而满清征服时期人们普遍不存在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只有王朝更替的认识，所以投降的汉人军队才会成为满清征服的主力军；抗战时尚存在一个勉强能为国人所接受的政府，并能以这个政府为号召国人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抵抗侵略，而南明所有政权都始终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就是如果不说GCD的好话就无法面对的历史了，当时如果没有GCD在敌后的建立根据地，把可能为敌所用做稳定征服的后方重新变成抵抗力量的据点，使得日本在东三省以外的其他占领区根本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无法遂行以战养战的战争策略，而这也正是南明政权从来没想也没有去做的最应该做的事。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陷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堡垒，东、南是大海，西、北是高原，生活在这个堡垒内部的人曾被人骂为“丑陋的中国人”，说他们只善于窝里斗，其实这些人并不丑陋——无论从内心到外表，他们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好战，更不好斗，无论内斗或是外斗，中国历史上仅在少有的一些时候主动对外作战，通常这些作战也会受到批评，因为中国人的道德传统上不鼓励对外的征服和侵略。那个骂中国人丑陋的人还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酱缸”，说她会污染外来的文明。在俺看来中国的文明比做“融炉”更适当，当外敌来犯的时候，如果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够强悍，就好比一口已将矿石材料炼钢水的融炉，那个外敌就会很倒霉，他们通常都会“兹啦”的惨叫一声飞快逃走，逃慢了便会粉身碎骨，化为乌有；如果外敌比较幸运遇上个软弱的领导者领导着中国，就好像炉里的温度还不足以将铁矿石还化成铁水只够用来热油炒菜做饭，这时他们或许会有些收获甚至会进占融炉的内部，但随着时间推移融炉的温度缓慢升高，他们的下场便是无声无息的被化掉，好的会与炉里原来的材料融为一体，成为钢水的一部分，孬的会死得连渣都不剩。所以对这个融炉最大的危害就是炉中填加的材料的纯度和质地，不要在升温时产生炸炉的损害，所以需要对原材料进行筛选和分捡，将有害的会炸炉的杂质清除掉后才会炼出好钢，才能用这好钢打造锋利的宝剑来保护我们的堡垒、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文臣：

史可法：是南明第一号文臣，因为根据明朝的法律规定，南京政府的官员排第一号的就是南京兵部尚书，而当北京陷落时史可法正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由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因此被明末清初的文人奉为典范。以顾诚在其书中对史可法的行为的记述和评价不难看出，而史可法的表现只可用腐儒不足成事来形容，他在拥立定策上犹疑不定，出于东林派系门户之恩怨反对福王，又知潞王是远藩不如福王，不为国家计早定决策，还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历数福王的七条不堪为帝的缺点，授人以柄。当四镇干预拥立事后，马士英立即跟风转向拥立福王，并把史可法的信给福王看，令福王对史可法心怀不满，史因而不安于位，也不好意思入阁主事，求出外镇守扬州，拱手把首辅之位让与马士英。在南京的南明朝廷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史可法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只是周旋于四镇之间做些安抚工作，化解四镇征粮征饷对地方的骚扰，从未想过要北上河南山东招抚那些地方的反清官民，从未做收复之计。坐视满清渐次将这些地区平定以为征服全中国的稳固的后方基地，比起东晋时的祖逖差之十万八千里。特别是在高杰被谋害后，高杰部将拥戴高杰的儿子，高杰的妻子邢氏考虑儿子还小，恐难服众，想为其谋求一个大靠山，求史可法收其子为义子，这本是史可法染指兵柄，控制高杰部军队的大好时机，他却非但加以拒绝，还吓得赶紧逃回扬州，惟恐避之不及（大概是觉得收一个前流贼的儿子为义子有失他身份吧！）。结果清兵南下，高杰部在邢氏的带领下全体投降清军，并为清兵南驱从江苏一直打到广东。顾诚在书中还说扬州城其实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过，围城十天，攻城只一天就城破，屠城的时间还超过攻城的时间。史可法惟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殉难。

“生来有自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这幅据说掛在扬州梅花岭史祠里的对联就是后世文人是对史可法的褒扬，不免过誉，其他溢美之词还有不少，其实他实在不配。史可法绝不是一个值得这样吹捧的人物，别说他比不上诸葛亮受托孤重任治理蜀国有生之年蜀国安堵尚有余力北伐；他连文天祥都不如，文天祥至少还曾经组织武装反抗蒙古大军的征服转战各地殚精竭虑不屈不挠。

堵胤锡、张煌言：这是顾诚书中惟二称赞的有大局观，于乱世中有所作为的南明文臣。堵胤锡在联合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开通、更务实和更有见地，他本人也勇于任事，能指挥所收编的军队作战——不像何腾蛟在内部搞破坏则有办法，外敌一来便成光杆司令——可惜独力难挽危局，在湖南作战被何腾蛟破坏以后病死军中。张煌言则是坚定的支持鲁王所部在东南沿海的抗清事业，在遭受失败失去舟山基地不得不南下福建依附郑成功后仍然坚持抗清事业，但又不与郑成功破裂，即反对郑成功想做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想法，又斗而不破。直到入长江攻南京之役失败，鲁王病死，郑成功致力经营台湾以后，他才遣散所部隐居海岛，被俘后不屈而死。

其他南明的文臣中殉难死节的大不乏人，但真正有能力任事并愿任艰危的却少之又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却多。譬如刘宗周这个人在南京小朝廷上向弘光帝进言曰四镇跋扈可杀，不被接受后就挂冠而去，虽然博得正直的高名，却于事无补，清兵都打来了，他只有绝食而死，终究百无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