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Syd Dernley：一位绞刑师的自白 -- 万年看客

距离我上一次在行刑前夕安装绞架，上一次在行刑的早晨紧张地等在死囚牢门前，上一次眼看着束带捆绑头罩裹头的死囚脚下一空落入死境，已经过去了整整35年。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有余的时间当中，这种事已经在英国绝迹了——实在十分可惜。尽管岁月流逝，这一切对我而言依然宛如昨日，闭上眼睛，我的第一次行刑依旧历历在目，那还是1949年冬青丛杀手詹姆斯.法瑞尔的行刑。我依然能够回想起提摩西.埃文斯眼神里的绝望，依然能听到诺曼.戈德索普挂在绞索另一端时所发出的呻吟，而且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心只求速死的詹姆斯.英格力斯。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每天晚上睡得也很踏实。就像当年的大多数人一样，我相信死刑的必要性。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依旧这么认为。当年与今天的主要区别就我看来在于政治意志的强弱。当年的议员们不惮于表现强硬，如今一旦出现关于死刑问题的投票，选民的意见都会遭到忽视。结果就是这个国家也越来越不像话。

我从未怀疑过绞刑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我相信今天这一做法依然能发挥效力。行刑前夕监狱里的气氛十分令人咋舌。全国最为下流、最为暴力、最为无法无天的家伙们挤满了同一座建筑，但是此时这座建筑里面却鸦雀无声，寂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之所以会这么安静是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他们十分害怕。当活板门骤然落下之时，响彻整座监狱的轰鸣声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送进了那些最需要听到这条信息的人们耳中。

绞刑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年料理过的人们当中基本没有惯犯。犯罪世界的老油条们都有顾忌，绝少有人敢于拿着绞索套颈的可能性来冒险。绞刑架就意味着底线，现在这一底线已经消失了，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当年只有最为疯狂且穷凶极恶的罪犯才会佩枪，今天枪支已经成为犯罪分子的家常便饭了。抢劫犯为了一个钱包就敢杀人。街头的恶棍们不假思索就会夺取人命。今天他们只会受到终身监禁的惩罚。他们离开法庭时心里十分清楚，除非自己极为不走运，否则十几年之后他们一定能重获自由并寿终正寝。这一定吓得他们屁滚尿流。

最近的一篇新闻尤其气得我全身发凉。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在街头杀死了一名无辜者，而且被害人的妻子与孩子就在当场。老贝利法院进行宣判时，他站在被告席上狂笑起来。“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他嚣张地说道。我还从来没读到过人犯在听到死刑判决后还能笑出来的新闻报道。

我曾经听到有人认为谋杀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犯罪，大部分谋杀都不能以犯罪常理度之。例如因爱生恨导致的谋杀，酒后失控导致的谋杀，精神失常导致的谋杀，无法自制的性变态所进行的谋杀。他们说所有这些人都不会受到绞架的威慑。的确，我们无法威慑所有罪犯，但是我很确信，要是没有绞架的威胁，今天还活着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早已经被谋杀了。我也同样确信，如果绞架的威胁依然存在，今天所有死于非命的人当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够保全性命。

请允许我不合时宜地再补充一句：我认为威慑只是绞刑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在于惩罚。我支持以牙还牙的做法。我相信罪犯应当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我还相信，为他人带来恐惧、痛苦与死亡的凶手也应当吞下死亡的苦果。

“等等！”废除死刑的支持者们说道。“司法系统可能会出错，无辜者可能会被枉杀的！”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说法吧。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姑且认为二战结束后所有有争议的行刑都是冤案，这样说来含冤而死的人有埃文斯、本特利，汉拉提……也就是这几个人而已。

另一方面，自死刑遭到废除之后到1987年年底这22年里，一共有37人死于曾有谋杀前科、被判处谋杀或过失杀人、蹲过监狱或进过精神病院的凶犯手下。两害相衡，孰轻孰重呢？

在我将自己的回忆付诸文字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翻阅我自己的职业记录了。我为每一次参与过的行刑都准备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关于案件与行刑的所有剪报，官方寄来的通知信件以及我本人在行刑后验尸前那一个小时里所做的笔记。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但是我对于那些被我们打发上路的家伙们依旧持有相同的看法：当时我认为他们全都该死，现在我依然认为他们全都该死——就连当年获得免死令的家伙们当中也有许多该死的。

这又令我想到了关于死刑的最后一个大谜团：当局究竟根据什么基础来决定哪个死囚可以免死而哪个死囚必须送命呢？我承认这一点我一直没搞懂。免死令的发放看上去毫无逻辑可言。显然与犯罪情节的残忍程度没有关系；许多获得免死的家伙就和其他最终落在我们手里的死囚一样凶狠。陪审团建议与公众请愿很显然也不能左右当局的决策；之前的好几个案例已经反映了这一点。

琢磨了半天之后我得出结论：死刑是对国家某些部分有意为之的经常性警告。我不认为当局希望看到大量死刑，但是他们很乐意经常批准几起死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许某个地区最近犯罪活动特别猖獗；或许最近全国范围内谋杀案数量太多；或许某个地区长期以来没有执行过死刑……在这些情况下，最高层就会作出指示：这次的死刑应该进行下去。

我知道这个理论听上去像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是看看我的行程吧：东北部、伦敦、中西部、南部。西南部、英格兰东部、东北部、西北部。这还仅仅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类似这样的模式还重复了好几次。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上面有人做出了奇怪的决定。

我对于行刑再没什么想说的话了，我很有幸自己尽可能准确、诚实且可靠地向读者展示最严峻的法律判罚得到执行时是怎样一幅场景。本书中绝无对事实的故意歪曲，本书中绝无对事实的存心掩盖，本书中绝无刻意美化我自己的内容——这一点我想应该是很显而易见的。

我希望我已经一劳永逸地破除了关于绞刑有多么野蛮的传言。实际上在英国国内遭到废除之前的二十余年里，处决犯人的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就我看来并没有可以改进的余地。行刑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死囚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当然他也不会有痛苦。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其他国家能以更快且更无痛苦的方式来处决犯人——同时还不会导致流血或者脑浆遍地。绞刑是最仁慈的处刑方式。

既然我们正在这里破除流言，那我就再多说一句。我曾听说有人认为死囚在临刑前要用酒精或药物进行麻醉。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位死囚的母亲骄傲地夸口说，她的儿子——自然是无辜的——在临行前拒绝喝酒，勇敢且清醒地走向了死亡。在此我不得不纠正一下她，以及所有相信她的人。我从来没有在死囚牢里闻到过哪怕一丝酒味，我也从来没有处理过醉酒或昏昏然的人。他们在走向死亡时全都是清醒的，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操作绞架的人就像行刑体系一样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人物，能够自命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令我十分自豪。除去绞刑师这重身份之外，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出身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彼此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不过都足够年轻、足够健康而且在极恶之人做出极恶之举时有能力照顾自己而已。他们大多数都是有家有业的人，而且在行刑室以外也过得比较成功。

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我们不是铁石心肠的怪物或者生性残忍之辈。我们当中没有享受杀戮的人，这种人早在选拔阶段就会遭到官方的淘汰。

那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动机说清楚了，至于其他人的动机我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讨论这个问题。这话听起来或许很奇怪，甚至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我们彼此之间只谈业务技术，而且我们也很少有独处的机会。在行刑期间，绞刑师从始至终仅仅有几分钟的时间无人陪伴，就算在这几分钟里我们也有更现实的问题要考虑，没工夫瞎想个人问题。行刑结束后我们去酒馆或者警察局放松的时候身边又往往挤满了人，实在不方便说话。

我怀疑做这一行的理由完全因人而异。我的同行当中有许多人的全职工作是出版商，他们认为绞刑师的身份有助于他们开展业务。这或许是真的，但是我绝对想不到这个理由。

对于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来说原因或许是无聊，至少也是为了摆脱枯燥的日常生活。我无法想象今天有私家车、可以出国度假的人们能够理解前往全国各地的机会对于一位年轻的诺丁汉矿工意味着什么。我想我的朋友哈利.艾伦也是希望体验一下有别于卖冰激凌的生活。我估计酒馆老板与彩票站老板每天的生活恐怕还要无聊。

我曾经听人说成为绞刑师是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阶级子弟成为名人的唯一途径。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而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疑也很享受聚光灯的光线，尽管只是从皮埃尔珀恩特的身上反射回来的。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行刑活动本身涉及大量保密规程，因此基本上没有人认识我们，自然也就谈不到什么名气。

无论个人动机如何，我的同事总体而言都是正直的好人，相信自己的工作是为所应为并且对社会有益。我很难过地得知其中有些人在晚年遇到了生活方面的困难，在绞刑师生涯结束后过着不甚成功且问题横生的日子。

柯克的绞刑师生涯在戈德索普事故之后戛然而止。此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怪老头。多年之后有一次我路过他家附近，于是去看了看他。他已经离开了黑马酒馆，在妻子死后就搬到了廉租房里。我简直认不出眼前这个瞪着一对大眼睛给我开门的愁苦老头了。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们聊了聊皮埃尔珀恩特以及当年一起参加的几次工作，但是我很难看到昔日柯克的神采，眼前这个老头完全是另一个更难过的人。

无疑，身为绞刑师的过去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但是当他告诉我墙上挂着的点三八史密斯威森左轮已经上膛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

“你他妈的给枪上膛干什么？”

“这种事你可说不好。”他回答道，好像这样就能说明全部问题一样。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几年后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

史蒂夫.瓦德即便在我第一次与他共事的时候看上去就一脸死相。我觉得他做这一行已经有十年了。他看上去很不合群。他从不与人寒暄交际。每次他总在行刑前一天的晚上才到达监狱，第二天行刑结束后立刻离开。讽刺的是，柯克遭到解雇之后曾在与我的通信中告诉我瓦德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你再也找不到比瓦德更值得信任的人了。”不过我再也没有与他合作过，因此也没能证实这一点。

正如皮埃尔珀恩特告诉我的那样，我的朋友哈利.艾伦为了保住自己卖冰激凌的工作而离开了这一行。但是后来他又反悔了，打算把自己的名字重新补充回名单上。有一次皮埃尔珀恩特与我去伯明翰干活，结果他就在监狱门口等着我们出来。他不由分说地上了车，央求皮埃尔珀恩特把他的名字重新加入名单。我因为过于尴尬所以一句话都没对他说。皮埃尔珀恩特答应尽力而为。等哈利一下车他就说：“他这辈子别想了。”

我再也没见过哈利，也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就连了不起的皮埃尔珀恩特到头来也有些失常了。多年之后我读到了他的自传，简直震惊不已。就像他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绞刑师詹姆斯.贝里一样，他也成了死刑的反对者，并且相信自己所有的行刑都是白费力，一点用处也没有。就是这个人曾经骄傲地告诉我，他执行死刑的次数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绞刑师都要多。我对他的话一点也不信。当你一辈子绞死了680人以后才说不相信死刑管用未免太那个什么了。

最后，本书的作者呢？希德.登利后来怎么样了呢？

结束了绞刑师生涯之后，我继续在舍伍德煤矿工作，后来被提拔成了焊工工长，手底下管着十四个人。六十年代中期我离开煤矿，接手了曼斯菲尔德最大的邮局，并且在那里一直干到六十岁退休为止。

我对于犯罪与刑罚的兴趣从来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退。我依然不断地增加着我的藏书、剪报与纪念品。等到我的绞刑师生涯结束的时候，我的藏品中已经多了一根实际使用过的腿部束带，当时我用完了以后装会口袋里，结果忘记了送回去，就这样从监狱里带了出来。我还有一根臂部束带与一截绞索，这两样倒是没用过。这是柯克送给我的。这是他与皮埃尔珀恩特在西普顿马莱特处决美军死囚时留下的备用刑具。

有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全英国唯一一位私人绞架的骄傲所有者。这座绞架原本安装在剑桥监狱，后来这座监狱在1937年遭到了拆除，绞架就落到了一位剑桥大学教授的手里。我用好几本善本书籍从他手里把这座绞架换了回来。

回家以后我把这座绞架安装在了邮局的地下室里，从此之后观光者络绎不绝。从警察到当地商人都想亲眼看看绞架长什么样子。可惜的是，当我从邮局退休时不得不把绞架拆掉，重新安装在一座现代平房里。后来我把这座绞架卖给了一位诺丁汉的警察，他想用绞架当道具来给自己写的书做广告。后来我得知他把绞架安在了家里，不过他的妻子十分生气，强令他把绞架搬出去，很令他头疼了一通。

与我的一部分前同事相比，我要不然是特别幸运，要不然就是特别迟钝，总之我并不认为绞刑师生涯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多少不良影响。倒不是说我可以将这段生涯完全摆脱到身后——正所谓一朝绞刑师终身绞刑师。这么多年以后我走在街上依然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我在酒馆里发现有人用十分熟悉的眼神瞪着我时也总难免暗自偷笑，心想不知道谁对他说了什么。每当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躲开，就会有五六个人想跟我握手或请我喝酒。大多数人都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并且希望死刑能得到恢复。也有人在我背后偷偷叫我“没心肝的家伙”，不过我一点也不生气。

有人说我之所以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是因为我只是助理，从来没有搬动过杠杆。这话自然不错。我从来没有当过首席，尽管每次参与行刑的时候我都清楚，万一首席行刑官发生不测，我就必须立刻顶上去。我经常想到这一点，而且心里总感觉特别遗憾——我原本可能成为首席——我想要成为首席——毫无疑问，假如我没有遭到开除，假以时日我也一定能够成为首席。而且我很肯定这不会对现在的我造成任何影响。行刑的工作必须两个人完成，首席与我各有责任而且同等重要。说得不好听一点，如果我参与的是谋杀犯罪而不是依法行刑，那我和首席都得上绞架，因为我们的罪行是一样的。

历史上有许多绞刑师在晚年皈依了宗教，有些人甚至在担任绞刑师的时候就是坚定的教徒。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我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自然更不相信自己死后要面对那些被我打发掉的家伙，尽管这个想法令很多人都十分着迷。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和几位朋友在酒馆里玩骨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你会想他们吗？”有人问。

“会的，有时也会想他们。”

“你晚上会梦见他们吗？”

“会啊，在梦里他们都在床尾坐着。”

“在床尾坐着？”

“是啊，在床尾坐着，脑袋往一边歪。我看看他们，然后就翻过身去接着睡。”

“希德！你个熊玩意儿！”

老实说我晚上睡得还算踏实。我也没有因为那些被我打发上路的家伙们而心神不宁。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承认我的确会做噩梦。在梦里是行刑当天的早晨，死囚是我。死囚牢的门开了……两个人影步步逼近……我的胳膊被束缚住了……我看到了前方的绞环……他们把我向绞刑架拖过去……我高声尖叫让他们住手……然后我就一身冷汗地惊醒了过来。

这个噩梦我做过两次。第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了死囚牢门前我就醒了。第二次我直到站在活板门上才醒过来。我希望这个噩梦不要再做第三次了……

我的绞刑师生涯的结束到来得十分突然而神秘，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解雇我。

给我惹上麻烦的那次行刑发生在沃兹沃斯监狱，受刑人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杀死了一名中年妇女。为了便于理解，我要先说明一下，绞刑执行时在场人数是十分不固定的。必须在场的人只有两名，一位是典狱长，另一位是当地警察局代表。在实际行刑当中负责绞架的监狱工程师往往也会在场，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有时会来的人，例如陪同看守，监狱高层官员，告解神父，医生，绞刑师学员等等。典狱长的权限很宽泛。在有些监狱，例如曼城监狱，行刑原则是尽可能控制最后时刻到来时行刑室内的在场人数，凡是不必非得在场的人员都不能进入行刑室。甚至就连陪同看守也仅仅在受刑人出状况的情况下才能进去。其他监狱的做法则各有不同，在场人数也会多一些，有时还会多出不少，还有时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官方客人。

我很少被引荐给这些陌生人。不过在有一次行刑结束后我的确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原来他是回国考察工作经验的缅甸某监狱典狱长，。

“您觉得怎么样？”我问道。

“确实很不错。”他说。“但是我们那边也很快。”

这种对话很不寻常，一般而言这些人只是紧贴墙壁的苍白面孔，我们在步入行刑室时仅仅能用眼角余光瞥一下他们。等我们和医生一起从坑里爬出来的时候他们早就都走了。

由于不同监狱里具体做法也不同，我一般在干活之前都不知道行刑室里会来多少人。老实说这也并不重要。我们很忙，他们也不会碍事，头几次处刑之后我就把这些人统统当做了无需多加注意的人肉背景。

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沃兹沃斯监狱的这次行刑进行得十分规范。我们只花了8秒钟就解决了死囚，然后就回医务室等着去了。下一步工作是尸体回收，这件差事十分令人不爽，但还是非干不可。这时候的氛围一般还是挺严肃的，但是总要轻松很多。不过是一具尸首而已，没有任何可能出岔子的地方，这家伙已经无法再伤人了。同样，在场人员的数量并不固定，但是至少有四个人一定会到场：首席，我，还有两名狱警。这回还有另外一位到场人士。他没穿监狱制服，我也想不起来之前的行刑期间他究竟是否在场。他是个很安静的人，一直没有说话，似乎也没有碍事。

那一天我们的工作气氛简直只能用凄惨来形容。皮埃尔珀恩特没有说话的雅兴，两名狱警也像霜打了一样了无生气。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十分好笑。我说过这并不是全世界最招人待见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态度也起不到什么好作用。

当我正从尸体上面剥去最后几件衣服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家伙——怎么说呢，相当“大器”。

“好一条雄壮的命根子！”我脱口而出。

无疑，很多人都会认为我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得体。这的确是一个很烂的笑话。我唯一能用来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是当时的气氛实在太糟糕了，我很想说点什么来打破僵局，逗大家笑一笑。我没有成功。无论是皮埃尔珀恩特，两名狱警还是那个陌生人都没有笑。

就是这样……就因为这件事我作为一名绞刑师遭到了解雇，或者至少说遭到了停职，我觉得当时他们的想法应该是后者。

那天上午谁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后来再也没人给我来信了。我逐渐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说了那句话。但是这个怀疑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直到二十年之后我看到了皮埃尔珀恩特的自传为止，即便到这时我都不敢板上钉钉。这本书里他谈到了一位助手在回收死尸时出言粗鲁，他把那家伙训斥得脸色发白，而且之后再也没有和这个人一起工作过。我不敢确定他说的就是我，因为那次他根本没有把我训斥得脸色发白，在行刑室里没有，回到医务室以后也没有。

我不相信皮埃尔珀恩特会有意把我晾起来。我认为那个陌生人很显然是某个部门的官员，他把我的话报告给了典狱长。如果说皮埃尔珀恩特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那也只是因为有这位陌生人在场。而且我在那以后还和皮埃尔珀恩特合作过。我在沃兹沃斯监狱捅娄子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另一场行刑的预约，上面肯定也希望顺水推舟。

当年夏天我在戈德索普事故之后首次回到了诺里奇监狱。谁也没对我们说什么，但是这次监狱方面换了一位看守来陪同我们，上次那位年轻看守则不见了踪影。我趁着人少的时候问我身边的狱警那家伙去哪里了，他们告诉我他突然被调往达特茅斯了。

这趟令我返回英格兰的工作是一场双人行刑：两位年轻的工人谋杀了他们的怀孕女友。两起案件中的凶手有相似之处，但是案件本身并没有联系。之所以对两人一起行刑只是因为方便。这两人分别是22岁的丹尼斯.摩尔与24岁的阿尔弗莱德.雷纳德。

摩尔勒死了自己的未婚妻，24岁的依琳.库伦，行凶地点是诺里奇郊区坎通镇的一座牛棚。这起案件的情节有些古怪。两人只差两周就要结婚了，谋杀发生当天两人一起出门，先去找大夫对依琳的怀孕情况进行了检查，以确定一切正常，然后就去购买婚纱去了。回家后两人又一起出门散步。期间两人发生了争执，因为依琳拒绝与摩尔发生性行为，他就动手杀了她。摩尔本人将警察领到了自己杀人的牛棚，并且在警方还没反应过来时就一下扑到死者身上，哭喊着：“我爱你！我爱你！”

依琳.库伦遇害5天后，雷纳德在德瑞汉姆枪杀了自己的女友，19岁的艾伦.路德金，因为他发现她怀孕了，但是死者的父亲却禁止他们继续交往。

雷纳德声称两人结成了自杀协议，对于他与死者的最后一次会面他做出了令人心碎的陈述：他趁她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来到她家中，两人一起走到了一间自行车棚里。他告诉她自己打算开枪自尽。她说：“先打死我吧——你不能抛下我一个人。我们一起死好了。”

雷纳德将枪上膛，对准了自己的头，但是她将枪接过来，指向自己的脸说：“先打死我吧。”

两人对面站着，看着对方。然后她说：“再见了亲爱的，守住你的承诺。”然后她就扣动了扳机。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不过就算姑且先不考虑他为什么要带着枪支与子弹跑到女朋友家里去，在这场悲剧当中还是有一两个小问题值得商榷。首先，正如公诉方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那支枪的枪管太长，枪口与扳机之间距离太远，死者根本没办法用那支枪指着自己。其次，如果说两人之间有自杀协议，那么协议的执行情况明显十分糟糕——他还活得好好的。雷纳德解释道他当时已经往枪膛里填装了子弹，但是最终没有开枪，因为他要告诉人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我看来这个解释有些难以服人。

遭到谋杀指控后雷纳德称：“我想和她一起去。我不想等了。”等到开庭的时候他的头脑明显清楚了许多，决定自己还是等一等的好。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去。不过陪审团只花了40分钟就决定他不去也得去。

我受邀参与摩尔的行刑，皮埃尔珀恩特担任首席行刑室，另外两位助手是曼城的哈利.艾伦与第一次参与行刑的莱斯利.斯图尔特。有趣的是，艾伦与斯图尔特在皮埃尔珀恩特退休后都成为了首席，并且分别在1964年的利物浦与曼城监狱同时处死了两名犯人，这也是英国最后的绞刑。这一次我们没出任何问题就处理掉了摩尔与雷纳德。这次行刑毫无特别之处，我对此谢天谢地，诺里奇监狱方面无疑也是这么想的。

当年秋天我又收到两份工作邀请，但两起案件中的犯人最终都改判了死缓。然后随着年关将近，我收到了伯明翰监狱的一封来信，邀请我在元旦那天前去行刑。这次行刑的安排一如常规：我们要提前一天到监狱里报道，因此我们要在监狱里度过新年夜。我们在家里一般也不会大肆庆祝新年夜，一般开一瓶雪利酒就算了。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次协助绞死霍瑞斯.卡特的工作。

我从未怀疑英国公众对死刑的完全支持。杀人犯就该绞死，越早越好，这是主流民意的意见。但是我必须承认，遇到一位持这种观点的死刑犯倒是的确不太寻常。

詹姆斯.英格里斯在4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成为了我日记本中的一行字。当时他站在利兹巡回法庭的被告席上，针对他的谋杀罪名的审判已经到了最后时刻。高曼法官即将把这个29岁的苏格兰人送上绞架，但是在宣判前他问道：“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英格里斯看了法官一会儿，答复道：“您与本法庭成员对我进行了公平的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尽快接受绞刑。”

这段寒气逼人的话令庭上一部分旁听观众们倒吸一口凉气。当时在法庭上谁也不知道英格里斯的愿望将会得到满足。还从没有谁接受绞刑的速度像他一样快。

英格里斯的故事很值得一说，因为故事情节很好地代表了许多被绞死的罪犯的情况。他所犯下的谋杀手段十分野蛮残忍，而且完全没有意义。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赫尔市的肮脏街巷。赫尔市的繁荣基础是庞大的远洋捕捞船队，这些船队常年活动于冰岛、挪威以及格陵兰附近的北极圈渔场当中。和远洋捕捞相比，挖煤都成了轻松的活计。捕捞船的水手一次出海就要好几周，工作环境是狭窄的露天甲板，四周则是全世界最为凶险的海域。我毫不怀疑，绝大多数捕捞船的水手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老实本分，但是最后能上报纸的都是少数人——那些揣着三个礼拜的工资回到港口，急着要冒充三天大款的家伙们。有这么一会儿，世界似乎一片光明……到处都是出租车……到处都是酒馆……美餐……舞会……然后这一切忽地一下就结束了。身无分文之后的他们只得在寒冷的早晨回到汉博赛德海岸的渔船上，趁着潮水再次远航前往北海渔场。

在渔业社会的最底部是酗酒与卖淫的晦暗世界，基本毫无规矩可言。英格里斯就是在这潭腐化的死水中长起来的。他在战争期间跟着军队一起来到了赫尔，但是很快就因为表现问题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1945年圣诞节前夕他终于获得了出院许可，但是他却赖着不走，因为他的确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干过一连串的工作，在这里干几天，在那里干几天，从来稳定不下来，要么被解雇要么自己撂挑子。他租房子居住，而且也从来租不长，总是不停地搬家。

这家伙就是从这时开始与我们这一行扯上了关系。英格里斯在赫尔郊区的赫斯勒的一座船坞干了几天，租住在城市东区巴姆斯顿街一排狭窄的红色砖房当中，这里距离港口与码头只有几步之遥，棕色的赫尔河也流过附近。他的房东名叫赫伯特.贝尔，此人是个酒保，和一位艾米丽.格蕾住在这座房子里，在接下来的事件中这名妇女一直被称作他的“保姆”。英格里斯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周，尽管贝尔与格蕾两人都知道他此前袭击过一名妇女。他们觉得英格里斯沉默寡言，性情和顺，因此对于此类说法并不在意。

他们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很难说英格里斯究竟看重什么，但肯定不是工作或者家庭。他对吃饭也不甚上心，从附近的炸鱼薯条店买一份外卖用报纸裹着带回家就是一顿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酒精与性，前者使他在市中心耗费了大量钱财，后者也是他的经常性消费开支。

喝酒与卖春也是这次事件中另一位主角爱丽丝.摩根的两大人生要务，尽管她和英格里斯不同，早年也经历过更像样的生活。爱丽丝出生在一个渔港城市，她的家庭应该正处于中产阶级的边缘。她是一位拖网船船长的女儿，在她二十岁那年嫁给了一位很有钱但是不算特别正派的放贷人。这段婚姻在两人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宣告破裂，此后爱丽丝就沉沦了下去，陷入了酒精与卖淫的世界，与英格里斯这样的男人们搅和在了一起。他居住在剑桥街的一栋小房子里，背靠帕拉冈火车站，距离市中心只有几百码。

此时的爱丽丝已经有50岁了，但依然身材苗条富有魅力。她的生活就是一轮又一轮的酒局以及无数个为她买酒的“小伙子”，他们花五英镑就能和她上床，之后就穿衣服走人，无论是爱丽丝还是剑桥街上的其他住户都不会对此太在意。尽管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爱丽丝在为人处世方面却十分得体，街坊四邻都知道她的事，也都没有说三道四的闲心。不管怎么说，当地男朋友众多的女士绝对不止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