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由一张“女子义勇军照片”引出的几段史实（上） -- 春秋的老胡

有说法冯庸和龙文彬是1928年就已结婚的，经查史料认为此说不符史实。

根据报刊的记载，冯庸此时还没有和江氏（江朝宗长女）离婚……

1932年5月，从淞沪返回北平的冯庸，还是和江氏在打官司。而且，“自江诉之于法庭，迄今已半载。半载来，冯多不在平，江遂大打其一面官司”。

根据这一报道，冯庸和龙文彬，应是1933年结婚的。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以投身抗战一线的实际行动，引起国人瞩目、为中国女性争光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们，按照冯庸办学的初衷，是没办法入冯庸大学就读的。

冯庸大学1927年8月初创时，招生制度曾经有明确的规定，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这应是与冯庸的教育理念有关。冯庸大学的校歌上有“救国以工”的歌词，学校最初也只有工科机械系一个系，至1929年冯庸大学的本科生仅仅有机械系35人。工科不适宜女生是由来已久的旧思想，于是冯庸大学一开始不收女生。

女生后来可以入读冯庸大学，则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压力下才得以实现的：“当时的南京政府有通令：凡属私立学校必须向南京政府教育部呈准备案后，方得继续招收学生。当该校呈请备案时，教育部曾指示该校应当添招女生。但冯庸对这一指示，顶着不办”。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面对这一情况，“采取最后通牒办法，即再不招收女生就取消备案”，冯庸才不得不于1930年秋天开始招收女学生。也是1930年秋天，冯庸大学开始改变完全是理工科教育的局面，增设了一个法科政治系。冯庸大学又“预定于次年（1931年）秋季扩充校务”，从工科学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设置工学、法学、教育三个学院，增设更多的专业，以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的条件。

但是1931年秋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增设专业的计划明显难以得到具体实施，至冯庸大学学生疏散到关内时，其在籍本科学生实际上仍只有上述的两个系。那么冯庸大学体育系是何时成立的呢？曾为冯庸大学体育系学生的吴文忠，在台湾撰写的《中国体育发展史》（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记载： “私立冯庸大学体育系，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设于北平，修业四年，招一年级新生十四人”。

龙文彬就是这十四个体育生之一，她的系主任杜连科在体育界很有名气，曾在国内最早编制《女子足球规则》。她的体育生同学里日后也有多位体育名人：同学张震海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兼田径队教练，吴文忠曾任台湾体育学会理事长，同学谭福祯是有名的足球运动员。

而根据上述记载，龙文彬作为冯庸大学体育系的学生，说明了她奔赴到抗日的一线战场的时候，至多才是个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

一年级新生龙文彬，在淞沪前线的表现，随着媒体的报道而成为了女子从军上阵的新典范；而冯庸亲自率领学生义勇军奔赴战场的经历，使他成为青年人的榜样和偶像之一，著名记者冯英子就回忆“那时在报上看到冯庸两个字，眼睛就睁得特别大”。她和冯庸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次年（1933年）成婚，也堪称是男女英雄成姻缘的佳话。1934年，冯庸和龙文彬的长女冯娜妮（前面照片上摇篮里那位女孩）出生，他们先后共育有三女一子。

有龙文彬照顾家庭的冯庸，1937年又再次投身抗战的前线。“八一三”淞沪抗战，冯庸担任昆山戒严司令，重回了淞沪战场。关于昆山他麾下的戒严司令部，《昆山县志》有记载“当时，汉奸案也归其审判，据民国30年5月的《江苏各县抗战初期工作实况辑要》记载，由该部判处死刑者近百名”。可见，该戒严司令部为稳固上海的后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到了大后方冯庸又担任了第六战区的军法执行监职务，续写着他的抗战经历……

关于成为冯夫人的龙文彬，没有见到更多的记载了，只看到一句“喜好交际、擅长社会活动”。但民间有“其女如母”的说法，那么冯庸和龙文彬的长女冯娜妮，则应多写上几段了，从女儿的风采，也看得出母亲当年的风采。根据一些书刊的记载，冯娜妮继承了母亲的特长，颇擅长体育，在中学时曾作为选手参加台湾省运会。冯娜妮是中学的“校花”，当时同学中她的粉丝众多，据说还有一个声名遐迩的粉丝：连战。

冯娜妮和丈夫的合影，她长得很像母亲龙文彬

冯娜妮嫁给了台湾著名漫画家牛哥（李费蒙），他们夫妻俩是著名武侠作家古龙的至交好友，给古龙的创作事业不小的支持。在台湾，冯娜妮甚至有绰号叫“古龙的妈”。古龙曾对“牛哥”李费蒙说：“我的小说《小李飞刀》中的主人公‘李寻欢’，就是以你的原型写的”。于是也有此种说法，“既然李寻欢的原型是李费蒙，那么孙小红的原型自然是牛嫂冯娜妮。孙小红爷爷天机老人的原型应该就是冯娜妮的爷爷”。而冯娜妮是古龙武侠小说中著名女侠孙小红的原型，那可以知晓她应具有豪气和温柔同存于一身的个性。

而这个性或许同样可以是母亲龙文彬当年的写照。这一位以豪气上阵、以温柔持家的女子，随着被挖掘出的“女子义勇军”照片，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而这一张照片引出的一段又一段史实，不仅仅是民族的历史，也是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历史……

尘封史料中管窥冯庸大学义勇军

“国民政府战史会档案”中的《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日战斗纪要》（1932年3月），第一段提到“上海学生义勇军之参战者，以复旦大学义勇军最为著名……”，在描述了复旦大学义勇军的功绩之后，随即第二段即写道：“其次，冯庸大学义勇军，服役战场，亦极努力，其最大功绩，为构筑防御工事。当三月一日，我军全线撤退之时，该军曾在浏河方面协助陆军抵御倭寇，尤显忠勇”。

接着叙述了冯庸大学义勇军到上海前的情况：“然其到沪迁前，亦颇遭挫折。盖该军于九一八后，在东北已播义风，及沪变爆发，在平闻讯，即决由校长冯庸率领南下，援助十九路军御倭。但先赴行都洛阳，向中央请领枪械，经各当道嘉许，并请准蒋委员长电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宁按名发给枪弹，后何以南京并无枪械存储，允电沪兵工厂发给。其时闻日援军又有一师团运沪，大战即在目前，即仓促赴沪”。

文中以激昂的口气描述了冯庸大学义勇军到达战地的情景：“当其在真茹下车之际，于雨雪交加之中，执长枪，背短刀，虽无利器在手，而坚苦卓绝之精神，已予战地人民以强烈之兴奋剂矣”。

这一段落结尾专门赞美了冯庸大学义勇军中的女兵：“该军有女战士十六名，与男生一致戎装，共赴国难，巾帼须眉，与木兰媲美”。

根据《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日战斗纪要》附表的记载，冯庸大学义勇军126人在校长冯庸的率领下赴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2月11日开抵上海真茹车站。

就是这一支大学生义勇军的行列中，有若干热血青年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走上了敌后抗战的道路，日后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除了前文提到的作家雷加，根据已查到的史料至少还有建国后担任林业部常务副部长的张昭（抗战中曾任昌乐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担任旅大市副市长的冯秉天（抗战中曾在延安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长）、担任东北机械农场管理局局长顾绍雄（抗战中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秘书长）。

笔者收集到的2张历史照片，展示了当年“书生上战场”的情景——

冯庸大学义勇军开赴浏河前线：

冯庸大学义勇军在浏河前线阵地：

实际上，冯庸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撤到北平复校时，其学生义勇军就已加紧了军事训练，以图可以奔赴抗战的一线。从笔者收集的这几张1931年年底前后义勇军在北平训练的历史照片看，其训练素养不低——

冯庸大学义勇军战士在北平彰仪门挖掘交通战壕和训练射击：

冯庸大学义勇军战士在训练防空射击：

持枪训练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战士：

下面这一张历史照片，是冯庸脱险到达北平机场，受到冯庸大学义勇军欢迎的情景（右上角为冯庸乘坐的飞机）：

照片上，义勇军手中之旗帜为冯庸大学校旗。史料载，冯庸大学的校旗是“正方形，黄地，中间是黑色大八角星，象征八德，每一角的顶端对着一颗同色的小五角星，象征八正。大星的中心是个圆型白地上衬出色红的工字，象征工业救国”。

冯庸大学校旗图示（取自冯大月刊）——

从该照片可以看出，冯庸大学校旗之下的这一群大学生义勇军，他们的军容也颇齐整。

而这张冯庸大学义勇军宣誓的照片（1931年11月），可以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的勇气和志气，穿越了历史的时空扑面而来。照片上分明就是一支同仇敌忾的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几张历史照片都显示，在北平时冯庸大学义勇军使用的都是大盖帽。而且，冯庸大学义勇军学生们刚到上海真茹车站下车时，还戴的是大盖帽：

（这一张照片曾有网友怀疑不是义勇军女兵照片而是东北军女兵的，实际上这张照片确实是冯庸大学义勇军在上海真茹车站下车时的历史照片。女兵胳膊上有“义勇军”袖章，这样的袖章在龙文彬等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并且，宋希濂回忆冯庸义勇军战士是“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

但是，在淞沪的前线，龙文彬等义勇军女战士已使用船形帽（更多历史照片上，女义勇军战士都是戴船形帽）。

前面两张义勇军到达淞沪战场浏河阵地的照片不甚清晰，看不清楚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冯庸大学义勇军战士们的装束，以下这一张冯庸大学义勇军男战士的合影则显示，到达淞沪战场的冯庸大学义勇军不管男女战士都有配备了船形帽的：

这是上面照片右边的战士邵伯勋1932年随军撤到苏州后的照片，更加清晰展示了冯庸大学义勇军的装束两个最明显的特征——船形帽和臂章：

船形帽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帽子式样，其成为中国军队的一种制式军帽也是好几年后的事情。当时，淞沪战场没有哪支部队装备了这一种船形帽。那么，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到达淞沪战场时得到的船形帽，会是来自何处呢？

笔者认为，这应是上海童子军向他们提供的制服。

根据史料记载，“童子军制服，在1907年，由英国贝登堡爵士发起童子军教育后拟定的，后来全世界童子军照样模仿采用……根据贝登堡氏的著作，他最初拟定的童子军制服，是仿效南非洲的军事警探的装束而来”；中国童子军制服除了徽章符号，“与世界各国所用的制服，没有什么特殊的差别”。而童子军制服即是配有船形帽的，中国的《童子军徽章制服式样及佩带法》（1929年颁布）中即写明“帽”的样式为“平边或船形”。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标配之中有船形帽的团体是仅童子军一家。

中国童子军制服图示：

而从这张1929年上海童子军检阅仪式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童子军们戴的船形帽，和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战士们戴的式样是一致的：

上海的童子军也有成员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童子军不都是儿童，有青少年童子军成员）。例如，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有回忆：“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茹指挥部，随来二百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他们在我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我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史料有记载：“童子军团员罗云样、应文祥、毛征祥、鲍振武4人在闸北战区抢救伤兵的过程中惨遭日军杀害，以身殉国，其最幼者十六岁，最长者不过二十一岁。上海童子军理事会特于2月11日在上海市商会举行追悼典礼，并为其建立了纪念碑”。

“一二八”抗战时，与上海童子军并肩作战的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战士们，得到童子军的服装支援是完全有可能的（十九路军尚且缺乏衣物，远道而来的冯庸大学义勇军的学生们也应是急需补充衣服），冯庸大学义勇军的学生们也就此戴上了国内仅童子军一家独有的船形帽。

戴着船形帽的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作战电文之中直接把“冯庸义勇军”和正规军一起列入了参战军队序列：

“左翼军指挥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缺一团)、冯庸义勇军(现在浏河兵力约一连)”。

“一二八”淞沪抗战将领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冯庸大学义勇军。张治中和宋希濂的回忆中，甚至都分别提到了“冯庸义勇军”直接参与“沿江警戒线”的守备。

冯庸大学还从此成为了别的学校效仿的榜样，例如贵州的都匀五中：“当报纸上发表了东北冯庸大学组织义勇军的消息后，都匀五中的学生也决定仿效此举。在校长刘应文等的支持下，这个中学组织学生义勇军，有三百人参加，校长刘应文任总指挥，每日在校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奔赴前线杀敌救国”。

当时，冯庸大学义勇军有一首《冯庸义勇军歌》：

“冯庸，冯庸，冯庸义勇军，光荣历史，忠勇气拔群。曾远征胪滨，战垒蜿蜒气势战寒云。倭奴据我疆，虎狼!猖狂!誓扬民族光，驰骋沙场!慷慨赴国殇，恨难忘!星光，瑞光，冯庸同志不畏强”。

这歌声在淞沪战场上久久回荡时，想必是豪气干云。

冯庸大学义勇军之中的女学生们，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女性争光了。1932年3月31日的日本东京《每日新闻》的报道有以下一段话：“日本的女性虽然说是如何如何勇敢，可是往来于军纪之前，或战线的堑壕之中的人，还没有过。然而中国的女性呢？她们在这次战争中，非常地在最前线活跃着。她们是如何有着悲壮的决心和觉悟……”

龙文彬等冯庸大学的女生，也是“有着悲壮的决心和觉悟”而“非常地在最前线活跃着”的中国女性们中突出的一群。

笔者又收集到2张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的合影照片——

淞沪前线持枪列队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

随军撤退到苏州后，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担任守望任务：

冯庸义勇军女兵端枪照：

从以上的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她们的靓丽身影，可以看出她们在抗战前线的飒爽英姿；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鲜有照片留下的那个时代，有多张冯庸大学义勇军女兵照片得以存世，也从侧面展示了这一群奔赴战场的女学生，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国人怎样的瞩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