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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看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随想 -- 大西洋14
家园 【原创】看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随想 今天全国统一高考，这几天一条新闻引人注目――深圳南方科技大学45名学生决定不参加高考。
刚看这条新闻时有些不解，既然已经是南科大的在校生，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
查了一下才知道原委，原来南科大是刚刚成立的一所新型大学，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并且是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的，这45名学生是今年六月按照该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原则刚刚入校的。
虽然已经通过该校考试成为在校大学生，但没有通过全国统一高考，在国家教委、教育部看来就不合法。所以前几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45名在校学生参加统一高考。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且可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想也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因为市政府董事会成员，市长是董事长。忘了说了，该校与国际接轨，采取董事会管理学校办法，去行政化），为什么同为政府机构的教育部却要求学生参加统一高考呢？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原中科大校长）头脑清晰、思维敏捷，马上表态称，“纳入高考轨道举动将颠覆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但他也表示，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并且在学校布置2个高考考场（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学校）。
学生们也很给力，发表公开信表达意愿，不参加新年高考，且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并表示不希望行政事务打扰学生。
此事结果如何，今天就能定分晓。
依愚见，既然是改革试验学校，就应该宽容的心态接纳所有的改革试验。所有的学生都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就造成了一种情况，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特色，而都是一个特色就是没有特色。
又想，全国统一高考应该说是中国教育的传统（秦以前不是，孔老夫子办学还是自主招生的），台湾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最具中国特色。
封建时代称为大考、殿试，全国各地的秀才们要千里迢迢奔赴京城（识字儿的人少啊）。现在知识分子多了，学子们不用千里奔波，只在所在地就可以了。
试题也是传统，从来都是国家最高机密。封建时代由几位大学士闭门造车，甚至有时是御笔。现代则是组织一批教师专家，在一个封闭的地点研究挑选。
试题出台也一样，以前是主考官由御林军护送，直接到考场，现代则需要警车护送了。
既然是机密，必然有盗秘者。古代是套口风、猜题；现代也离不开这两样。当然也有泄密的，那都是重罪了。
既然是考试，必然有作弊，古今中外，盖无例外。手法也就是把可能的答案抄在什么地方带入考场。当然现代科学电讯设备多些了，作弊的手段也多了。
科举制度的弊端早已人所共知，八股文章，费话连篇，毫无实用之处。现代考试又何尝不是如此！考试内容有70%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用不上。
依在下愚见，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的糟粕还是有很大冲击抛弃的。
这里只说考试，当年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清华。北大、燕京、南开、北师大、女子师范，都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
且考试时间不同，学生们可以参加几个学校的考试，被几个学校同时录取的事绝非鲜见。
记得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某人（好像后来也成了名人）考北大，题目是“胡适之”，要求对个对子。他对了个“孙行者”，居然被录取了。
简单而极具特色，现在哪个学校敢这样？就算敢也不可能啊。
东拉西扯、信口胡说，希望那45名学生不用参加高考，继续在南科大安心读书。
家园 来看看参与南科大筹建的港怂自己是怎么说的 不好意思，没找到原始出处，不得已转载一下港怂言论，请莫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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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原 李泽湘 励建书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发表此篇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公立大学必须要有内外两层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建基于对自己信誉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以及建基于法规之上的外部监管体系和问责机制。对南科大来讲，这两个机制完全没有建立。南科大应该做的是回归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回归建设一个新大学的基本工作(管理团队组建、学科架构设置、教授团队招聘、教育大纲及培养方案设置等)，回归基本管理制度机制建设，这才是正途。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一次“文革”。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文革”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对教育工作者来讲，每当现有法规不适合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时候，该怎样示范和引导青年学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动和参与建立更为合理和更为完善的法规呢还是以藐视法规的态度冲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和深刻吗？!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一流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
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和以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学术体制的相对定位问题，是干涉教育还是服务教育，是干涉学术还是服务学术，是起主导控制作用还是起服务配角作用的问题，是为什么行政权利异化为行政权力的问题！所以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
“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
“教改实验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课程培养大纲和方案，甚至第二学期第二学年的课程设置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学科分类也没有制定；学生们自己也不清楚。
在没有一个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的情况下，所录取的实验班45名学生年龄却有着从10岁到18岁的大幅跨度。即使对有30年开办少年班经验的中科大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以教育和全人培养来讲，年龄跨度如此大的45名学生有非常不同的心智发育程度、人文社科接受程度和德美艺体培养要求，因而也需要不同的培养和管理方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任职达十年之久的中科大也拒绝了代招这45名学生。
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而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完全没有一个根据南科大学科框架招聘的可延续性的教员团队和由这个团队所设计、认同、落实的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
对于理工科学生能力培养非常重要的实验课，在招生面试时就已许诺学生第一学期就开。而事实是到现在第一学期快结束了也没有开。第二学期能不能开实验课、开些什么实验课、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则无从谈起。
从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教改实验班”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个为学生培养着想的措施、就完全不是从教育的角度着想的措施，也完全不是为高教改革着想的举措。而只是争取招生自主权、自授文凭权的人质罢了。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
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为什么南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
我们也许从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的对比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答案。
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请注意，在这个大学筹建的机制设计中，不仅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而且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权力、责任、行为、办学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出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够复杂够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胜任的，无论这个人头上带有什么样的光环。这就要求办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是组建一个高度负责的筹建和管理团队，而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吸引人留住人之德。很遗憾，到目前南科大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
南科大作为一个全新的公立大学，其制度设计的第一环应该是对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责任、行为的问责与监管，并以此为核心界定大学的管办学之间的权责关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学校内部的所有其他制度规章的设立。很遗憾，南科大的筹建缺失了这一环。
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用什么来奢谈高教改革呢？又用什么来实践和体现任何有意义的教改措施呢？
办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有正确和清晰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还要建立与理念相适应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更要有落实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的行动。很遗憾，南科大从第一步起就走歪了，还停留在口号的喧嚣上。
承担高教改革的使命本身可敬可嘉，但对一个刚刚起步筹建尚没有任何内容作支撑的大学，什么该试，什么不该试，什么先试，什么后试，要有一个清醒的清晰的分析和论证，不能凭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更不能凭内涵不清逻辑不清的口号误导教育改革。很遗憾，南科大在第一步就没有分清楚一个全新的还在筹建阶段的大学该做的轻重缓急和主次纲目。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关键词(Tags): #南科大 港怂，家园 我投草了 这种用词充分表明作者的低谷与庸俗。
我觉得cchere不能有这种倾向
家园 这句说明朱校长是一个人在一意孤行，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 家园 这几位教授说的还是很在理的嘛 说的有理就要支持嘛。
在我看来，朱清时校长和很多“反体制”的人像似：他们对“体制”内种种问题深恶痛绝，心中有个理想化的“新体制”迫切想去建立。但是他们自己对“体制”如何运作，需要什么才能建立“体制”一知半解。
当有一天给他们机会来实现理想时候，就像朱校长这样深圳市政府让他来建一所大学，他们不但建立不了那种理想化的“新体制”，连旧有问题多多的“旧体制”也建不起来。
南方科技大学在朱校长领导下不缺乏改革的勇气，还需要精耕细作踏实苦干的精神，华丽成果的背后都是繁琐冗长的工作，要明白建立这所大学的目的是优秀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教改”和“去行政化”（我认为改成去官僚化更好）等等都是手段，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卖点。
家园 朱清时有点要把南科大办成霍格沃茨的倾向
家园 看看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退出南方科技大筹建后写的文章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发表此篇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三位教授写的很冷静，一针见血。朱清时在涉及到和体制相关的问题时候，往往还是有纠结的心态，有种偏执的心理，往往忘记做事最初要达到目的是什么了。
文章虽然登载在南方周末上，但因为是教授们自己的原文，没有被修改，所以没有“南方味”，可放心阅读。
家园 我是昨晚看到的相关报道， 今天通过兄台的链接看到原文。
三位教授确实很冷静，有几点印象深刻:一个是朱校长的性格，可能是有点儿偏执（李相泽教授语），与离开南科大的一位教授的看法颇为一致，“朱校长不够从善如流。”
第二个是学校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年青的团队，所聘请的多是一些已经退居二线的老教授；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学校尚没有一个完整的教学大纲。
筹建时期的几位愿者级人物的退出，对朱校长来说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现在很孤独”，朱校长的一位朋友如是说。
朱校长则有些悲壮的说“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可这45个年龄跨度在八岁（据报道，最小的孩子才10岁，大的18岁）以上的孩子能够协助朱校长完成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吗？
我是支持朱校长的改革试验的，特别是“去行政化”的理念，要想把大学造就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大学，必需摒弃“官本位”的思维方式。
但改革确实不是光凭一些口号就能完成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确实不能说是教改的核心，只是第一步而已。
只能说，在中国，各个领域内的改革都是艰难的。
家园 出孙行者考题的, 就是在隔壁楼被讽刺 名不符实, 学术成就有限的引号国学大师, 陈寅恪.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小题，“孙行者”，求对句。试毕，高中者仅一人，所对为“胡适之”。这个答案震烁时空，人们至今仍然报以激赏。白化文说，“此对天机超逸，流转自然”。愚以为论及对仗文学的虚实字平仄声，此对可谓出神入化。查出题者陈寅恪，高中者周祖谟也！耐人寻味的是试后不久辄起“一个绵延的辩论”，有指摘清华复古的，有针锋相对反驳的。此后，公案了犹未了，论辩曾经花落去，余闻时复燕归来。
有一种说法，据白化文称，陈寅恪自拟对句，为“祖冲之”。白认为“祖冲之”“略嫌板重”，不如“胡适之”，又称，“据说陈先生见此对句，亦为之叹服，还说，有这三个字，入清华哪个系全行。陈寅恪原拟对句“祖冲之”说流传甚早，且广，白氏虽著文行世，恐非始作俑者。
又一种说法，据吴小如称，为“王引之”。吴致白信中说，“陈寅老当年确有一标准答案，乃‘王引之’而非‘祖冲之’。‘祖’与‘孙’属对虽工，而‘行’与‘冲’同为平声，所对并不工稳。‘王’亦有‘祖’义……‘引’与‘行’则对仗极工。此说盖闻之于清华老校友卞僧慧先生。其言对以‘祖冲之’者，乃传闻之异说”。言之凿凿，且“王引之”与“孙行者”实为流水对，极工巧的，吴说似可盖棺，只是言出非当事者，总隔一层。
对句疑团解得么？我查阅周祖谟的文章，果有谈及此联的。“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好。”鄙人忖度，或许“王引之’说盖源于此。周先生接着说，“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他对于以‘胡适之’为对也颇赞赏。”这个“也”字透露信息，周先生不能肯定陈寅老原拟何对，却认定“胡适之”不是原对。兜来绕去，还是一头雾水。
其实事情没有传闻那样繁复，答案就在陈寅恪先生的文字里！1965年，76岁的陈寅恪追忆昔日命题经过夫子自道，“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猴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原拟对句就是“胡适之”！陈寅老的及门弟子卞僧慧谈及此事，指证当年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阐明陈先生命题的深意，“欲借此以发见聪明博闻的特殊人才”，而那些“辗转传闻，或又杂以臆想，不免失真”。
一段文字公案应可了断，而余闻依然流传。辗转传承者似乎从“祖冲之”、“王引之”与“胡适之”的比较里发现中国对仗文学的精深，从而获取审美上的享受；又似乎从陈寅恪改变初衷、服膺创造的传闻里，感受一代学者的亮节高风。唯一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够了解陈寅恪先生的盖世才情，因为我们不敢肯定原拟就是“胡适之”。假如我们认真捧读陈先生的著作，我们应该相信，那个最为精彩的对句本来属于陈寅恪。
家园 是祖冲之吧？ 题目是“胡适之”，要求对个对子。他对了个“孙行者”，
家园 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人们有了选择。 公立教育也好，私立教育也好，每个人选择都有自己的理由，要不也不会选择它。最反感是老用自己的选择，来证明别人选择的愚蠢。
也别老拿美国的私立学校说事。中国人崇拜的那几所名校是私立的，但不等于美国的私立都是名校。私利也有烂校。这些私立没有行政化吧？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名校。美国公里学校的教育也不差，是普通人能负担的。
公立教育因为有国家信誉做保证，信用高些是理所当然的。当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没有信誉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基本没戏了。对这个国家的平民来说，就没有了翻身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