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迟来的人性闪光 -- 瀚海拾贝

2010年10月29日，文摘周报刊登一篇文章，《“带来个好头”：红卫兵道歉》，看了以后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红卫兵的迅起，始于44年前，造就了当时红海洋。红卫兵的行为和由其产生的后果，不能完全归结于这个青年的群体。利益集团引导这股红色狂潮，所到之处，无论是道德传承或是人性遗产被荡扫一空。我所居住城市东南，有一处叫做千佛山的名胜之地，小学一年级曾游过此山，和同学一块数过千佛山上的佛像。文革之初，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名胜之山，被红卫兵所扫荡，所有的佛像庙宇被毁。至今山上庙宇和佛像，皆是后来人们重塑。

44年前，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用木枪和皮带，毒打校长程璧和教导主任姚淑僖，致使姚自杀。44年后，故事的另一方，当时的红卫兵，现在大多已60岁步入老年的人，向程老师道歉，忏悔了当年迫害行为。

文章中提问：“暴力迫害施行的一方，当年的那些红卫兵，现在想什么？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吗？他们能忏悔吗？”

这当然也是我的疑问。我认为，不但是幼稚的红卫兵，青涩年青人，更应该深思的，是当年那些成熟而今已垂垂老之将至的人。当年他们不是幼稚的红卫兵，他们是有信仰，有目标的人，他们中一部分当时以至于后来，是文革的受益者，是攫取了权利的人。他们不同与红卫兵，用摧枯拉朽形式施暴，他们是用手中的权力，用一贯正确的思维定式，向施暴对象施以暴力。他们的施暴也不同于红卫兵，用木枪和皮带，他们用强加，诬陷，莫许有，从政治到精神再配合以耳光，打击他们的下属，以换取政治分红入股。在他们垂垂老之临近，在他们行将见马克思之前，他们能忏悔吗？他们能否向受害者道歉？

当年那些幼稚的学生，在电话里谈及文革对老师先贤施暴时，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相信良心的谴责，44年一刻也没停止。经过漫长的反省，经过长久的心灵煎熬，终于，这些学生，自觉自愿自发行动起来，联合给他们的老师，当年的受害者写了忏悔之信。

老师接到这信封时，已是耄耋之年，往事的经过对于她，平静如水；老师一定是高兴的，并且还写了回信，这是老师人道主义的彰显，接受了当年幼稚青年迟来的人性闪光。

我想，程老师还是幸福的，在她的人生终点之前，看到了人性的胜利。

由此我又想到了父亲的遭遇。

看到“红卫兵的道歉”，我激发了想让当年“一贯正确的”的人，那些在文革中操着对别人生杀大权的人，那些为了自己政治利益出卖下属的人，给父亲和他无辜的同事，一个郑重的道歉！

我摘录父亲记录文革历史《履冰集》中的一段：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陶阳煤矿失火，我正与军管组在肥城检查工作。失火原因是电线短路，消防器材又全部失灵，以致大火蔓延。矿务局采取封闭巷道，绝氧息燃。但是该矿过去是水采矿，缝隙较多封闭无效，加上抢险时工程人员关闭了通风机，造成了一百多人一氧化碳中毒。情况紧急，我们只好报煤炭部，请平顶山的消防队乘专机到济南，再车运现场抢险。经过连续四昼夜奋战扑灭了大火，保住了煤矿。事后矿务局开大会，他们提到“多亏了济南军区X部长给我们很大帮助”。由于地方上的习惯，将我头衔删去了个“副”字，我也没有留意，但却被机关的“革命动力”们捡了去，上了纲，批判我去了“副”字，表明了有“严重的个人野心”，是“为错误路线生产”，是“给王效禹脸上涂脂抹粉”，“煤矿应当让他烧了”。我的“正确路线”的朋友们，煤矿是国家和人民的血汗财产，不是王效禹的私产，能让它烧了毁了吗？如此就能给王效禹脸上涂粪抹黑吗？你们这般与我进行“路线斗争”不感到可悲与可耻吗！新汶的华丰煤矿爆炸，我闻讯即带军管组深夜前往组织抢救。在倒塌的缝隙中，冒着再爆炸危险，调查事故。爬行了一天，事未毕，煤灰未洗，连接两次电话要我立即返回，进清队学习班，进行清查。

下午返回，煤尘未洗，即被集中送进了班。进班之后，一律断绝外部联系，大概是怕“串供”。我来之前，用“因公”之名将我家属派去青岛，家里只剩下一个十岁，一个七岁上学的小孩，无人照管又不能随我进班，只好放手，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当然这比战争中做了孤儿要强千倍万倍。不过，作为领导，当看到像我小孩这样的一群，迎着太阳高唱“东方红”的时候，有什么感想？他的父亲，你的下下级，你的“挡风墙”，是有罪吗！？

为“创造气氛”，室内外都张贴了大标语，如“坚决清除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人民为敌的没有好下场”等。进班后，先学文件，一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二是康生“肃反”的一些言论摘录；批判张某时是全武行，张某坐了“喷气式”，还打了嘴巴。

我这个从十四岁当兵，当到四十多岁，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清清白白的一个中层干部竟然成了“革命对象”！动力与对象的转化，就是上边一句话！

父亲忠实记录了他在文革时期的遭遇。一场同志整同志式的残酷斗争，一些参谋、干事，充当了打手的角色，抽耳光，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父亲只记录了数笔，父亲说过，有些参谋、干事参与进来，是有个人目的，但是比之那些领导，那些曾经挂着将军军衔的人，那些父亲曾经是敬佩，服从，听从的人，对父亲的伤害更大。也是这等人，操纵了事情的全部。

文革时期那些一贯正确的人，那些曾扛着共和国少将上将肩牌的人，今天还有些人活着，正走向生命的终点。当这一切喧哗行将永远消失之时，当秋之落叶无声着地之时，如果你们看了，或是听秘书们读过文摘报该文章，也或是你们或你们的秘书看到我的文章时，请你们想想，你们在文革中曾带给痛苦和苦难的那些人，想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受的伤害，请为之流一滴眼泪，请为之忏悔。

我还要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丝毫不怀疑如杨得志、李水清等人，为新中国所建立的功勋，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人性的缺失，证明了他们也是一群平常之人，甚至还不如当年幼稚的学生。如果他们能如实回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能对他们曾经伤害过的下级，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忏悔，那他们都值得尊敬。

遗憾，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