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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社会主义经济变迁中的通钢事件 -- 毕尔优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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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社会主义经济变迁中的通钢事件

    在吉林通化钢铁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酿出血案,资本家张志祥委派的年薪300万的总经理陈国军被一群月薪300元的工人围殴致死。根据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鉴于“为人民服务”五字至今依然矗立于新华门影壁之上,为全党所宗,可见,陈国军先生实在是死有余辜死不足惜。但如果在从陈国军之死回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变迁历程,却大有说道。

      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以计划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斯大林在苏联首先建立起来的。在这里,计划经济并非斯大林等一众人等脑门充血的想当然,也绝非仅仅是参考马克思的某些设想,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结果与必然要求。随着私营工厂的规模扩大与产业链延长,计划经济首先在企业内部出现并日臻成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泰罗创立了科学管理,不久,亨利·福特在此基础上使用了流水装配线,通过大批量地生产无差异产品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其经管人员能够控制每一颗螺丝钉的去向,可以说,计划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历史上,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就提出要学习泰罗制,而斯大林当政时期更是在高尔基市(即下诺夫哥罗德)全面引进美国福特公司的生产工艺和管理体系,几乎是复制了一个福特公司。从而,也可以说,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祖宗。由于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资源,并且这个国家还相当大,这样就使得当苏联整个按照一个企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具有极高的生产经营效率而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如果说19年间生产了1500万两的T型车代表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效率的话,二战期间淹没德意志的5万辆T34则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其计划制定与执行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表明,假如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经济,那么,厉以宁们大概连讥讽社会主义只重公平而毫无效率的机会都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进计划经济的过程中,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顿巴斯产煤区崛起了一位名叫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的国家英雄,此人在生产过程中一举突破生产定额达到13倍之多。在当时,斯大林提出的口号是“驱赶国家前进”,生产定额已经高于沙俄时期,即便如此依然被实践证明是定低了,于是掀起斯达汉诺夫运动,鼓动工人的自发性以完成生产目标。尽管后来的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声称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个人能力的施展,但在二战期间,有一位苏联小男孩非常屌的在其生产的一支机枪上夹了张纸条:“这是我生产的第一万支机枪”,一时雷倒众人。所幸,这个消息并未传入中国,在当时,国民政府年产机枪的峰值不过才一万支,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的泱泱大国所产机枪不如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娃娃。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效率,斯大林提出,计划一经制定即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惜使用国家机器全力为计划开路。其政治制度也服从于计划经济的需要。斯大林虚化列宁时期的一些民主制度,彻底架空苏维埃,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生产计划的贯彻与完成。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马钢宪法”,其特点是工厂内部实行专家治厂的“一长制”,强调工人对厂长,实际上也是对生产计划的绝对服从,而厂长则须不惜一切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指令。

      中国建国后基本上照搬了这套经济、政治制度,并有所创新,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特点的“鞍钢宪法”,以政工体系和群众运动代替了技术官僚,在苏援的基础上一度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计划经济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步履蹒跚。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干部走出国门,由于思想准备不足,不由大吃一惊,哀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距过大,消息传来,原有的阶级自豪感一落千丈,向西方学习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某些人似乎忘了,差距再大,只怕大不过延安的穷乡僻壤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更遑论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国际大都市,但在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搞的像现在的美国使馆一样火爆,无数青年满怀理想投奔延安,从解放区往上海、南京跑的反倒是没几个。也就是说,制度的吸引力并不是在物质水平上。

      但是,提高本国经济本身无可厚非。为发展经济,中国首先并非照搬西方,而是恢复了苏联的“马钢宪法”,在企业贯彻一长制,似是建立斯大林体制。然而,其实质性意义并不在于此。“马钢宪法”同“鞍钢宪法”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讲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公权力私有化。但在苏联“一大二公三纯”的体制下,私有化的权力并没有变现的空间,也就是说,苏联的厂长经理所能做的最大腐败无非就是多拿多吃多占少干事,仅此而已。但在中国,伴随着国有企业内部公权力私有化的是公有制经济外部出现了一个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的所有制形式。

      “非公有制”的提出,本身即表明了死人是完全拿中国人没有办法的。这一所有制几乎就是为了租用乃至最终收购已被私有化的公权力而生的。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格莱欣法则大显神威的典型案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最大弱点就在于一个“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不仅要足额支付给在岗员工工资,还要负责其婚丧嫁娶等所有事务,而且要给退休、伤残等不在岗员工发放工资、补助,还要负担全部员工及其家属的教育、医疗、住宿等全部事务。

      从西方新近兴起的“企业伦理”角度来讲,原有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简直就是“企业公民”的模范标兵,但在市场竞争中,这种模范企业是断然不可能竞争得过所谓的“民营企业”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据此认定,国有经济天然没有效率,而要提升效率,则必然要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一私就灵”。但他们却绝口不提,企业不办社会了,这个“社会”该谁来办?他们开出的解决方案如下:民进国退,企业由私人经营,私人向国家纳税,国家来办这个“社会”。说的固然好听,但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财政收入固然年年提高,但教育、医疗、住房中国家没一个管得了,不管是哪个量化起来都是天文数字。回过头来看,这部分天文数字的开支,原来都被那些浓痰不如的国有企业分摊了,如果把这部分开支量化起来加上去,不知道还有谁敢说国企亏损,还有谁敢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

      拿着西方经济学理论到处兜售的经济学家们居然完全无视“外部性”这一基本理论,可见其纯粹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通过中西对比,以达到否定计划经济的目的,接着通过国企与民企的对比,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的阴谋。等到“摸、猫、不争”三论下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翅膀长硬,也就标志着在“马钢宪法”下被私有化的公权力终于有了变现的空间,从而就掀起了MBO的浪潮。

      MBO是基于这么一种逻辑假设: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管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靠不住的,所以企业要想有效率,必须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二合一。又由于国企是全民所有的,总不能全民经营吧,那就当然只能反过来,让经营者去做企业的所有者。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在此指导下,不仅国有经济几乎全军覆没,而且让非公经济知足不前。一些经济学家煞有介事地讨论“中国民营企业为何长不大”,殊不知原因非常简单,他们主导下的改革决定了企业必须由老板亲自经营,而根本无视委托-代理责任的建立与维护,于是,就产生了宗庆后这样的中国特色资本家,经营着娃哈哈这样的特大民企,不仅不设副总,而且旗下的部门经理也多用女性,本人则更是事必躬亲。但反过来,要想将企业做大,则必然要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但如果哪一天在中国职业经理人有效了,管用了,人们自然要反过来问一句,资本家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能够经营好,共产党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难道就经营不好了么?于是,私有制改革的所有合法性就轰然崩塌。这样,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限定了改革的发展顶点,制度性而非技术性的障碍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最终的前景。

      在保留非公经济的基础上,要实现国企解困本来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既然要保留民企这一“劣币”,那么,为了使国企这一“良币”不被驱逐,干脆大家都一样“劣”。作为国企,把老职工统统买断,一刀两断;把厂办医院、学校统统改成市场化运作;把职工统统从宿舍中赶出去,将宿舍全部租掉或者卖掉;大幅延长工作时间,每天工作12-16小时,受不了的可以辞职走人;大幅压缩职工工资,受不了的可以辞职走人;国家通过法令,让国企享受外企待遇,所得税税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半;如此操作,以国企原有的家底,怎么可能干不过非公有制企业。但这样一来,国家势必承担所有的矛盾,处在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上。

      而所谓的“渐进”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首先通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工人认识到,你们是被市场抛弃的,是国有企业无能,计划经济无能,社会主义无能,归根到底,是你们工人阶级无能。不是资本家太狡猾了,而是你们太无能了!接着,再给绝望中的工人一点希望,反正企业横竖都是死,与其等死,不如卖给某某大老板,兴许还有活路。再然后,给出账目,比如说,某设备,10年前买来是1000万,按10年直线折旧,每年折100万,那现在它的价值自然就是0了,卖的时候当然就按0卖,也就是白送。虽然机器还能用,而且还非常好用,但1000万-100万×10难道不是等于0么?以此类推,这么一个企业,这么一大家子人,能卖到1块钱已经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再然后,根据吉林国资委等的官方用语,叫做完成了“身份转变”,工人已经不再是“工人”了,从理论上讲,叫做“务工人员”。虽然“务工人员”也有“工人”二字,但有着本质区别,于是,比如说通钢的工人,一个月就只能拿300块钱,饭都吃不饱。最后,工人们忽然发现,以前是国企,所以能做国家主人;现在变民企,于是吃不饱饭。再一看,自己一个月拿300,人家派过来的一条狗一年都能拿300万,怎么办?揍他娘的,一个月300,拳击手套都买不起啊,于是,悲剧了。

      最后,经济学家又出现了,他们教导说,民企不买,你们连300块都拿不到;民企买了,你们才有饭吃,吃不饱总比吃不上要好吧?结果通钢工人当他们是国企工人的时候,他们被卖了;当他们是民企务工人员的时候,他们还是被卖了,卖来卖去,从吃饱饭到吃上饭到最后连饭都可能没得吃,最后没办法,要拼命了,也就拼掉一个打工仔,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首发在毕尔优科夫的blog:blog.sina.com.cn/biryu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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