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谈王小波的精神世界 -- 达闻奇
- 复 一、王小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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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杂文总摆脱不了说教的影子，我倒是更喜欢看王二风流史 现在回顾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他要传递的意思是很强烈的，在小说里仍旧很强烈。不过在沉闷又喧嚣的90年代末，这就使读他的文章成为更加过瘾的事。
家园 杂文的观点总是会过时的 王二的好处是他总是不停地抖机灵，所以读他的文字哪怕一无所有至少还有快感。而这点很多人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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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二、崇智主义、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 一些自由主义者拉大旗作虎皮，把王小波封为自由主义的先驱。实际上，王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只是比较推崇自由的思想和精神罢了。这跟“自由主义”有天壤之别。
在真正的思想领域，王小波是不在场的。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故去了。因此我们很难捉摸他确凿的思想轨迹。自由主义这顶帽子戴在王小波头上，是委屈了他，而不是抬举。在这点上，他的遗孀李银河女士如今和自由派人士遥相呼应，可能有点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
又有人说王小波的思想受“英美经验主义”的影响。一个例证是他经常提罗素。这也属于穿凿附会。王小波喜欢罗素跟罗素是什么主义关系不大，而他对智慧的推崇，倒可以跟理性主义挂上钩。
我觉得王小波的思想里最能体现经验与思辨理性之纠缠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太大，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帐，说一亩地上堆三十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攻击我姥姥觉悟太低，不明事理。我当时只有六岁，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事隔三十年，回头一想，发现我姥姥还是明白事理的。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几十年后，平地上就会出现一些山峦，这样水田就会变成旱田，旱田则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玛拉雅山了。（《积极的结论》）分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分这么几块：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体系，情趣爱好等。其中以前两者最为核心。
王小波推崇的价值观，应该叫“崇智主义”。
“崇智主义”是与“反智主义”相对立的。在《思维的乐趣》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所谓“崇智主义”，就是认为智慧是最有价值的，是最重要的。这里面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智慧跟知识、理性混同起来。网络上很多分析王小波思想的人，都犯这个错误。
而这个错误，跟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有关，就是还原主义。通俗来讲，王小波不等于王小波的思想，王小波的思想也不等同于他的文字。这就是知识、理性和智慧的区别：智慧是人的能力，是把人的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能力。
而检验这种能力的标准，不是功利（能解决多少问题）。这是王小波极为反对的观点。有些人读书的习惯是“这本书能告诉我什么呢？”这种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读书理念，在王小波看来是坏文字和思想的恶源。阅读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他的文字常常像一种“智力体操”。
他认为智慧本身并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智慧的无限提升和扩展，是一种非功利的、自然的倾向。人活着，与那些高明的思想者交流、共鸣，就是最大的乐趣。
但这么一说，好像还是在主张某种观点，或者价值。这么一来，王小波又与他的观点等同了。这么干非常乏味，但好多年来王小波就是这么被误读的。没办法，谁叫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呢。
王小波当然是一个对自己智慧极度自信的人。各人的智慧能力不同，而知识的普及倾向于消灭这种不同。理性的普及，则更容易让人丧失对理性的欲望，只须让几个最高理性者统治世界把握问题即可。王小波推崇的智慧，当然不属于此类。
他所推崇的，在于各人可依据自己的智慧，创造与众不同的生活。他常重复的一句话是罗素的“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我们不必计较这句话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其前提：你有了智慧，才有了创造自己生活的可能。而有了自己的生活，才有乐趣。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三、国学与西方文化 所以，王小波这个人，你想通过抓住他的什么观点来攻击他，或者为自己张目，都是无效的。你再怎么还原也击不退他的智慧，摧不毁他的乐趣。跟王小波角力是个很有趣，也很痛苦的过程。当然，东施效颦者就更多了。
王小波的杂文，很多时候是在“抖机灵”。你看他阐述他的观点往往很直白，但论证起来却很狡猾，很无厘头。因此拆解他的观点是个很困难的事。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
王小波的知识体系很杂乱，文理兼通，中西交融。但总体而言，他偏向西学是很明显的。在《我看国学》这篇文字中，他写道：
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么说，似乎还有智慧至上的影子在里面。但我要指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思想体系很多时候是被情趣爱好左右的。虽然王小波有足够的理由推崇西学，贬低国学，但这并不是从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出发，严密论证的结果。他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戏谑的、很不严肃的态度。这似乎跟一个理科生的传统有悖。但接下来会分析，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有个例子是他论证儒学的不靠谱：
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这种归谬法，基本还属于“抖机灵”，不是在说学问本身。他的思维方式是解构式、批判式的。而王之所以反对国学，更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在总结周围为什么有这么多蠢人蠢事。一个近因是文革，历史因素就是国学和知识分子文化传统了。
有个现象不知大家认不认可：王小波写文章，常常对人不对事。王蒙在这点上看得就很清楚。他曾说过：
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他争的是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争的不是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高洁一个龌龊，一个圣者一个丧家走狗，一个上流一个下流或不上不下的流，也不是争我是英雄你是痞子（有一篇文章居然题名《我是英雄我怕谁》，如果是“我是痞子我怕谁”，那口气倒是像，哪怕是做秀的痞子。如果是英雄，这“凶蛮”的口气像么？）。王进行的是智愚之辨，明暗之辨，通会通达通顺与矫情糊涂迷信专钻死胡同的专横之辨。（《难得明白》）他所置疑的，不是那些理念，而是那些人。那些人在他看来，都是不够聪明的。《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说：
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因为王小波很聪明，所以他是对的。这个逻辑不成立。观点对于王小波并不重要。他的论点、论据、论证都不重要。但他还是有一套自己的观点的。拥护王小波的人，常常拿这套观点去穿凿附会，将王小波绑架到自己的战车上。可惜他不能为自己辩护。
学王小波的人，去拷贝他的观点、文风，那都是走了末流，画虎不成反类犬。王小波写那么多的杂文，只说了一件事：我比你们大多数人都聪明。而这点是学不来的。我们只能通过学习他的态度，避免很多愚蠢和犯错的机会。
因此，蠢人主张什么，王小波就会反对和警惕什么。九十年代有国学复兴热，这自然成了王小波的靶子。他的国学功底并不深厚，甚至可以说很浅薄。虽然他对国学的很多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上，因为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偏向，他对国学不抱积极态度。但我完全相信，若他活到现在，看见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泛滥，也会提起笔来拆解一下西方文化。
人与智慧是不可分的。而王二打死也不会离开他的智慧，去拥抱所谓的“价值”，哪怕有人忽悠那是再好的东西。譬如国学，譬如西方文化。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一点探讨 我觉得王小波要强调的是 独立思考和个体的自由，所以他积极的去嘲笑主流意识和集体主义。他最厌恶的是盲从。在他的笔下，有个性的猪就是比“我”要值得尊敬的。
至于《王小波门下走狗》，据我所知最早是西祠王小波门下走狗版组织的一个类似于文集的东西。简单翻了一下，多注重文字的模仿.
家园 关于往水泥墙上钉钉 看起来事小，其实不那么简单。我父亲的做法是先用改锥在墙上一点点凿一个小指粗细的洞，再削一个大小适度木栓插进去，然后在木栓上钉钉，木栓周围再涂些填充物把缝隙抹平。所以我们家的水泥墙虽然也挂了很多东西，但每个钉子都钉得规规矩矩。另外我父亲也是学理工科的。
王举这个例子倒能反应近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心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责任肯定不在己，只有四处挖根源，最后都挖到传统文化的头上了。这就像一个人长大一事无成，那都是父母不好，没有给自己提供好的环境好的平台。
王小波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可是从他的文字我真的看不出与其名望相当的震撼，论文字还远比不上刘震云给我的印象深刻。论思想也就跟好一点的网络杂文差不多。
家园 你说的这点很重要 我在前面也总结过，王向周围挖蠢人蠢事的根源挖到传统文化头上，很大程度上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不过王小波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观点，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他没有某些知识分子喜欢用知识砸死人的冲动，相对而言更为平易近人。他的杂文意义不在于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而是说用基本的常识+简单的逻辑就能破解很多话语迷障和骗人的思想。这点很重要，可以说他为后来的网络评论开了一条新路。
但很多王小波的拥趸最后都成了自由主义者，这是需要澄清并分析的一点。王小波是个“未完成式”，我评价他也是从最灵动、最具有发展潜力的那方面说起。
家园 花贊 学王小波的人，去拷贝他的观点、文风，那都是走了末流，画虎不成反类犬。王小波写那么多的杂文，只说了一件事：我比你们大多数人都聪明。而这点是学不来的。我们只能通过学习他的态度，避免很多愚蠢和犯错的机会。因此，蠢人主张什么，王小波就会反对和警惕什么。九十年代有国学复兴热，这自然成了王小波的靶子。他的国学功底并不深厚，甚至可以说很浅薄。虽然他对国学的很多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上，因为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偏向，他对国学不抱积极态度。但我完全相信，若他活到现在，看见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泛滥，也会提起笔来拆解一下西方文化。
作為一個王小波愛好者，我也覺得如此。喜歡綁架王小波的自由神教教徒們總愛生吞活剝他文章中所舉的例子，卻總也學不到其神髓。對于我，王小波不代表任何主義，他所反對的恰恰是那種拿主義來壓死人的做法——而此事近年來偏偏在自由神教教眾間蔚然成風。
每次回頭讀王小波的這篇，總是不免要拿揮舞價值大棒的普世派來對號入座，然后會心一笑：小波若仍然在世，筆下定然時不時將這群乏味的傻子捉來調戲一番。
我的精神家园前言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
家园 四、公共知识分子 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为己任的人”。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能。至于功能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一项可以有所保留，知识分子能解决的问题不多，虽然往往很重要。
王二不是学问家，也算不上思想家，可以称之为“自由思想者”。称得上文学家。但文学对他的意义首先是谋求影响力。朱学勤说王小波是“自由主义生存方式”的代表（他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有一点他说对了，王小波代表的是一种生存方式。
而他关注的焦点，始终落在话语圈和知识圈内。他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不是普度众生（在这点上他反对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而是让自己聪明起来。只有明确了这个前提，才有资格向普罗大众说话。
而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把这两者的先后顺序颠倒了，还经常以王小波的传人自居。这是挺讽刺的事儿。王小波早就说过，知识分子首先要“术业有专攻”，在公共问题上，他并不一定比一个农民兄弟更有发言权。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规范知识分子比规范大众更重要。因此王小波的鞭子，第一个挥向的就是知识分子这种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作风。他在《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说：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来源于知识，而有了话语权后，就不把知识当回事了。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说：
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王小波以此为矛，拆解着知识分子的话语、观点、做派。他的盾则是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和大思想家（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等）。这实际上有点心虚和图省事的味道，杀鸡焉用牛刀？所以说王小波重解构不重建构，是他很大的软肋。拆除标杆的同时，也在树立标杆。于是王小波就这样被后来者架空了。看他的杂文，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流行话语的批驳，总会想：在如今遍地自由民主呼声、普世价值泛滥的情况下，他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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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五、门下走狗与南方系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够理智的，容易被情感左右。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们认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人、事物还是理念），到底是理智先行，还是情感先行？
王小波认为，一切打着能解决多少问题、创造什么福利旗号的都值得警惕，比如普世神教讲“信民主自由，得永生”就是一个典型。可偏偏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放过这么一尊现世菩萨，在王小波的文章中发现了“自由”两个字就拿他来装门面。实际上他们搞反了，不是王小波印证了自由的价值，而是自由印证了王小波的价值。
所以，学习王小波的风格，尽量把文章写得生动有趣的，比拷贝他一两个观点到处套用的要明智得多。据说《王小波门下走狗》文集已经出到了第五辑。我没有细看过这些文字，不好做评价。
王小波提倡大家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不知道他看到“门下走狗”会有何感想。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白话文史上最有阅读快感和语言神韵的几篇超一流佳作之一，大概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个级别。
学习王小波的人当中，有些得了王小波一两分真传，比如著名的情感专家连岳老师。他称赞王小波“基本上是传承了优秀白话文的传统”，“尽量把话说得简单干净”。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写过不少文字。后来这一系列成了右派战斗的基地。连岳老师也是其中一员。我要说明的是，连岳老师的情感文章我是很喜欢的，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情感问题专家之一。但他的主流意识却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
翻看他的履历，可以发现他算是王小波的门徒。他在《王小波死得好》中说：
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后来发现，有一群数量众多的人被鬼上了身。这么一来，王小波是他的启蒙者。启蒙出一个情感问题专家，单从这一点王小波就功德无量了。但值得琢磨的是，连岳老师为什么全面右转？他的思想转变里面隐含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
下文说：
王小波死的那一天，我正在一家地方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这种足够卑下的言语，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因为原来的生活足够卑下。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事几乎是我的耻辱，但我想还是应该在这里说出来。王小波死前大概一年左右，有一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在炒作，我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的一员，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如果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只蠢猪。当然，是王小波告诉我这种蠢。也许我现在还是一只猪，但是至少不会狂热了，也多少看得出一些骗局了。
有趣的是，连岳老师也曾是“说不”派的一员，他够坦白说出这一点来，还是足够诚实。王小波当年评论《说不》一类的书籍，直接说：那是一堆破烂。顺便说一句，我也看过那本书。不过当年我没有听到王小波的当头棒喝。现在可以说说，这本书在“智”的境界上确实不高，在“情”的层面上民族主义情绪参杂爱国主义情绪，应该说对释放社会荷尔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去年同一拨人又出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受到新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集体嘲讽。但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就知道操作的人是在站队，书不是聪明书，人倒是聪明人。
人有情感偏向可以，但要明白这一点，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这一点上，有些自由主义者是如此，也就是王小波说的装傻。还有不少人是真傻，那就需要启蒙了。而王小波对这一点看得还是很清楚的，有自觉。虽然他的杂文中有诸多对东方文化传统的贬斥和对西方的褒扬，但感情并没有淹没他的理智。单从这一点，他就比新自由主义的唯西方是举要高明许多。在《东西方快乐观之我见》中，他说：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它在满足物欲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
所以，学王小波最南辕北辙的就是学到了对西方的崇拜，那是移情移错了对象。如果你非要关注他的观点和倾向，不如关注他的风格。王小波的风格就是对智慧的推崇和对不智者的不宽容。后者似乎有不厚道不和谐的色彩。但正如王小波所说，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对不道德者的不宽容远远大过不智者，而这并不合理，尤其是对以智者自居的知识分子而言。
智慧是很自私的。结果不重要，观点不重要。那只是智慧吐出来的东西。它只属于它自己。
通宝推：小匪盗,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六、“沉默的大多数”与话语权革命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享年44岁。
王小波生前的最后一封邮件，号称自己要“从现在开始说话”。他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对我来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
他去世后半年，一位名叫老榕的网友在四通利方体育沙龙上发表了一篇《10.31 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这是第一篇影响中国的网络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至此之后，网络文学渐渐崛起。
互联网的拓展带动了话语权的平权运动。网络时代之前，人们最大的障碍就是难以进入这个场地，而网络在机会上做到了人人均等。网络的发展还带动了知识的普及。而今几乎任何资料和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其开放性、时效性、包容性使得网络成了容纳各种声音的空间和传播信息建立沟通的最好渠道。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网络是一个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场所。网络资讯有零散化、快餐化、短平窄的缺点，缺乏整合，缺乏规范。网络时代的话语权是膨胀的，也是虚弱的。
王小波生活的年代，只看到了政治和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却没看到经济和资本的专制。相比过去政治意识形态至上，当今的话语圈要热闹的多。当然也很寂寞，缺乏他这样有力的战斗者。
网络在创造思想空间的时候，也在营造话语暴力。如今的互联网上，“砖家”、“叫兽”和“暴民”、“群氓”的相映成趣就是这种暴力的典型。从中透出知识分子和民众在话语权问题上的争锋。
网络时代的话语普及虽然在规模和热情上都空前高涨，但普罗大众并没有感觉个人的力量得到了多少张扬。这其中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这种权力缺乏根基；另一方面是没有规范，无法形成现实的合力。
如果我们承认话语权力的不平等性，那不由得追问，这种不平等性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做形而上学的研究，就会发现它来源于两种东西，一个是知识，一个是财富。
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带来的不平等至少在明面上不会被人认可。于是知识成了话语权的最好后盾。知识分子的优势在知识，但在面对公共问题时，他们和民众在感性上的认知深度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理性的分析和定位。
虽然知识不是个容易得到的东西，但知识的形式——话语却极其廉价。话语的成本几乎为零，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时常发生。这种方式简单粗暴，于打击敌人有益，于解决问题却无助。现如今知识阶层和网络民众的PK，大致都属于这种范畴。
王小波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便用另一种方式示范了打败知识分子的可能。在他的文章背后，掩藏着一个对普通人智慧的自信：在我的问题范围内，用基本的常识+简单的逻辑便可对日常事务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实际上，这种方式跟王小波所说的文革军代表和中学生用马列主义原理驳斥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一致的。并且，知识分子离开了专业领域也跟普通人一样的无知，因而他的方法只适用于日常问题，而不适合于学术。但这背后又掩藏着新一轮的不平等，即各人的智慧有所差别。有鉴于此，下一个要做的就是不断拓展生活经验和经常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王小波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引入了话语争论的一个新方向：到底是以问题为中心，还是以个人为中心？
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我们通常提倡就事论事，但实际上，事情归根到底都出在人身上。人们常觉得挤进圈子里说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实际上，一个人只要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定，思维方式确定，对问题的看法基本就确定了，下面的问题只是怎么表达和怎么让别人听到。从这点来说，人很像一台话语的机器，我们首先得确保机器运转正常，程序没有bug，才能往下面讲。王小波不愧是编程序的。
因此，话语圈的真正功能不是提供了对问题的看法进而解决问题，而是让一个个的“我”都摆出来，让我们了解别人是怎么看问题的，进而更深的了解自己。这样，话语场就成为一个提升自我的场所，而不是观点PK的拳击台。
而问题中心的缘由，归根到底还是对价值的渴求。知识、财富、权力，说到底都是价值的化身。而王小波的话语权力观则建筑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人们之所以经常犯傻，是因为太把话语当回事，换句话，太把别人的话当回事。因此首先要把话语和思想，人和问题隔离开来，打破那个话语=思维，话语=权力的公式，进而推出话语≠人。话语本身有力量，但话语背后的那个人不可随意替换，这样就让蠢人和居心叵测的人无所遁形，无法瞒天过海，暗度陈仓。从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消解了知识，消解了权力，也消解了话语。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七、王小波和李银河 王小波和李银河是一段佳话。一个男人能找到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女人，是种幸运，也是不幸。虽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成功的女人，但也有不少伟大的作品是被不堪的另一半刺激出来的。我转念一想，王小波没有在思想上有更大的建树，是不是跟他的婚姻生活过于美满有关？
李博士这些人为捍卫公民权和弱势群体的权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值得肯定。不过她的某些呼声也渐渐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即使在愈发开放的当代社会也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我想李博士是继承了王小波的自由精神，但也有矫枉过正之嫌。至于这种过正是不是必要，见仁见智。
王和李还是当时非常先锋的“丁克”一族。我觉得王小波没能做父亲，是他很大的遗憾。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小波身体力行的实践着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责任感转移到了教育青年上。这使他的思想灵动机巧，但缺乏厚重。不过我们的文化已经够博大精深了，减减负也是好的。
看李银河和王小波，总让我想起另一对知识分子夫妻——不是波伏娃和萨特，我不知道李银河是否以波伏娃为榜样，但王小波至少跟萨特不是一个范儿，王说过自己在性道德上无懈可击。我说的是何新和胡玫。
这两对都是夫唱妇随。老公的成就和影响在各自领域内都无话可说，老婆也不遑多让。不过何与王两人在思想上大相径庭，一个偏左，一个偏右。但两人我都很喜欢。
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说观点不重要。一切观点都来源于价值观，而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价值问题是无法通约的。
价值问题无法互换，但可以商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无非是三个：1、世界是什么样的（事实），2、它应该是怎样的（价值）、3，我该怎么办（意义）。
这三个问题，除了第一个，大概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而后两个问题，都要落实到“我是谁”这个问题上。假如把这个“我”放得很大，放到中国这个层面上，聪明一点的，可能成为何新那样的国家主义者；放得更大些，可能成为国际主义者，当然也可能成为普世神教。如果只想管好自己的头脑，进而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影响一下别人，大概就成了王小波的后继者了。
连岳老师曾说过：王小波是我的精神父亲。有人调侃：那李银河不就是他妈啦？！呵呵，不过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李银河，有兴趣的点这里看，这个话题就不往下延伸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还是秋风批评李银河更到位些 除了最后一句蛇足。
转载如下：
秋风：换偶是一场快乐幻觉
现代人之所以大胆地做一切违反习俗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清楚地计算自己行为的成本、收益。换偶者肯定相信，自己可以从换偶中得到快感，而且不影响个体幸福。李银河博士也相信这一点。
文_秋风
秋风
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
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晓海因为参加“换偶”活动被起诉，社会学者李银河女士公开为马教授的行为辩护，认为马“没有真正地伤害任何人，他们所伤害的只是社会习俗，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违反社会习俗就把他抓起来、开除公职、甚至起诉。”换偶或不换偶“就好比吃饭，有的人常年吃米饭、馒头就满足了。但有的人老想换点花样，说吃点鱼翅吧，吃点燕窝、鲍鱼吧，有的则想吃螃蟹什么的，就是这个区别。”李银河博士此前也曾尝试通过两会提案的渠道，建议取消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
马晓海教授“罪与罚”是否适当、个人的换偶行为该不该受到国家干预，此处暂且不论，就李银河博士对“性自由”的推崇、对习俗的漠视而论，本身就是“自由观”上的陷阱。
李银河博士的全部努力，看来就是打破一切传统的性禁忌和习俗，以便建立一种完全“自由”的性生活格局：同性可以结婚生活，夫妻可以换偶等等。
但这只是一个必须加上引号的自由。换言之，她所鼓吹的，乃是一种毁灭的自由，其结果必定走向反自由。李银河博士所鼓吹的自由，就是哈耶克在他的名篇《个人主义：真与伪》中所说的伪自由主义，现代种种极权主义与这种伪自由主义有直接渊源。
如果我对哈耶克的理论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一个看似违反常识的话：规则让人自由。没有规则，只有欲望指引下的本能行动，人就没有自由可言。这中间的道理，暂且不去讨论。回到个体幸福的层面上，也可以说，如果不遵循某些公认的规则，人也很难享有快乐、幸福。
换偶者的目的是追求快乐——事实上，古往今来很多伦理学家都承认，生活的目的就应当追求快乐。但是，快乐有多种多样，钱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帮助别人可以让人快乐，观赏到美丽的景色也可以让人享受到快乐之感。换偶者追求的则是当下的、肉体的快感，或许还有超越习俗的那种反叛的快感，以及因为超越习俗而产生的睥睨世间的骄傲的快感。
但是，一旦引入时间和社会的概念，这种种快感的程度就必然大大降低，甚至最终的净值成为负数。比如，换偶之后，夫妻双方可能产生强烈的怀疑、猜测，其关系变得极为冷淡。他们的事情如果被熟人知晓，可能会遭到他人的另眼相看。如果他们有孩子，他们的事情如果给孩子知道，结果将很糟糕（报道中的网友“月明”就是一例）。还有，过上一段时间，尤其是到年老之后，他们可能会后悔，他们可能产生强烈的不快感。
只是，世间并无后悔药可以出售。习俗的作用正在于此。现代人过于自负，过于相信自己理性的计算能力。现代人之所以大胆地做一切违反习俗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清楚地计算自己行为的成本、收益。换偶者肯定相信，自己可以从换偶中得到快感，而且不影响个体幸福。李银河博士也相信这一点。
但是，人的理性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人或许可以感知自己的行为的收益，但很难清楚地计算自己的行为的成本，包括自己未来要承担的成本，及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很可能又反弹回他自己的身上。
习俗弥补了个体理性能力的这种局限性。习俗就是无数人比较成功的行为模式累积而成的，其中的规则能够大体实现个人在时间维度上和社会范围内的成本-收益的均衡。这样，个体处于具体场景中，不需要对自己每个行为的成本-收益进行复杂而详尽的计算，只需要遵守既定的习俗即可。
这样的人生的成本是最低的，他不需要把头脑浪费在数不胜数的计算中。习俗其实提高了生命的效率。这样，他就是幸福的。他可以节约自己的精力和心力，去从事更多事情，他的视野可以更为宽广。同样，这些遵循习俗的人也是自由的，因为，他感受不到自己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
相反，那些换偶者则把全部心思集中于肉体的成本-收益计算上。他们幸福吗？他们自由吗？他们假装自己知道，李银河博士也是假装自己知道，而且是双重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