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邪恶找打贴】老人干政与民主 -- 鳕鱼邪恶

老子死了，儿子才上来，又是父子关系，所以活儿子不会对死爹下手。

后来到了老毛，因为共和国了，又不是父子关系，加上赫鲁晓夫的刺激，老毛就担心不是亲儿子的后来者会对他这死领袖下手，因此来了十年浩劫。

所以后来小平聪明了，明白第一不能再干到死了，第二也不能再搞个十年浩劫了，需要解决一个退下来安身立命的问题。于是中顾委，老人干政的事就来了。最后不能给儿子，给个胡赵小弟也不踏实。最后给个红色子侄总是好的，江李体制有他的必然。

做领导的，站的越高，错误越大。最关键的，除非大恶之事，民族灾难之举，最好不要秋后算账。赫鲁晓夫在国外算了个账，害得帝制转型而来的中国多少年不安宁？

因此老人干政，其实是保全自己以及妻子儿女的手段，哪个儿孙没趁势老子在台上时干过坏事？

所以在这种体制下，老人干政是必然。谁都明白如同文化大革命时不讲情面的事，在党内再也不会来了。所以不干白不干，干了才心安。

使用干政那两个字，实际上就构成为一种攻击了

干涉和辅助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靠制度和机构来建设民主，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常说的“走程序”，这个“走”字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没商量好的事情，就进入程序，肯定被做掉。因为没有人支持。

要想有人支持，还是靠人脉。

中国的问题决不是缺少某个监督机构。

就机构设置而言，中国的政府已经设置了足够多的人员、制度、部门承担相互监督、循环监督任务。遗憾的是，没有哪个人、哪条制度、哪个部门能把该发挥的作用发挥出来。也许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有所发挥，但是每每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其原因，有人员素质问题、有政治体制问题。特别是党和政府越来越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把自身摆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某个人的主观民主监督意愿会越来越多地在体制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任何体制外的监督都会在出现以后迅速的被拉入体制内，然后流于形式，政协化。

楼主你现在设想元老院，也许能实现，然后谁来监督元老院呢？——元老夫人院？那谁又来监督元老夫人院呢？——元老小三院？

而这种素质是需要对整个政体、社会情况，国家政策发展有一定了解的人才能具备。

被选举出一些人员来执行对国家政策的监督，就会出现很多两会中提出啼笑皆非的提案现象。

所以客观上出现老人院的监督方式应该说是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当然这种政体也会有很大的局限，比如说比较传统，不够开放，思想僵化等等问题。

但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是比较理想的！

主要部分俺前面帖里提过了。这里补充一些看法。

毛公和邓公时期有一点显著不同的是，毛公等一批元老开创共和国时，这些元老们资历极深，但年纪并不很大。建国30年特别是开头20年，建立退休制度的要求并不迫切。元老们的结局通常有二：要么是得到政治信任、在一线岗位一任到死；要么相反，靠边站、远离一线岗位甚至批斗入狱并因此抑郁而终。这期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离职即表示着政治上的失势，应该说是很不正常的。邓公时期，大批老干部平反复出、重返一线岗位，但这毕竟距离建国已过去30年，当年的英姿青年现在也已是垂垂老者。而眼下大批年轻官员被压制在中低层岗位，国家机器里的青黄不接问题已非常严重。王洪文的“过10年再看”不啻是个警钟。这样，如何尽快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各岗位做到后继有人是迫在眉睫。而另一方面，此前固有的“离职即失势”的观点也算深入人心，打消老干部们的顾虑和“再在岗位上奋斗多少年”的热情也必须考虑。因此，中央层面先后推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顾问制度，继而出现了国务院顾问、中央军委顾问等新鲜职务，最后，则是中央和省级地方建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老干部腾出一线位置的补偿，其所起的作用和功能，还是荣誉性居多。

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老同志”称谓的出现，是在1980年9月之后。当时召开了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这里进行了部分老干部职务的更换。本次会议意义重大，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卸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交由赵紫阳担任。同时，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等卸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等卸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虽然这有一定的陪绑作用，但这次新老交替对退休制度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不像其他领导人，蔡畅、张鼎丞卸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后，不再担任任何实职，成为首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老同志”。“离职即失势”的惯例，在这时候才开始被打破。

而这时的张鼎丞是82岁，退下来后一年即病逝；蔡畅也是80岁高龄，身体状况同样不好。1982年8月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后，刘伯承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成为彻底的老同志，而此前许多年刘帅便神智不清不能视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始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解决了大批老干部的岗位、待遇、荣誉和心理问题，腾出大批位置让给年轻人才是关键。退休制度仍在进行与完善中。1985年再一轮的吐故纳新后，年龄过大或其他原因而不再担任中顾委常委的老同志也已出现。1983年杨秀峰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不再担任其他任何领导职务（同年11月去世），也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本来荣誉色彩就极强的岗位的退休制度开启了一个典范。到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后，胡厥文、许德珩、茅以升等党外老人（许德珩等也有中共党员身份，但通常归其属性为党外人士）也退出人大政协，从而改变了过去进入国家高层领导层的党外人士在任上鞠躬尽瘁的局面。总的来说，党和国家领导高层的退休制度，也是一个逐步摸索、慢慢完善的过程。（1982年7月30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摘自李力安《薄一波在中顾委的十年》）

扯到这里似乎跟“元老院的监督”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哪怕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没有一个名衔似乎就不该做事。所谓老人干政我是这么看，这里的老人是指职务而非年龄，否则毛公时期就该全算是老人干政了。老人干政是个新鲜事物，与退休制度的建立是同步的。没有退休制，也就谈不上老人干政。而老一代领导人退休后，怎么把握发挥余热和干政的度，是个有趣又敏感的问题。希望“干”是干活的干，而非干预的干。但就像同学们所说，老人离开岗位后，其所累积的资历、经验、人脉等并不是一夜之间就随名义上的职务一样消失不见的。老人们提意见或建议、就什么事情发表看法，可以说是作为普通人或普通党员行使正当的权利，关键是有没有人去听、什么样的人去听、听了后怎么做。且不说老人们的门生故旧，往往是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对于已成为“一面旗帜”的个别特殊元老，各方各派挖空心思为我所用，也是可以以常理度之的。美国的卸任总统们，也是一样的干政，只是不同的体制下，看起来更显技巧一些。

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目前阶段不存在有形的元老院。元老之所以说话有人听，是由其本人地位、影响、起过的作用等方面造成的，老人干政必然借助于前台程序。十四大之前，由于中央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一分为二，形成事实上一人牵头、一人压轴的局面，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特定作用。但也像我之前讲过的，中央总书记仍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平等一员（当然权重要大些），二代期间的总书记并非是党内天然第一人。十三大后略有变化，老人卸去一线政治局职务，但因为仍拥有关键性中央高层职务如中央军委主席，因而仍不属于老人干政的范畴。

楼下达雅兄言及“监督这种事情，现有的上级监督下级，中央监督地方，前任监督现任”，是这样的级别伦理关系。但前任监督现任这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或程序，前任是拐弯抹角的借助于现有制度来监督现任的。这个跟印象中的伊朗政权体系还不一样。人家的精神领袖是拥有最大权力的，在其他国家是一号人物的总统，在伊朗只是与民众和外界沟通的次要角色。现行中国体制下，元老院/中共前台的关系还不是这样，因为在我看来元老院仍是虚拟的、伊朗精神领袖是有明确体制规定和保证的；反倒是中共与政府的关系更有些相似性。

• 【文摘】补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