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论白起之死 -- 跋锋寒

文：唐茂约（转自轩辕春秋）

白起,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将领,秦大夫白乙丙的后人。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1],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便一直活跃在秦国的对外军事活动中。昭王十四年,白起改封左更,旋即担任太尉。第二年,又封为大良造。到昭王二十九年,封为武安君,白起在秦昭王时代可谓爵高位显。另一方面,白起参与了此时期秦国几乎所有的对外战争,攻城掠地,不可胜数,尤其是长平一役,名噪天下,可谓战功卓著。但是,到了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白起不仅被削去武安君的爵位,贬为士伍,而且在流放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的途中又被赐自杀,悲惨地结束了显耀的一生。

关于白起之死,司马迁说:“死而非其罪”,死得冤枉,认为白起在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后,想乘胜灭赵,“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于是应侯范睢便向秦昭王进言,阻止了白起的攻赵行动。从此,白起便与秦相应侯范睢结下怨隙,并在范睢的步步打击下,最终被秦昭王逼至绝境。对此,司马迁感叹说:“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2]。这显然把白起之死归因为范睢的嫉妒与排挤。

班固写《汉书》,亦持此观点。《汉书?王尊传》记汉成帝时,守京兆尹的光禄大王尊因遭人诬告而被免官,湖县的三老公乘为王尊而上书皇上,要求明辨是非,其中提到:“昔白起为秦将,东破韩、魏,南拔郢都,应侯谮之,赐死杜邮。”[3]

林剑鸣先生著《秦史稿》,对白起之死的原因基本上仍沿袭传统说法。虽然他认为由《战国纵横家书》可以证明《史记》记载有关苏秦、苏代、苏厉事迹有许多错误,因此,韩、赵派苏代到秦国离间白起与范睢的关系这件事不足为信。但是林先生又断言:“以范睢这样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固有性格来说,完全不必有什么人离间,才使他与白起有隙,长平一战的巨大胜利以及由此造成取得对韩、赵彻底胜利的有利形势,已经足够促使范睢与白起争功的了。”“白起之死固然与昭襄王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范睢在一旁煽动所致,是统治阶级内部将、相争权所酿成的一幕悲剧。”[4]

司马迁、班固和林剑鸣先生指范睢为害死白起的罪魁祸首,理由是范睢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因妒忌白起的军功而加害于白起。而关于白起心胸狭窄的断言,主要依据又有二:其一,范睢凌辱须贾;其二,范睢举荐王稽和郑安平。司马迁针对此两事评价范睢说“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林先生对此亦加以肯定。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范睢,字叔,原为魏国人,曾事魏中大夫须贾,随其出使齐国,因杰出的外交才能而得到齐襄王的青睐,“使人赐睢金十斤及牛酒”,范睢虽不敢接受而谢绝,但此事被须贾知道,回魏后向魏相魏齐报告。魏齐大怒,使人将范睢打得肋折齿断,并丢置于厕中,受尽折磨。后来范睢贿赂看守,并装死得以逃脱,藏匿到魏人郑安平家中,化名张禄。又通过郑安平向秦国谒者王稽推荐,被王稽用车偷载入秦国,最后做了秦相。有一次恰逢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睢就趁势对须贾进行报复,“须贾辞于睢,睢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艹坐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应该说,范睢盛怒不无道理。正如他对须贾所说:“汝罪有三耳。……公前以睢为有外心于齐而恶睢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5]。平心而论,任何人遭此奇耻大辱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司马迁认为这是“睚眦之怨必报”,于情于理于事实都不符。对于救命恩人郑安平和王稽,范睢向秦昭王积极推荐,于是“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后又任郑安平为将军。范睢知恩必报,也无可厚非。正如范睢对秦昭王所说,“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王稽不仅用车偷偷将范睢带入秦国,而且还帮助范睢躲过了当时专权的秦相穰侯的阻拦,并积极向秦昭王推荐范睢,使得范睢最终能取代穰侯而做秦相。司马迁认为这是“一饭之德必偿”,于情于理于事实也不符。尽管后来王稽与郑安平都有辱使命,先是“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后是王稽暗地里“与诸侯通”,出卖秦国利益而遭诛。按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昭王并未追究范睢的责任,反而对他多有安抚,“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6],这说明秦王并没有要范睢对王稽与郑安平事件负责。

再从范睢的结局来看,《史记》与《战国策》的记载大体相似。相继发生了郑安平之事和王稽之事后,范睢还是感到有些不安,此时,燕人蔡泽入秦,以“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之语劝范睢,暗示他功成身退,适时让贤。范睢便称病辞相,并主动向秦昭王推荐蔡泽代替自己为秦相。由是观之,范睢可谓高风亮节,不是心地窄小之人。如果依林剑鸣先生所说,范睢是在秦昭王五十二年因郑安平和王稽之事被牵连而致死,范睢的结局并不光彩,司马迁的记载与《战国策》一样有虚构之处[7],那么,司马迁在此处为什么要回护范睢呢?既然在此之前,司马迁一直认为范睢是心胸狭窄之人,最后又何必要替他编造一个伟大的结局?这显然无法解释。

既然范睢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那么他出于嫉妒而排挤甚至诬陷白起的前提就不成立。白起之死的真正原因,应该从白起自身及白起同以秦昭王为代表的秦政权之间的矛盾来探寻。白起性格暴躁,为人桀骜不逊,这是造成他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昭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三十四年攻魏,拔华阳,走芒卯,斩首13万;同赵将贾偃战,沉其卒2万人于河中。四十三年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5万。尤其是长平之战结束时,“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秦。起计曰:‘前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折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8],据统计,自秦孝公以后,至秦始皇十三年止,秦国军队在各次战役中杀人总数,可查的约为1655000人,而白起为将时就斩首920000人。此巨额数据一方面证明白起指挥有方,作战勇猛,另一方面也是他性格残暴的写照。虽然战争是当时历史发展选择的方式,对社会生命财产的破坏不可避免,但一些统治阶级人物性格的残暴,嗜血成性,加剧了这种破坏。

白起性格的残暴,必然导致他居功自高而桀骜不逊,这势必与秦昭王发生冲突。长平之战刚结束,白起立即准备乘胜灭赵攻韩,一方面再次攻占上党,命王齿乞率一路军攻赵武安皮牢,命司马梗率一路军攻赵太原,自己统率主力留上党,准备进攻邯郸;另一方面,“遣卫先生说昭王,请益兵粮”。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虽然最终是以秦国的取胜而结束,但也使秦国元气大伤。从参战的军队来说,“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9]从秦国的经济方面来说,影响就更为深远。今人马非百先生据《战国策?赵策》载“秦王曰‘前年国虚民饥’”等语得出结论说,“当长平战后,秦大饥”。[1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范睢劝说秦昭王:“五苑之草著、蔬莱、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尽管昭王认为这样做“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会乱了秦法而不同意[11],但困难到要发国家苑囿以济民的程度,足以见问题的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秦国已不能紧接着再发动一场大战,而白起派卫先生向秦昭王请求增加兵力和粮草,就给秦昭王出了一道难题。苦于史料的不足,今天我们很难考证卫先生之死的真相(杨宽先生著《战国史》有“白起遣卫先生请益军粮,结果被范睢害死”之言。),但从后来秦昭王对白起所言“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12]来看,秦昭王认为白起试图立即攻灭赵国的计划是很不现实的。如果卫先生仅仅是因请益军粮之事就被处死,那么就已经是给了白起一个警告,但是,当秦昭王依范睢之计,认为秦兵暴师于外时间过久,宜息兵休整,从而同意韩、赵割地讲和的请求,制止了白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白起大为恼火,从此托病不再领兵出征,以此要挟秦昭王。这使得君臣之间的矛盾超出了政见不同的范围,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而范睢作为秦国的丞相,有权对时局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为秦昭王提出对策,因此,不能认为秦昭王依范睢之言阻止白起的军事行动,就是范睢出于私利而迫害白起,实际上是当时的客观条件迫使秦昭王和范睢不得不这么决定的。

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乎秦昭王和范睢的意料。当初秦国停止白起的军事行动而答应韩、赵的求和是有条件的,即“割韩垣雍、赵六城”。但秦国退兵后,只有韩国献出垣雍,赵国则不愿割让六城,而且还遣使出齐,欲联齐以抗秦。对此,秦昭王当然不能容忍,下令白起率兵伐赵。白起托病不愿领命,秦昭王便对他说:“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13]从秦昭王的讲话来看,他也看出了白起负气的原因,委婉地解释说原先制止白起的攻赵活动,是当时国力不济,现在国力得到恢复,可以攻打赵国了。但是,白起还是不愿出战,因为他认为秦国已经失去了取胜的有利时机。

尽管白起不同意伐赵,但秦昭王主意已定。在白起不愿领兵出征的情况下,秦昭王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但是,秦昭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王陵统率的秦军在邯郸受阻而不能前进,将士伤亡颇多。为解此困境,秦昭王再次令白起领命代替王陵,而白起虽病愈仍不肯就命。由于前方战事吃紧,万分焦急的秦昭王只好派范睢去劝说白起。范睢对白起说:“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但白起还是坚持原有立场,说当初破赵军于长平时,“不遂以时乘其振忄瞿而灭之,畏而释之。”这就使赵国有了喘息之机,因此攻赵会得不偿失。他坚决不肯领命出战。对此,秦昭王非常生气,他说:“微白起,吾不能灭赵乎?”更加增加军队,并派王齿乞代替王陵,继续猛攻邯郸。但由于赵国防御极强,秦军在邯郸与赵军又苦战八、九个月,仍就毫无进展。然而,而对秦国如此难以收拾的局面,白起不仅不替秦昭王排忧解难,反而指责说:“不听臣计,今果何如?”秦昭王“闻之怒,因见武安君,强起之,曰‘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秦昭王亲临白起府邸恳求白起,说明秦昭王已到束手无策的境地。“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话说到这种程度,也说明秦昭王对白起的恼怒已达极点。可白起对秦昭王的劝说还是无动于衷,他对秦昭王说:“臣知行虽无功,得免于罪。虽不行无罪,不免于诛。……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愿大王察之。”[14]看到白起竟然以死相抗,秦昭王拂袖而去,随即下令削去白起的武安君爵位,贬为士伍,并流放到阴密。由于白起称有病在身,故未立即成行。

为了扭转战局,秦昭王接受了范睢的推荐,启用郑安平为将军,使其为进攻邯郸的主帅。但事与愿违,三个月后,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楚国春申君亦派将军景阳率大军北上求解邯郸之围。攻击邯郸的秦军在赵军和魏、楚军队的夹击下大败,郑安平“急,以二万人降赵”,赵封其为武阳君。王齿乞所领秦军也溃不成军。魏、楚军队乘胜追击到河东,继续在河东取得胜利。消息传来,秦昭王悲愤交加,更是迁怒于白起,命他立即离开咸阳到阴密去,白起只得启程。“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襄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15]。一代名将白起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林剑鸣先生认为,在秦昭王强令白起为将的整个过程中,范睢扮演了不光彩的煽动者角色,因为“范睢早就准备用自己的私党郑安平代替白起。”[16]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郑安平的军事指挥才能,不能确认郑安平担任统帅一职是否名副其实,从而判定范睢举荐郑安平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但我们可以肯定,秦昭王是在再三令白起,甚至恳求白起领兵出征未果的情况下,才不得已任用郑安平的。如果白起能顾全大局,领昭王之命,就不存在范睢推荐郑安平和昭王任用郑安平的可能。林先生还认为,当秦军败绩传到咸阳时,秦昭王只是令白起立即离开咸阳,而追加自裁的惩罚是在范睢及其同党的挑唆下所为。但是,我们从史料“秦昭襄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怏怏不服,有余言’”中,看不出谁是范睢的同党,也看不出说白起心中不服的人就是范睢,这是秦昭王与范睢及群臣议论白起的一句话。因此,对白起之死,范睢并无责任。事实上,秦昭王三番五次令白起出山主持与赵战事,白起却因前次攻赵被阻而负气不肯就命,当攻赵之事最终遭致失败时,无可奈何的秦昭王惟有除去白起方能解心头之恨,白起之死是不可避免的,无须人再做火上浇油之事。

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史上,秦昭王时代是一个重要时代。在秦昭王统治的56年间,秦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头号强国,基本上奠定了日后统一全国的基础。考此变化的关键,一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就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到此时更加完善,二是秦国确立了远交近攻的作战方略。从前一方面来说,范睢自魏到秦,上书秦昭王:“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并明确说:“今臣闻太后、穰侯用事,高阳、华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正是在范睢的劝说之下,秦昭王毅然向当时专权的魏冉集团开刀:“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17],并拜范睢为相。这就是后来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这极大地促进了秦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虽然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权的加强,但王权肯定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而有所加强。加之秦昭王在位时间较长,也足以促进王权的强化。在此背景下,其一,将与相之间的矛盾不致于恶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为强大的王权足以能控制住相或将,不致于使哪一方的势力恶性膨胀。其二,任何一个臣下与王上的对抗只能是以卵击石,是不识时务之举。因此,白起之死也不是什么将相之争的结果,是白起因为负气而坚持与秦昭王较劲的必然结果。

从后一方面来说,在秦昭王前期,秦国与关东六国之间时战时和,变化不定,总的形势是秦、齐、楚的关系为斗争的主流,秦时而联楚斗齐,时而联齐斗楚,其他国家则依违于秦与齐、楚之间。在此复杂的斗争中,秦国有得有失,但总的来说,秦国当时并未显示出军事上应有的优势,而是被动地受制于合纵连横斗争。范睢入秦,向秦昭王提出了一条扫灭六国的作战方略,即“远交近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因此,他建议主攻三晋。此建议也为昭王所采纳并付诸实际,长平之战就是在此方略指导下进行的。秦昭王制止白起继续攻赵之事,是考虑到长平之战后需要有所喘息以恢复国力,并不是放弃首攻三晋的既定方针。当情况稍有改观,秦昭王是一定要发动攻赵之战事的。但后来秦昭王重新发动攻赵之战后,白起却坚持己见,对秦昭王说:“惟愿大王览臣愚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18]白起说出这样的话让人十分惊讶,其一,常年领兵作战的白起,本应谙熟战争在国之兼并中的作用,此时却认为合乎了正义,便可令诸侯,定天下。其二,白起此时的主张与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相抵触。因此,随着秦国统一方略的确定和统一战争的发展,白起一定要被形势的发展所抛弃,那么,白起之死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白起不是死于范睢出于任用私党或相将争权的嫉妒与迫害,而是死于其本人暴躁的性格,死于其居功高而桀骜不逊从而同秦昭王产生的冲突,死于其不审时度势从而与秦国的既定方略发生的矛盾。我们既要肯定白起卓著的战功及其为秦国的统一事业做出的贡献,又要实事求是地指出白起的不足,切不可爱屋及乌,将白起之死轻易地归因为范睢,从而造成历史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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