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 防洪堤
家园 【文摘】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我认为老朱讲得还蛮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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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教育讲坛第五期：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 16:58 新浪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支持下，每月第二周周六
的下午组织公益性学术讲坛——“新民教育讲坛”，邀请关心教育的经济、文化及社会
各界精英人士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大教育”视角，审视、探讨、建言当前和未来的中
国教育。旨在通过这一公益性、开放性活动，致力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社会各界参与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的环境改善提供新的发展、观察及研究的思路和
途径。
以下是新民教育讲坛第五期“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朱清时院士的精彩演讲实录：
朱清时：首先感谢21世纪教育研究院邀请我作为本期新民教育讲坛的主讲嘉宾。衷
心感谢各位听众来参加今天的讲坛。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求解中国教育的症结，但是教育
面太大了，我只讲教育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创新人才培养。
2008年9月我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年多来，反思我做校长的经验，参与国内
各种活动的经验，我想我现在比过去更清楚的看到因为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上的一
些误区，使得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我就把我现在看到的，想到的告诉大家，作为
抛砖引玉。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
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大家认为60年来最不满意的民意是哪些？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
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用一些数字来刻画和反映一下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状况。
首先，这60年来我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比如，在1949年以前，中国
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万5千人，如果用38年来平均，每年毕业
的大学生不到7千人。今天我们知道，2008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是5万多，世界第一，是
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的800倍
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了
800倍甚至是近千倍了，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这是没有问
题的。但如果教育培养是按比例发展的话，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是越来越
多。但现在的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来说，我们现在国内要培养出的
拔尖人才应该就是有几千个像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然而回顾这60年
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这些顶级大师相比。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就跟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
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技发明创新来培养人才，
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钱学森先生说了之后，温
总理非常重视。2006年，温总理召集教育专家座谈，说去年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他
提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办，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
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是一般人才，钱老说的是大师级的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
规模在增多，但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温总理说这话说明，从最高
层到老百姓，大家都明白，过去60年，我们很尴尬，规模变得这么大，大师却这么罕见
。温总理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依据？我提供两点。
一个是我们国家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国家最高的
奖，说白了就是授给科技界大师级的人，从2000年到现在有14个人得奖，其中11个是
1951年之前毕业的，也就是说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另外有3个是1953年到1958年的大学
毕业生，最年轻的王选当选时已经64岁了，最大的91岁了。现在每年公布大师的时候，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点尴尬，看看年龄，看看他们的背景，不是说我们解放以后的这些人
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这些人都有足够时间，解放以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都是古稀之
年了，包括1977年、1978年天之骄子这一代，多数过了55、56岁了，也都开始要定论了
，这些人现在看来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个状态对我们教育是很尴尬的。我们
大家都知道，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内战，各派政治势力在进行斗争，这
个是毫无疑问的；民国时期动乱，我们谁都不想要，但是为什么这种时候培养出这么多
大师级人才，又为什么民国时期动乱结束，随后60年我们变成没有大师的时代了？
这件事正好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就是在民国时期那样的动乱时期，对教育干预是最
少，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走自身发展的路，找出最好的路---就像生态系统那样
，没有人干预它，就能找出最好的路发展。而我们过去这60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在
管理体制上没有理清，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现在一味扩大规模，
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有人考虑，这个教训必须总结，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今天讲的东西是抛砖引玉。
讲第一点，就是管理体制。我们从过去60年中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有什么？刚才说民
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那时候教育和文化都发展得
很好。但是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发展好，在社会安定时期也能发展好，关键看怎
么管理。
我举一个例子，英国牛津大学前几年有个故事，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边远
的郡，有个学生，毕业考试的成绩，达到全A，这个郡类似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省一样，
经济不发达。有个女学生考全优，等于是高考状元，是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
的，但是牛津大学规定还有三个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面试，由他们来决定。这三个教授的
工作独立，他们跟女学生谈话，发现她缺乏创新能力，中国话说就是读死书的，不录取
。这个郡的地方官员都激动起来了，议员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不管用，找到副首相，
又找到布莱尔首相，然后跟牛津大学沟通，牛津大学说，我们招生不光看成绩，还有三
个教授面试来决定，他们的结论任何人无权推翻。布莱尔很丢面子，他事后跟人聊天就
说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这种事情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不
能收这个女生。牛津大学师生知道以后，很愤慨，学校立刻宣布取消了布莱尔荣誉博士
的授予。这件事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这件事结束。
我举这个故事就是让大家想想，这就是在社会安定时期一流大学要办好必须有的精
神，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我们国家任何大学，在招生上，首先凡是高考状元，所
有大学都抢，千方百计的抢、挖，不谈创新能力，而且实际上只要考试成绩差不多，有
关人士关照，基本上都录取。比较起来就知道在我们的体制中行政干预有多强，英国不
是乱世，教育这样就能办好。
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种办学独立的时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
代，最著名的就是西南联大。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来
又到昆明，改成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只办了7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还在受他的影响
，我们看看现在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有多少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这个学校总共学生2千
人左右，许多学生都有学术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华罗庚这些人没
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他是这60年来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他是世界上最认可的中国近现代
数学大师。我们就举院士来说，西南联大的学生、老师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137人，十
二分之一的人都当了院士了，这就是后代人对他学生的认可。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
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世界一流的大学。西南联大对中国社会这么大的影响，他的
学生90多岁还获得最高科技奖，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怀念它。但是西南联大恰好就是最坚
持独立办学，杜绝行政干预的学校。
西南联大有一个著名的故事，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很强势的一个人
；他是知识分子，他要管教育，他就训令，要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特定应试课程，
使用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这些都是现在大学的规定，教育部毫无疑问管的很
细的。那时候陈立夫想管起这个来，西南联大开会之后觉得不行，不管你有什么道理，
这种做法就不对，教育部不能这样训令我们，这样训令，我们就变成了教育部的一个科
了，权和学应该分开来。西南联大坚决不按照陈立夫说的做，他也没办法，所以才能独
立办学，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或者说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
抗战结束之后，西南联大解散，但是这种校风和水平并没有消失，继承西南联大最
好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是杭州的浙江大学，看当时清华大学和
浙江大学的资料就知道，那时候的大师和科学家云集这两个学校，综合理、工、文都有
，毫无疑问这两个学校已经是亚洲的顶尖学校。如果这两个学校独立地办下去，很快就
会是世界一流了。然而不幸未能如此。
1952年，中国教育界有一件大事，“院校调整”，它一直影响中国高校60年。它用
行政权力强力干预大学，凡是民国时期办的好的大学，清华、浙大首当其冲，都给拆散
了，拿去重组。当时清华大学的调出调进的比例是52：1，院系重组的时候把科学家和
好教授都调走，只有一个系，现在清华很骄傲的电机系，因为当初的有三位教授力争，
所以把电机系的电信组保留下来了，要不然它也会被拆掉了，清华大学等于是一锅端了
。浙江大学也一样，浙江大学的主力都调走了， 24位知名科学家中有22位调走了，90%
以上。不光是浙大、清华，那时候全国的高校都一样。这种做法使中国高校随后这几十
年元气大伤。
我们现在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症结，不能回避1952年“院系调整”。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1952年，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给弄成这个样子，折腾
到元气大伤？
现在看来，当初的人们是处于“好心”，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那时候政
治左倾，有人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要占领它们。怎么去占领呢
？大学教师都有知识文化、朋友师生关系盘根错节，只有把领导关系，隶属关系、朋友
师生关系打乱，外人才能去占领，所以就强行肢解；第二方面是教育思想上的原因。
1952年，正是中国全盘学苏联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的专才教育跟英美的通才教育两个
不相同，有人认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它用计划经济这一套，把培养人当作是工
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率、大规模地出培养学生。正好
那时苏联的科教界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随后我会再讲)，于是就有理由有根据地
把中国的教育全盘改了，把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我国当时的综合型
大学几乎都被折开成独立的，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就是例子。
回头看，很遗憾，世界上产生最大破坏力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
造成的。我们回顾60年，总结教训，不能够不看看“院系调整”的这两个理由，它们对
不对呢？
第一是为了在政治上占领大学阵地而打碎旧大学。实际上最近30年来，大家已经用
行动把这一条否定了。你看现在哪个教育界人士、哪个大学校长，不是把民国时期创办
大学的教育家奉为我们国家的骄傲？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大家都认为这
些人是中国20世纪教育的骄傲，把他们奉为楷模，这就已事实上承认民国时期的大学有
很优秀的一面。1952年把他们创建的大学体制强力打碎，至少是就太幼稚了吧！
第二我们来看苏联的专才教育后来出了什么问题。首先，专才教育这个模式是用计
划经济那一套来搞教育，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专才”就是产品了，这样容
易迅速而且大规模生产。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有个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成长规律。每个
人实际上都有个性跟天赋，而且都不一样，你不顾人的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
的事就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不能人用其才，没有生命力。我们的
学生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了，许多上进了他们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换，他们干的东西
并不是自己天赋特长，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教育就没有生气了。
1998年，我参与我们国家新一轮“创建一流大学”计划，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
要改变专才教育模式，又用行政权力把所有的专科学院重新合并成综合型大学，其原因
就是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那样培养的学生没有活力、知识面太窄、又没有照顾它
的天赋。他们都深感有这个必要性，才产生了“并校风”。又造成许多“超级大学”，
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52年院校调整的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又要搞通才教育，但可
惜又用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干，没干好还造成许多新问题。
应该说所有新合并成的综合大学的领导、师生员工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比如现在清华远比当年物资力量要强。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看新合并成的大
学都会有现在大家看前门大街的感觉。我最近去看新修的前门大于的仿民国时期建筑，
修得很漂亮，花了很多钱，但是冷冷清清。看着它们，我马上想起了梁思成当初说的一
句话。解放初期，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古建筑，还跟北京市当时的领
导人辩论，当然梁思成失败了，最后他不得已说了一句话，“50年以后，历史将证明你
是错误的，我是对的”。现在重建前门大街的仿民国时期建筑，就是用行动证明梁思成
是对的，当初的北京市领导错了。但是现在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古迹已失而不复得！当
然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再建好，然而关键是要明白当初
丢的什么东西，你要建好，要把最本质的东西找回来，不能又成新一轮行政干预。
我下面再说第二点。“院校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苏联的专才教育好的，是社
会主义的，所以全盘学它。50年代初那时候，苏联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世界级的大师，像
朗道，朗道的天赋和才干全世界公认，苏联为有朗道这样的大师和他的学派而骄傲。现
在我才发现朗道这个苏联的骄傲有秘密，它是什么呢？苏联人引以为自豪的朗道曾被克
格勃关了一年监狱，然后放出来，之后克格勃保密不说什么原因，朗道也不说。一直到
朗道去世后很久，最近，因为打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打开了尘封几十年案件，才发现，
朗道当初真正犯过煽动反对苏共、反对斯大林的罪，他跟他的学生写传单，在散发前，
克格勃一举把他抓了。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苏联政府的聪明在于，他们对朗道这种人才
非常克制，不对外宣布发生了什么事，而朗道关了监狱得到教训，也可能保证不再犯反
苏共、反斯大林的事。事后尽管克格勃对朗道所有活动都了解，档案很厚，连朗道随后
说的牢骚话都有，但是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当权的苏联政府和克格勃都只限于默默的监
听，对他没有任何干预。比如他公开给他的同案犯每月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他做研
究，要发表论文，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他参加评选院士，苏联政府不干预；他还得了
斯大林奖金，苏联政府还授予他；苏联政府只不让他出国，怕他出国就不回去了，到中
国开会也不让。看了这个档案确实感慨，这件事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
，而恰好是他们对优秀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得他们的科教一度辉煌。这就是说， 60
年前的秘密揭开后，才知道前苏联的教育当初那么发达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容忍和保护
人才。那时候我们的人比较左倾幼稚，就算像朗道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才，即使不进监
狱，也会失去发表文章和培养学生的权利。
“院系调整”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了，刚上小学，没有亲身经历。现在谈的资料也
难免片面，说的不圆满。我讲的目的是引起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搞清
楚。“院系调整”可能是过去60年我国教育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院系调整”
这件事，我们应吸取的主要是，无论出于任何动机，都不要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教育。
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更要敬畏，敬就是尊敬，畏就是畏惧。教育最根本的事，是
要教会年青人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兴趣和洞察力，这些东西
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是普世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干预他，干预就会犯大错。教育就
像每个人的精神母亲，我们都要尊重她，畏惧她，为什么说畏惧呢？就是让人不要动不
动就想改造她。
我国教育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过去60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并
非没有亮点。我有幸在中科大做了十年校长，曾致力于整理校史，对中科大的历史有些
了解。为什么中科大到合肥之后，条件并不好，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我想说一点
，跟今天讲的有关，中科大有一个“秘密”，或者中科大有一个重要的史实---1957年
中国反右运动以后，很多大学的优秀教师被划为右派或右倾分子。当时北京市的领导想
将北京变成所谓的“水晶城市”，把这些人都清理出北京。这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
，尤其是时任党委书记的郁文，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人搜罗起来，保护起来，把中国
科技大学变成容纳他们、让他们发挥专长的乐土。这就是中科大不同凡响的一个重要原
因，她到合肥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是真正的兼容并蓄的办学办法，是蔡元
培创办北大的方法，却被中科大继承了这种做法。也许当初中科大领导没有想到蔡元培
，但他们用了这种办法，才给我们科大带来随后这些年的辉煌，带来这么强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的论坛并不是想让我谈一个学校，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作为我讲的第一部分的
结束。
家园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宽容问题， 很有意思，我记得被双规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曾经暗示对于有原罪的民营企业，需要宽容，因为他们功大于过；现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代表出来说，暗示要对知识分子更宽容一些，否则，我们就比不上美国，连苏联也比不上了。这是不是算作私货？
想了想，如果前面的什么院系调整造成今天的问题是在为“不作为”开脱的话，反正原因是在50年前，是祖宗的问题，与我们无关。而且，你看，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面，我们还作出了这么大的成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所以，有些什么小问题的话，你们就多担待一些，毕竟“功大约过”吗？而且，你要对我们更宽容一些，至少要向前苏联一样，即使我反XXX，也不能拿我问罪，否则，我们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又更大了。
家园 要求最多宽容的 却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当年有个说法是不要躺在功劳簿上。
家园 就算是私货吧 但是跟黄松有来类比就不合适了。
即使是私企业主的问题，也不能跟高法副院长来比。对于公权力，不能夹带私货。
院系调整对中国科研和工业技术的影响，一方面是基本杜绝了100以内出大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保证了中国能达到现在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完整的状态。苏联能够完成工业化，高等教育专才化也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是现在，还应该百分之一百保持那种专才化教育体系吗？还应该保持教育和科研系统的行政至上吗？高校和科研机构真的就应该是党委领导吗？说到院系调整，学术和专业问题之外，确立党委领导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
- 复 就算是私货吧
家园 你要注意他的身份，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是校长负责制，学术腐败以及教育质量问题应该算校长制下的事情吧，他的论述可以解读为目前高校管理人员对于学术界存在问题的看法。
黄是高法副院长，民营企业的原罪是否追究到底也应该是个司法问题，而黄的表态当初被认为是整个中国法院系统对于民营企业的原罪这一问题的看法。其实，黄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只是大家接受不了从司法方面彻底洗清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张维迎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为什么大家反响不强烈，因为地位不一样，身份不一样。
我们不能因为黄倒台了，加上他的那些不良嗜好，就完全否定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跟别人类比的资格都没了。
回到你的院系调整，请问现在有多少学校还是真正的专才化教育体系。清华93年恢复历史系建制，陈丹青2000年开始作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而中科大呢，他的招生简单里面写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工科学校。现在，你要找出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或者理科学校真的很难，就连中国纺织大学、海事大学这样看起来似乎很纯粹的学校，经过前几轮改名和专业调整之后，都成了综合性大学。
还有，中国高校是真正的校长负责制，这个决定从老邓手里就决定下来了，在学校，校长大于校书记，院长大于院书记大家都知道。而在政府机关，长是小于书记的。
如果说教育系统的行政之上是整个教育系统的缺点的话，老朱作为整个科大行政系统的最高头头，他在科大干了10多年，怎么不见他去改革这个体制，而去找寻50年前的错误来为校长们作为行政至上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不作为来开脱。
因为行政之上的最大利益者们就是这些“长”们，老邓决定“高校校长负责制”其实是在高校里面打到了书记，确立了校长，不过是换了一批人，与党委领导何干。现在当院长当校长的少数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多的是，也没有见他们把自己改革掉。
家园 这个黄的问题应该是我没说清楚 当时说这个原罪的时候，他是公权力的一部分，因此确实是不合适的。
所谓不能类比，是因为好歹这个持宽容一说的不是教育部长，不是主管书记，校长怎么说也是为自己的阶层说话，为自己谋权利；而那个说原罪的不是私企业主，也不是经济学家，持公权力而为他人谋权利，是权力寻租。
关于学校的校长负责制，他这个校长本身可是党委而不是学术界确定的，你说这样的校长负责制算个什么东西呢？
再说党委领导，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监军制度的现代衍生，而且某些程度上还强化了许多，基本上是监军凌驾于长官之上的状态。若是在历史上，不少就叫做太阿倒持，宦官当政了。
家园 在我看来， 校长“为自己的阶层说话”和说原罪的是“权力寻租“没有什么两样，校长为什么要为"自己的阶层说话“，不还是为了自己的某些切身利益，而为什么校长说话可以起作用，因为他是校长。说原罪的为什么说话也可以起作用，因为他有这个权力。
两者都是因为权力而产生的说话的动机，并试图影响以后的政策走向，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仅仅是，说原罪的运气不好，被剥去了光坏；为自己谋私立的依然身批金甲圣衣，是人们膜拜的偶像。
你需要转变一下思维，教授只是个职业，院士证明他们在本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这个人的阶级还有这个人性格道德本身没有必然联系。没有人要求这些人，学术上顶尖，而且还必须为人师表，成为人类的楷模。
学校的校长负责制中，校长是由党委决定，但是这个党委是高一级别的党委，而且一旦决定下来以后，在其任期内，就是这个学校的一把手，人事任免的权力都是由校长签署通过，没有见过那些学校的人事任免是由本校党委会决定的。校长负责行政工作，书记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校长领导行政组织，书记领导非行政组织；但是书记与校长在职务上面平级。明文规定校长领导行政工作，而目前学校里面最强悍的是什么，不是教授会，不是学术委员会，而是行政系统，把持了行政系统就等于掌握了整个系统。
这个与你说的党委有什么关系。目前中国行政系统内，地方政府是书记负责制，高校是校长负责制，只有军队是首长政委共同负责制。我想你搞混了。
- 复 就算是私货吧
家园 确立党委领导，也没啥不好。
家园 老朱讲的没道理， 如果说1952年“院系调整”全套学习苏联模式是造成今天教育水平低落的原因，那为什么同时期苏联英才辈出，而苏联在科学技术上达到的水平即使20年后的中国在某些领域仍然不及。
再说西南联大，我们动辄把西南联大作为我们的标杆，的确，他都很辉煌，李政道、杨振宁和钱学森这些人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但是这些人成为英才是在美国，而不是西南联大。
如果说民国教育体制很好，那么全盘继承了民国教育体制的台湾，为什么在49年以后也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英才来，你或许会提到李远哲，但是他也是在美国完成他获奖的所有工作。
而台湾有李远哲，PRC没有李远哲的唯一原因只能是台湾在49年之后可以继续对美输送人才，而大陆49年－79年这么多年赴美留学的几乎没有。如果中国送了人出去在美国获得了炸药奖，那对中国又有多少帮助，可以认为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就很好了吗？
另外，2000年以后普通大学生的水平普遍不如80年代的专科生，这个又怪谁，难道也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原因。外行领导内行，院士主任院长不做科研这个又怪谁，抄袭剽窃之后校方不闻不问，这些又乖谁。当然，这些问题深究起来，可能又是一个"政治不正确“，就跟民族问题深究起来的“政治不正确”，现在就联反黑也被认为是给改革开放开倒车，谁敢深究学术腐败的根源？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一批教授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放到合肥、西安、兰州、重庆这些城市，中国的大学都只能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广大的中部西部最多就是一批专科学校。这样的后果想到没？
老朱就跟大多数政协委员一样，说了大家想说的话，这没错，但是找问题的根源则是避重就轻。他都已经卸任了，还不说两句真话，从这一点来看，他还不如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 复 老朱讲的没道理，
家园 不光是院系调整 老朱还说了，更重要的是行政对学术的干扰
- 复 老朱讲的没道理，
家园 沒道理嗎，但政治正確 又可以顯出與眾不同，不是很有道理----合乎君子不立危墻之下的道理嗎？
當然，如果他判斷TG有北洋軍閥的量，一定會說出更令人驚訝的話。
目前看，他的判斷是否。所以你說他沒道理，實在真的是沒道理。
家园 在中国，实际上人才定义很窄 咱没那么深的认识，就是觉得现在最有创造、最有活力的人都在官场上。什么教育行政化、官本位、富豪榜之类的，其实都在通过事实告诉大家一件事：只有当大官、挣大钱，能出头的才是人才，搞技术的，不是。现在发现没创新人才了，过来喊几嗓子，那不是民工，没用。
- 复 老朱讲的没道理，
家园 另外，在西西河里面，我们不光学习了 知识，而且还让我学到了，不要迷信权威，比如以前吧，如果有人给我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说过什么什么话，我9成9就信了；但是现在，我会问自己一下，这个教授是什么方向的，如果一个在本领域内“专家教授”发表了一些跟自己方向无关的话，那很可能是“砖家叫兽”。
因为现在的专家们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一行通似乎就百行通，金融教授成了宏观经济方面的行家，看看很多著名教授的论文，你会发现，有些人领域跨度之大，几乎可以被成为通才。
- 复 老朱讲的没道理，
家园 自己烂了非要怪体制 问题只有一个，某个党对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犯错太宽容了，随意浪费私分国家科研经费，到处胡说八道，这些和体制有狗屁关系。
另外在中国大学的科研水平是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的，中国经济没有真正强大之前，科研水平不可能高的。
另
1 1932年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有教师6700人，其中教授占到了31.5％，工科教师人数占8.4％，文哲法政45％
2 1931年全国大学生人人数4.2万（文科占3万人），其中包含独立学院1万，专科0.7万
其中工科人数4400人（正宗本科3100人）,其中一半为私立大学在校生。
以上数据据来自国民政府官方数据
3 1952年如果当年全国高中毕业生全部升入高等院校，招生计划缺口仍有1.6万（全国当年高中毕业生3.7万，计划招生5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