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公安豪英之揭竿而起（上） -- 巅峰背影

这部分也是我小说的一部分,照例选出来,以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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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里面要编写《山西政法》，要求各市县编写公安史志，落实到我们局里的，由周书记牵头编写《公安史志》，政治处负责编写《先辈卷》、《英烈卷》。政治处把老局长们、老同志们能请的全部请回来了，但因为老前辈大部分去世，资料来源匮乏，质量就我看来，和靳主任、李主任原来编写的相比，差强人意。

而《通览卷》则是由办公室负责，具体的说，是我负责，内容是建国前、建国后、改革开放时期、公安机关现状，要求是一万字左右，要求三月一日前上报。

先辈卷、英烈卷刚编完没多久，周书记就和赵副局长退居二线，用一位老同志的话说，编写完史志，老同志们真就走进历史了。

我因为事多，平时顾不上，直到2月27日才正式动笔，大约用了整整一夜时间，基本就完成了。2月28日，让在家休息的周书记过目，改了几个错字，一次性通过。

之所以这么迅速，还是因为有靳主任、李主任他们原来编写的老底子，还有那位远房爷爷牵头编写的《XX革命老区》，并借鉴了其他兄弟县市公安机关的资料。在这之前，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熟悉这些资料，所以下笔犹如神助，一气呵成，一夜之间写出一万三千字。

送到市局，市局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的副主任非常满意，说这是她目前为止收到的质量算最高的。

《公安史志》、还有《党史资料》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进行系统汇编过，那时候前辈们还年轻，对往事记得很清楚，编写史志的，工作也非常认真，为了一起案件甚至可以走访到四川等地实地走访。如果不是这次翻出来，很可能许多往事就会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中去了。

原来，我对公安史志只是粗略浏览一遍，但这次，认真读过老人们的回忆后，很是感慨。

我们县虽然是典型的农业县，但因为地处晋豫陕黄河金三角地带的晋南地带，周边还算富庶，革命活动始发较早。

辛亥革命时，就有学子毅然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军；“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也有本县学子的身影，至于1920年反对阎锡山和日本订立出卖矿山资源的协约，影响非常大。1925年5月学生们痛打劣绅，把县长直接吓跑了，并在“五卅”惨案后组织“沪案后援会”，同年冬，又逼得阎锡山把另一个县长撤了。

因为这里的革命热潮，中国共产党1925年就在这里发展党员，而后在1926年成立党支部，1927年6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民协会代表在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毅然决定再次农民协会，1936年3月先烈们组织的“中条山武装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为数不多的武装起义。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公安局竟然是成建制投入到这这滚滚洪流之中的。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先辈的回忆，去追寻那激情滂湃的岁月吧（其中的史实部分是原牺盟公安局指导员晋升之同志的回忆，我对个别字眼有所改动，顺便感慨一下）。

1936年，“双十二事变”以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XX县同样是轰轰烈烈，甚至可以说救亡情绪在河东地区最为高涨。

1937年5月，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夏县分会成立，时年7月，夏县人民就轰走一个旧官僚、一个蓝衣社分子俩县长。共产党员李涛（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由牺盟中心去派来当县长，公道团团长也由共产党员孙雨亭（解放后曾任云南省人大副主任，党组书记）担任。

这样，虽然表面上看来，县长、公道团团长是阎锡山派来的，可实际上政权已经归共产党领导。

1937年9月，面对日寇的入侵的严峻形势，根据党的指示和阎锡山的命令，夏县成立脱产的“抗日自卫队”，开始军政训练。

但自卫队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枪支十分缺乏，迫切需要武器。

武器在哪儿呢？领导们的眼睛自然盯上了公安局，这是唯一有武器的单位，而且质量好，数目也多。

这时的公安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原局长许彦寿被李涛县长吓跑了，局长助理则被公安队员们被打跑了，巡官张时若被提升为局长，成立牺盟公安局，驻扎在关帝庙。

但是，这张时若，是阎锡山委派的。这个人不仅消极对待抗日工作，不组织公安局武装参加训练，而且怀有异心，企图在动乱之际，鼓动部队脱离党的领导。

县里面明确宣布上中条山打游击，张时若却说什么，“中条山没吃没穿，连个窝窝头也找不到”，并宣扬稷王山如何富足。这不仅动摇了公安局战士的斗志，也影响了自卫队的安定。

眼看着日军就要南下了，这唯一的武装，对自卫队来说，太重要的了。县委领导之一的李涛县长察觉到公安局的情况后，自然坐不住了，想找人打进去。

选来选去，就选中了共产党员、县公道团副团长晋升之同志任局指导员。

1938年元月，李涛把正在参加县里面小学教员晋升之叫去说：“日寇很快要南下，我们要打游击，但还没枪，公安局有枪，可是局长张时若不是咱们的人，他不但不愿意去，还放出话，要把队伍拉往稷王山。为了防止他逃跑，决定派你去任公安局指导员，参与领导，以便掌握这支武装！”

晋升之想：“这不但要和对方争夺领导权，还要争取所有公安队员。自己是学校出来的，没军事常识，缺乏社会经验，公安局旧人员多，还有兵痞流氓一些无法管教的人。”于是，他就犹豫，不敢去。

李涛同志给晋升之鼓劲：“不要怕这些，有党和政府支持你，你可大胆干！”（这可不是现在，当时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屈指可数，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时呢，晋升之的老同学、从红军转来、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自卫队参谋长张怀谟（县领导人之一，夏县胡张乡下晁村人，1931年秋到南京投考中央军校，后转入鄂豫皖苏区，参加四方面军徐海东部，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卢沟桥”事变后回晋南工作，他恐怕是夏县唯一的长征干部吧，可惜1943年因旧病复发英年早逝）也说：“这虽然要斗争，但领导权在我们手里，有党的支持，你能把学生带成军队，就不能把公安队带上山打游击吗？公安局是比学校复杂，有问题，我帮你干！”

李涛又嘱咐道：“从抓政治思想入手，要大力宣传抗日高于一切。要堵塞“ 稷王山好”的流言，严密监视张的言行；要争取公安队员靠近党，欲达此目的，在抓好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从生活上照顾，如改善伙食，增加工资（当时警士要求加薪），要大力宣传只由抗日才是出路，中条山是抗日打游击的好地方。”

对于工作怎么做，李涛县长也早有安排：“队员一定向你提加薪问题。过去张时若提过，我没答应（当然不能答应，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嘛！），你可以当场应承。但要叫队员们知道这是党的关怀，是你的作用，可不能叫张时若剽窃为他的功劳！”

就冲这一招，张时若就先输一局。

李涛、张怀谟的谈话，鼓起了晋升之的勇气，他于二月初进了公安局。

进去怎么办？

张怀谟是红军转过来的，有经验啊，他点拨到：“先和公安队员谈话，拉家常、交朋友，了解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同时摸一摸人员和武器的底子，以便对症下药！”

按照李涛同志的安排，到局里以后，晋升之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经过几天的摸索，把内部的概况就摸个八九不离十了：

首先是编制情况：

局长一人，下设行政股，在局长领导下办理公文、财务、伙食及其它（和今天的办公室、计划财务装备科一样），计：录事三人，炊事员四、五人，勤务（也就是跑腿的）二人。

巡官二人，负责带领两个分队人员巡视治安等工作，每个公安分队三十多人。

马警班，由一名班长带领（每人一马、一枪，马是公安队员自己的，局里面负责草料费，每匹马每月七元草料费），卫护县长、局长等人除外，或者紧急调用。

嗯，为什么不叫骑警班呢，因为他们都是仪仗队的性质，也就是给头儿们装装门面、摆摆谱，遇到情况还是下马作战的。

队员日常活动，规定有操练，但从未认真执行过。

和平时期，公安队驻县各集镇，要点驻卡设站，但战事紧张后，一律撤回城内。

其次，是人员情况：

局长张时若，万泉县人，三十七、八岁，新由巡官提升的，富豪出身，性散懒，好吃，喜好大烟，但无瘾，但总的看来，生活有些腐化。在局里面没有特殊贴心人（这样的话，晋升之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也由少数较好的交往者，估计在紧急时，这些人有可能被张收买利用。对这些人的工作必须抓紧，以预防在紧急时发生的问题。

巡官樊安成，共产党员，张时若提升为局长后，遗缺由县里面派去的。

巡官张祥亭，三十六、七岁，任巡官时间较长，胆小，好享受，怕艰苦、害怕打游击。他认为，打游击太危险、太苦，抗日也无希望，只想回家。总得来说，这个人没什么野心，对工作也是敷衍，只图混日子（他可是负责一个分队的，现在嘛，对晋升之来说，又一个绊脚石没了。后来队伍上山时，张祥亭果然立即离队，好在他还有良心，声明不给日本人干）。

其他：警长尉子厚，本县城关人，老油条，地痞，不安心公安工作，对任何领导头摇尾巴（日寇刚进城，这小子就首先欢迎，自荐当了铁杆汉奸，当上了日伪警察局长）。

另外，还有班长七名，马警、公安队员、文书、勤杂、炊事等，共九十多人。

这些人大部分时少有产和半无产者，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多数在中条山下附近各乡镇居住。其中，家在城关镇的就有二十多人，家在农村的有六十多人。山西人尤其是这里的人都是“打死不离窝”，不愿意背土离乡，是动员上中条山的有利因素。

不过，南同蒲铁路道西水头镇、稷山方向有十来名，开始对稷王山有幻想，经过交谈和学习之后，表示愿随大流（大家走哪里，他们就走哪里），但很明显不够坚决，因之晋升之不敢掉以轻心。

对于尉子厚等个别坏人，县领导指示专人监视。晋升之到局里以后，尉子厚借口有事，经常不在局里。因为考虑到尉子厚不能影响大局，晋升之也没在意，更没想到他后来投日当了铁杆汉奸。

对于这点工作的疏忽，晋升之后来很是后悔，后悔当时没有深入调查尉子厚当时离开局里的活动。

最后，最重要的，自然是武器，这是晋升之比较关心的，也是李涛县长他们最关心的。

总得来说，公安局的武器不但多，而且还算精良。

全局共有手提式冲锋枪六支（这家伙好啊，如果是太原兵工厂出品的，那可是11.43毫米的口径！）

局长、巡官、马警佩戴的手枪虽然比较杂，但也有二十二支之多，这是在村镇里打游击再好不过。

步枪嘛，也不少，有八十多支，其中日造三八式、捷克和德造的好枪近二分之一。

还有，就是库存老枪，如老毛瑟、来福枪之类的，有三十来支。虽然都是过时的和老式步枪，但对于除了刀盾、没有其他任何武器的自卫队来说，也实在难得。

其他的武器，则是大刀三十多把，手榴弹七、八十颗（这要一下子扔出去，威力也不小）。

通过调查，公安局的情况就基本搞清了。枪支比较齐全，人员也比较老练，（有一部分人从事过实际作战，当然是和红军游击队打、和土匪打），因此，必须掌握好，发挥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则被反动力量利用，那将产生无法估计的祸害。

如何对这些人进行工作呢？晋升之认为一是晋（升之）樊（安成）必须密切配合。二是团结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力量。

根据分住两地情况，晋升之和樊安成两人分工合作，密切配合。

樊安成住在老庙里的南关派出所，下辖三十多人，因为比较集中，便于领导，不但可以保证在县委统一指挥下，一致行动，同时也抽出力量协助晋升之的工作。他通过结识已参加牺盟的晋玉杰，又串联其它队员，在紧急时刻起骨干作用。

晋升之，在管全面的同时，负责局内大部分人的工作。

一方面，争取张时若，团结教育他同人民一道抗日，同时又严密监视张时若的活动，防止他在队员中搞小动作。

另一方面，物色积极分子，团结他们做好群众工作，结合录事晋子九，了解张时若的行动。同时呢，又通过晋子九介绍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马警警长王俊山和班长姜鸿庆（晋升之高小时的同学，这工作可就更好做了）交了朋友，通过他们在群众中开展活动，结识热心抗日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对于孤立张时若，团结大家上山抗日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谈心、宣传抗日，自然是以共产党的政策为依据，选择政治教材。（这是薄一波早就和阎锡山谈好的，牺盟会是“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共产党的话、做共产党的事”，典型的“白皮红心”）学习的内容呢，就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抗日战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主席的游击战术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

同时，晋升之还引导公安队员们学习抗日书籍，多数队员对毛泽东主席的游击战术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学得很认真，走路还在背“敌进我退、敌进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的人呢，则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识字的人还把这些都写才本本上。

在队员中了解情况，个别谈话的基础上，看到群众有了抗日热情，晋升之决定趁热打铁，召开第一次全局官、警人员会议。

会上呢，自然由晋升之主讲，讲述抗日救国道理，肯定抗日必胜，树立公安队员的信心，并指出希图侥幸混日子是不可能生存的。要抗日，必须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才能打退敌人。

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公安队员们还处于混沌状态。晋升之因地制宜，特别强调李涛县长的领导，说服从李县长的指挥，就是服从共产党，号召大家坚决一致随李县长上中条山打游击。

晋升之，还向公安队员介绍中条山长期的革命斗争史，他们曾经是公安队的主要作战对手，但公安队员也就在这较量过程中体会到，从大革命到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中条山就从未断过。革命群众基础好，是大游击的好根据地。

最后，晋升之强调不上中条山抗日，就是逃跑，是甘心当亡国奴。这招最具有杀伤力，一般公安队员都认为甘于当亡国奴是最可耻的！

在会上，张时若竟默然不作声，态度很阴沉。看到他可能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意识到问题很严重的晋升之。赶忙向李涛等领导汇报。领导们的指示是：“要加紧注意他的言行，审查和他接近的人，把他在群众中鼓励起来，限制他在群众中的可能的坏作用‘！”

第一次会议后，公安队员们对上中条山有了一定的认识，上稷王山的流言刹住了，自然，也就堵塞了张时若的活动。

晋升之还不满足，一方面加紧对张时若的戒备，一面积极开展群众活动，针对思想，说服大家上中条山。经过一段工作，多数队员思想明朗化了。“上中条山打游击”的呼声彻底压倒了“稷王山有吃有穿”的流言，正义彻底压倒了邪气。

可以说，张时若在第一次交锋中败下来了。

在这个基础上，晋升之决定再次开会，会前，他也组织积极分子准备发言，可没想到会议开得异常热烈，好多人自动上台，表示坚决要上中条山打小日本，公开批判那种“想上稷王山”的错误言论，指出，这种想法只顾眼前苟安，在稷王山时难以生存下去的。有的队员斥责逃跑可耻，一个姓李的队员，更是严厉批评上稷王山是想当“山大王”（土匪），想当亡国奴，当汉奸……

这话，实际上就是不点名的批评张时若，也使群众看到跟张时若上稷王山是没有出路的。

这帽子，压得张时若连大气都不敢出。

会后，这话自然就公开了。有的说批评上稷王山，就是批评张时若，有的说：“张时若鬼打算，想把咱们来去给他看家，我们不是亡国奴，不给他当看门狗”、“张局长要上稷王山，不是为了打日本，是想保他的家（张家就在稷王山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