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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 受父亲之托把他的回忆文章放上来。都是一些凡人小事。拜托大家。
1 张家滩和解放桥
四川，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巢穴。解放四川，谁都预料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可解放川东垫江的过程，却是金鸡高唱，和平接管。
记得解放前夕，县城路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服装、军容、装备都整齐，并不扰民，来去匆匆。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迷惘、惊奇。
一天，我去南街郭世富家玩，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客人，他是谁？一位军官。从哪来？就是从刚过路的部队中开小差的。可见，国民党部队军心涣散，到了何种程度！
解放军进城后，在庆祝晚会上，我们学校的教师好奇地问一位战士：“这次，你们打了几仗？”战士笑着回答：“国民党军队跑得太快了，我们追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这不像打仗，好象是在赛跑。我们走得太累了！”那时，不通公路，就比赛两条腿谁迈得快。
12月7日下午4点左右，垫江县城的上空，天色碧蓝，冬水田映着枯树的倒影，碧波荡漾。胡启恒带着几位地下党的同志，行色匆匆，赶到了南郊张家滩桥头。此时，解放军的一位指导员正拿着望远镜在查看地形，胡启恒赶上一步，连称：“同志们辛苦了！”并且向他介绍了情况，说明地下党已经把劝降的工作做好了，县长正率领旧政府官员在育婴堂附近，等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接着，解放军整队进城，沿途老百姓敲锣打鼓，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群众情绪热烈，盛况空前。晚上，热情高涨的群众，又在城北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同时收缴了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全部武器。垫江就这样和平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纪念垫江和平解放的时刻，“张家滩”从此改名为“解放桥”。
我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把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鞭炮，燃放庆祝。可今天，这是庆祝解放呀！我们渴望已久的“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的美好前景，不久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改天换地的胜利喜悦，我们该如何庆祝呢？
我灵机一动，发动一些学生砍树枝，堆得老高。晚上，我们在球场当中，点起篝火，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同学们围成圆圈，又唱又跳。记得我临时编了个迎解放的歌，音乐老师谭自燮谱了曲，高亢的歌声，从古老的保和寨上，传向了四面八方。
第二天早上，全城所有的机关领导和相关人员，在简易师范学校开会，听入城解放军领导作报告。这天，人早早就到齐了，黑压压的一片，连那些抽大烟、睡懒觉的官绅，都提前到达，会场严肃、宁静，一个穿着旧灰布军装、腰间挂着手枪、瘦瘦的军人，上台讲话。他主要讲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部队目下的任务，主要是追剿逃窜的蒋匪帮，县里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治安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主任委员李学民（地下党员），委员中除胡启恒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县里军、学、商界的非党知名人士。他把名单念完后，就散会，部队随即开拔，离开了垫江。
李学民，当时听说他在新民乡以挖煤作掩护，他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交通局长的徐坚同志，他兼任我所在单位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个老革命，他到延安前参加地下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李学民（原名李英才）。为一些历史问题，徐坚在文革中很受了点冲击，西南局还开过全体大会斗他，这说明李学民曾经是个老资格的地下党员。李学民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就调到万县（现万州）去了，由徐树人接任，直到12月19日西南服务团的人员到来为止。
12月12日，新华日报报道：“……另部解放军于7日解放垫江，国民党县长率部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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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是隔壁丰都的…… 家园 握手﹐ 雖然我從未回去過。
家园 送花 谢谢您父亲的文字！
不知是网上搜索出来的这位吗？
●《交大土木》第二期刊登渝校土木工程系学生名录，其基本情况如下：（１）民三十四级（转学或复学）
张嘉（江苏武进），胡定（云南昆明），周以宁（湖南零陵）。
（２）民三十五级（转学或复学）
李青岳（山东德县），陈我军（福建闽侯），夏世模（江苏青浦），陈光曦（四川荣昌），曾昭谟（湖南新化），庞逖（江苏吴江），颜振培（浙江吴兴），龚鸿麒（江苏崇明），余道胜（广东番禺），陈本錡（湖南湘乡），黄校寅（江苏泰兴），沙起钟（江苏海门），徐忠猷（江苏江都）。
（３）民三十六级
钟启寿（湖南乾城），胡功业（安徽芜湖），萧永钊（湖非汉阳），徐秀岚（江苏盐城）张永琨（湖南岳阳），叶中（江苏吴县），万正达（四川梁山），何诚志（浙江杭州），胡崇俊（四川垫江），李培德（四川峨嵋），张光钧（湖北恩施），范广居（江苏靖江），胡传声（湖北武昌），吴松鹤（安徽太和），杨运生（山东肥城），谈松曦（江苏宜兴），王庆寿（湖北汉阳），宁国钧（湖南邵阳），范诚（江苏海门），康显阳（广东顺德），陈锡奇（广东台山），吴如松（湖南常德）俞乃新（浙江新昌），陈景初（浙江吴兴），曾繁和（四川渠县），寥正权（四川浦江），宋瀚（河南林县），吴骑（江苏江都），程济凡（安徽怀宁），朱慧风（浙江鄞县），卢新炯（河北宛平），李震熹（江苏嘉定），李德基（上海市），吕绍谟（安徽繁和），胡多闻（江苏铜山）。
家园 送花！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20) 新专业、新历程 20 新专业、新历程
一天，事务员告诉我：“大队部刘政委找你。”
二建队大队部离我们很近，几分钟就走过去了。走到刘政委办公室，那时，兴坐藤椅，我坐在他对面。
我说：“刘政委，找我？”
他说：“我们党委研究了一下，想把你工作变动变动。”
我心想，啥？往哪变动，我咋的啦？我问：“去哪里？”
“到大队部来当工会主席，你看行不？”刘政委认为这是提拔，我一定会高兴的。
因为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这几年，我年年评劳动模范，我咋就不能干我的技术专业了呢？我迟疑地回答：“又要搞工会。不搞专业了！”
刘政委听出我不乐意的口气，马上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唉呀！老胡呀！哪样不是革命工作？干啥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
我懵了。原来，干不干专业，都一样在搞建设？我一开始又想错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再说，党委不是已经研究过了吗？
临走时，刘政委送我到门口，用关心的口吻讲了两句：“这个变动，我是从你的发展上考虑的，当工会主席，对你更有前途！”
刘政委指的“前途”是什么？等级吗？这工会主席不就是大队干部？比你那分队长不强？我没弄懂。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大转折，从此，我脱离了技术岗位，什么资本都输光了。
1953年9月，二建队成建制的转移到宝成铁路。在会议室里，听队长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变了，成渝线我们搞未完工程。宝成线，线路工程由工程段干，我们只建车站房屋。”这一说，懂了，变来变去，变成个房建队。
我这工会主席，实际是到宝成线才到任的。队工会调来了个女同志，二十多岁，叫潘军。我们大队设在中坝郊区的一个大院里，工会分了个小屋。刚来，好奇，遇上一个星期天，就约潘军一道进城去赶集。从队部出来，走好长一段田坝，才到中坝车站，车站站房还没建好，孤零零的，四处一片空旷，什么建筑都没有。又要走好长一段，好象还要过什么桥，才走到镇上，这镇真怪，还有城门。街上人挤人，从四乡来卖东西的特别多，进城不远，就看到一个川剧院，潘军很好奇，对着我叫了起来：“咳，胡主席，你来看，这还有个川剧院哩！”多大的海报贴在门口，我觉得这个镇了不得，还养得住剧团。让我们俩人最惊奇的，是卖野味的特别多，这在成渝线是看不见的，看着卖斑鸠的过来了，潘军挤过去问价钱：“喂，老乡，多少钱一个？”老乡指着它提的一串、一串的斑鸠，望了望不象本地人的大姑娘，他说：“姑娘，一个不卖，要买，买一串！”斑鸠论串卖，你听过吗？再往前挤，卖野味的更多了，花的金鸡，带长尾巴的野雉，野兔。我说：“潘军，买个回去吧！”她噜了下嘴，我倒想买，买回去咋弄，哪有锅灶？好，我想，我们干脆上馆子尝一点吧。正在找馆子的时候，潘军又叫了：“唉呀，这里还有一个川剧院！”怎么一个镇上，有两个川剧院？这要多少观众？这地方购买力真强啊！
找个馆子坐下，专找人问这川剧院的事，有的讲：“这里是个药材集散地，许多大商家都在这里设有收购站，有一批长年住在这里的客商，所以人很多。”
中坝是江油县的一个镇，江油离这里不太远，平时，似乎江油还出名些，因为有个川戏的剧名叫《江油关》。于是我们开始打听，我问：“江油县城比这里还热闹吧？”“不，现在江油县政府都已经迁到中坝来了。”原来，这镇比县城还繁华些。
我们在馆子尝了点斑鸠，觉得这野味，大都是风干了的，千篇一律，吃不出什么鲜味来，看稀奇可以，吃的兴趣不大。
那年月，不兴旅游。中坝附近有个青莲乡，是李白故居，到中坝要路过，场镇很小，没有特色，谁知道这里有什么李白啊！中坝还有个窦团山，两个耸立的山峰对峙，雄伟极了！那时，我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工会组织搞什么娱乐活动呢？不搞旅游、不看名胜古迹，跳交谊舞。我们在城里玩了一圈，回去还是要跳，跳舞我是“老笨”，开始和潘军配合得不咋的，后来还可以。
我干工会，不懂规矩。那时，工会的财务是独立的，预算要经过局工会批，我哪懂这些。我经常从这个车站，跑那个车站，没有交通工具，我就买了个自行车，挨了通报批评。月末发工资，潘军发现她到工会以后，比原来的工资少了。原来173工资分，现在变成了137。《工会法》规定，行政干部调到工会，工资不能低于原工资。好呀！上级工会违反《工会法》，我不依不饶，马上给潘军补上。五十多年过去了，以后，我从没听见过潘军的下落。
给这类小姑娘“打抱不平”的事，我在资中就干过。资中工务段把包商改成自办工程队后，配备了文化教员，算临时工，后来转正，为正式的铁路职工，要体检。有个小姑娘十多岁，体检报告说她有“梅毒”，不合格，把我气炸了，我说：“这个医院一家说了不算，到大医院再查！”结果，我争赢了，这娃娃她现在还住在成都，我常见到，已经满头白发了。
我这段时间，主要抓推广先进经验，举办先进工具展览，组织各单位互相参观学习，等等。对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53年末，我又评为出席西南铁路工程局的劳动模范。阴差阳错，在召开局劳模大会前，1954年初，我奉命调区工会生产部。
从此，我有了新专业！
家园 希望能继续读到后面的文章,很有味道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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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9) 嘉陵新居 19 嘉陵新居
杨仲和在内江作支部书记时，发展我入党，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今生今世，当然难忘！
不知为什么后来他调到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在夹江水文站工作，不作政治教员了。
在夹江，他回设计院，还到我家来聊聊。修铁路的人，全国到处跑。以后内江工务段的老人见面，问起杨仲和，我说“下落不明”。
我在内江入了党，铁路局在永川举办新党员学习班，我应召去学习了二十天。快结业了，我忽然想起永川离重庆近，我是不是可以请假回趟家？
“家”，不是在资中麽，咋又在重庆了呢？
俞光，局干部科副科长，老红军。在资中段帮助搞“三反”运动几个月，结束时，决定把我妻调进铁路局。那时局里还没有医疗单位，在重庆两路口局机关设了个卫生科，只几个人，有幸，老妻成了局卫生系统的“老干部”。我的家当然也就安到重庆了。
家住哪里？就是当年陈祖闛住那个嘉陵新村宿舍。住房多宽？两间。多少平方？九平方。一共十八平方吗？想得安逸！一间三平方，刚够放个小竹凉板；一间六平方，够摆个大床。几人住？不算我，三代、四个人，我的老妈来了、妻子、保姆、女儿。厨房在哪？过道上摆个炉子。不闹情绪吗？高兴得很啊！有了个家。家是什么？家是出门在外人的温馨的港湾。九平方米的两间房，还要留宿客人哩！生活嘛，总是要过的。天上的月亮挂在那里，伸手就快摘到，你还会怨天尤人？
保姆余文仙，原是我们在资中时雇的“奶妈”，才来几天，就没奶了。她的丈夫，是个木工，失业；有个儿子，先天性双目失明。生活困难，咋办？那时，县里不兴养奶牛，没有鲜牛奶，幸好，我们发现商店有日本进口的婴儿奶粉，只好改喂奶粉。很贵，一月要喂三筒。我们不懂得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可能中那“十恶不赦”的“人性论”的毒太深，决定把她留住。妻调重庆，她一同来了。
晚年，我在资阳工作，资阳离资中，火车只一个大站，有次趁老妻来看我，突发奇想，我说我们到资中去找余文仙。先到水南街去问，人家不知道。后来，我们说她有个儿子是瞎子，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说已迁到河对面南门，我们真把余文仙找到了。她那失明的儿子，还是那样能干，一个人可以到茶铺去给我们买开水回来泡茶。余文仙人虽然老了点，还是那么朴实。她仔细看了看我女儿，她说：“丹娅都长这么高了！”她哪知道，她当年精心照看的小丹娅，被“红五类”开“翻身会”，激烈的阶级斗争斗疯了，成了个迫害妄想狂，认为谁都要害她。余文仙那么想和丹娅亲热亲热，说几句话。丹娅冷漠地，一点反映没有！象个陌生人一样。我们不便解释，生怕她误会，只好匆匆走了。
以后，沱江发大水，她遭灾，我们给她寄了点钱。
我们铁路系统，每个职工一月有一张“免票”，可以免费乘车，从内江回重庆，礼拜六晚上回去，礼拜天晚上回来，不用请假，办得到。我想过，在那要表现自己“无私奉献”伟大精神的日子，有这一闪念，都觉得是个“罪过”，强忍了。这次在永川，我鼓起勇气向班主任王锐锋请假，他很慷慨、准了。
小女儿长大了些，会笑；妈妈上班，她晓得摇摇手。开始，认不得爸爸，不多会混熟了。家离两路口很远，我硬是抱着小女儿，走到两路口，转了一圈，给她买了点吃的。人很累，心高兴。
我是坐夜车走的，妻送我，天漆黑，路灯暗，四处坡坡坎坎，我记不清妻说了些什么？心里直惦记一件事，这么晚了，妻还要一个人走回去，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她真不容易。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8) 豁出去干 18 豁出去干
1952年末，我们机构又作了一次调整。原有的三个工务段，只管运营业务。沿线未完工程，另成立第二建筑工程队负责，二建队下设四个分队，九龙坡一分队，队长朱世兰；内江二分队，队长是我；资阳三分队，队长苟质彬；成都四分队，队长李景诗。很巧，四个分队长都是中央大学土木系校友。我们二分队管顺河场到邮亭铺，150多公里。分队部设在内江，正对车站，在沱江边一颗大黄桷树下边，有两间小屋，作办公室，旁边两间草房，作宿舍。有多少工作人员？两个会计、两个材料、一个事务员、一个技术员，还有一个工程师。这工程师是谁？无巧不成书，王玉如，老样子，我挂名，他是货真价实的领导。这一点，我一再声明，以免误会。分队下边有三个小队，资中、内江、隆昌各一个，小队设一个技术人员，二到三个测量工。这个时候，还没有党、工、团干部配备。
这么长的线路，下工地检查工作，有点难！我们没有学优选法、统筹学，也没有计算机编程序，我和老王两人，一天就在算：坐哪趟车，多长时间走到工地，多久必须返回；又赶哪次车到下个工地，因为车不等人，我们的行程要争分夺秒。只能赶晚车时，到了车站天没亮，就在候车室椅子上打个盹。天才麻麻亮，我本想让老王多休息一会，可他先叫我：“老胡，走得了啊！”他老念着下一趟车能不能赶上！
后来，局里给我们发了一个乘车证，写明“允许搭乘任何一次列车”，意思是货车也可以上。还拨了一部手摇轨道车，自己在轨道上摇着走，但又有点难！手摇车上路，必须向车站“请点”，要车站允许才能放行。一次，记得我们在归德乡，向车站“请点”，站长说：“有一趟车快要过来，怕来不及。”我们说：“摇快点。”站长说：“怕出危险，谨慎点好！”老王年纪大，我当然得保护他的安全，我说：“好，不走吧！”你能想得到吗？老王生气了，他说：“沿线工地那么远，耽误不起，摇快点，豁出去了！”站长看他那么急，只好放行。他说：“万一那边火车出来，我让对方站长告诉司机，路上有小车，注意瞭望和鸣笛。”两个摇车工，加上我和老王，四个人加劲摇。成渝线、弯道多，视线不好，本来已经快到资中站了，忽然看到前边冒白烟，糟了，火车来了，跳车！火车司机虽然早已刹车，还是把摇车撞得粉碎。惊魂刚定，我就嘲笑老王：“唉！我的老工程师，你真不想要命了呀！”
那些年月，工作真亡命呀！
成渝沿线，要安设线路标志。一次，在大队开会，几个分队长聚在一起，他们起哄，说这标志，就让二分队帮忙干算了。我想老王命都豁出来，这点标志，就干吧！
这标志，有给养路工用的，有让火车司机看的，每个标志要标注里程，个个不一样。成渝线505公里，标志成千上万。举个例子，一个十几公分宽的三角形混凝土桩，三方都有字，里程要标到小数点下两位，这个混凝土桩怎么浇，谁有这个本事？材料员专门去做了一大箩筐铅字，钉在模板上，因字太小，折混凝土模型后，全部坏了，秃子脑壳“没法”。东搞西搞，左试右试，后来，在三角形混凝土构件上，预留凹槽，抹上水泥沙浆，再用铅字往上压，字就成形了。这工作量多大，要多少人来压，分队全体出动还不行，把家属全动员起来干，王工拿着个里程表，东跑西跑，各处指导、核对，经过至少个把月的紧张战斗，总算“豁出命”干完了。这天，我说：“走，进城，我请客，民乐餐厅，沙锅鱼头！”
你以为标志做完就大功告成了吗？安装可费劲哪，505公里呀！每个桩安在什么地方，不能有任何差错！要多少人来干？反正，各分队长来大队开会时，我说：“各位老大哥，这标志，小事一桩，我们二分队拼老命了！”这事，当年是苦了点，现在我可有吹牛的本钱了，我给小孙女讲：“你坐火车到重庆，好好注意一下沿线的标志，那是当年爷爷们，拼老命干的啊！”
那年月，党员少，内江地区各单位，合在一起，成立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谁？就是我在凉风坳隧道工作时的测量工杨仲和。他后来到局里培训，当政治教员，调到内江来的，遇上发展第一批党员，他把我选成了发展对象。
这次申请入党，我自认为“够条件”。我对革命那么狂热，有理想、有追求；我年年是劳动模范，有成绩、有贡献；我是团支部书记兼总支委员，后备军、有组织。可开支部大会讨论我入党时，谁问你这个？就纠缠我这地主出身，多少地？多少雇工？收过租没有？放没放高利贷？好在是那个杨仲和，1953年5月20日，批准吸收我光荣入党。那时，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入党条件掌握得宽一点，妻也是这一批入党的，以后严多了。
入党，是我当时人生的最高境界，就象神舟七号飞行员，一下冲上了蓝天。今后，在红太阳的照耀下，豁出去干，有奔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