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帖可能变空内容，邪门暂不知所以然
- 『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原创】中共隐秘战线上的“抗日三杰” -- 席琳
家园 【原创】中共隐秘战线上的“抗日三杰” 在国共两党几十年斗争与合作的历史上，共产党在隐蔽战线打了多次漂亮的间谍战，其中最精彩的两次，其要角分别被周恩来赞许为“前三杰”和“后三杰”。
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关键人物是钱壮飞。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
前三杰解救了周恩来，后三杰悠关大决战。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的地下隐蔽战线上，还有鲜为人知的“中三杰”（抗日三杰）：他们分别是，“怪杰”宣侠父、“英杰”陈希周、和“隐杰”梅龚彬，领军人物是梅龚彬。
1933年福建事变前后，负责中共特科的潘汉年先后指派梅龚彬、陈希周、和宣侠父分别到福建和香港长期卧底，做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和福建人民政府上层领导人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7月，十九路军的主要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从国外回来的我党前期领导人叶挺，和第三势力，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李济深任主席。特科领导人潘汉年指示共产党人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及时打入，分别担任抗日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内反蒋抗日的积极力量。
抗日三杰都分别由潘汉年和中共特科单线领导，互相协作，而又分工明确：
梅龚彬主要负责陈铭枢，是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实权人物。自福建事变前陈铭枢对梅龚彬就言听计从，梅龚彬因此是陈铭枢的高参（梅龚彬在解放战争时协助潘汉年为争取大批民主人士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反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宣侠父负责李济深，是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灵魂，宣侠父是李济深的秘书，1936年李济深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即出自宣侠父的手笔。
陈希周具体负责争取叶挺，新四军成立时，陈希周是叶挺军长的秘书和新四军的武汉办事处主任。新四军成立后，陈希周再被潘汉年派到国民党第70军做地下工作。
抗日三杰中的人物个个是文武双全，机智勇敢。
文的方面，三人都曾经是左联的成员。梅龚彬曾出任最早的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和中央民革的秘书长；宣侠父曾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陈希周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被代理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罗明）和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秘书长。
武的方面，梅龚彬1927年是北伐军第四军的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叶挺是第二十五师的师长）。陈希周是我党多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参议员。宣侠父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和西北军国民党中将师长（吉鸿昌就是宣侠父给搞反水的）。
“抗日三杰”的主要贡献是推动和协助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和进步人士建立了民族抗日大同盟，参与、支持并献身（宣侠父、陈希周）于中国的全民抗战，最后是协助建立民主党派（梅龚彬）和中共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抗日三杰”的事迹（另帖专述）除了宣侠父死的早（1938年遇害）外，陈希周和梅龚彬的事迹长期鲜为人知，一是因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长期性和保密性（解放后梅龚彬也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陈希周也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政治工作，1940年遇害），二是因为解放后，事涉潘汉年冤案（陈希周曾被诬为第三党，1980年代潘汉年冤案平反后，陈希周也得到了平反）。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三、“隐杰”梅龚彬(1900-1975) [提示：原图站已失效] 梅龚彬先生
梅龚彬这个名字，以前听说的人很多，但知道其根底的人很少。汉语中有句话，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梅龚彬。
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梅龚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眼里，梅龚彬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民主派；而在共产党眼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外），梅龚彬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
抗日三杰中，同高大孔武的宣侠父和英俊潇洒的陈希周相比，梅龚彬是个风流倜傥的矮个子。
梅龚彬也是三杰中，唯一的一个，得以善终。
见过梅龚彬的人都说梅龚彬服装很整洁，头发梳理的也很整齐，整天油亮亮的，清瘦的脸上戴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梅龚彬的为人敦厚，深沉，诙谐，做事谨慎，对朋友从无疾言厉色。
因而梅龚彬交游甚广。认识梅龚斌的朋友都说梅龚斌足智多谋，才高八斗，而且梅龚彬为人行侠仗义，古道热肠，见义勇为, 肯帮衬，善守秘密, 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种。
梅龚彬原名叫梅电龙，是湖北黄梅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23年，梅电龙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算是国民党创党时的元老。1924年梅电龙又经贺昌和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翌年又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徐家汇的第一任团书记和党书记。
五卅运动时，梅电龙曾以全国学联负责人的身份参与领导工作。当时梅电龙名气很大，被誉为五卅运动的五虎将。
此间有一插曲，说是梅电龙追求唐棣华（后来成为黄克诚大将的老婆），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梅电龙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梅电龙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好在文件被一个朋友捡了去。
可是，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传开来，便成就了一代文豪沈雁冰（茅盾《幻灭》中男主角的原型即是梅电龙）。
可见，革命者，亦风流！
1926年底，二次北伐时，新郎官（新娘是龚品娟，梅电龙的结发夫人）梅电龙请缨，被任命为北伐铁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的政治部主任。
梅电龙所遇，都是后来的军政名人。第四军的军长先后是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和张发奎。陈铭枢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是十师二十八团团长。武汉攻克后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十师和二十四师。十师师长是蒋光鼐，二十四师副师长是蔡廷锴。四军下辖十二师和二十五师，十二师的师长是黄琪祥（后来第三党的领导人）。二十五师的师长是叶挺，政治部主任是李硕勋。独立十五师的师长为贺龙。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梅电龙和郭沫若、杨翰笙、李一氓赶赴南昌，参加叶挺、朱德和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梅电龙又率部赶赴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然后梅电龙受周恩来派遣任浙江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就是在肃反运动中大名鼎鼎的夏曦），参与组织和发动浙东和浙西的农民暴动。
1929年，梅电龙受命到日本，在日本被捕，关了两年。
这两年，也是改变梅电龙命运的两年。
梅电龙在东京时，结识神州国光社的进步文人王礼锡和胡秋原。通过胡秋原，梅电龙认识了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陈铭枢和李济深。回国后，梅电龙还认识了CC社的头面人物吴醒亚和陈立夫，以及张群、林森、吴开先、陶百川。
1932年，梅电龙正式改名为梅龚彬。表面上是大学教授，作家（灰色文化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福建事变。有军中“小孟尝”之称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广罗人才，梅龚彬和陈希周等中共党员便受潘汉年派遣，入幕陈铭枢。
1934年，闽变失败，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随十九路军撤香港，做长期卧底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接头人还有胡鄂公和助手老杨，老杨即朱挺，原名钱讷冰。以及九龙方面的开诊所的医生柯麟）。
1935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梅龚彬任宣传处处长。陈铭枢是名义上的中华民族抗日同盟宣传部的领导人，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梅龚彬！
梅龚彬感觉敏锐，深谋远虑, 是中华民族抗日同盟活动的中心人物。梅龚彬在香港铜锣湾的寓所，实际上是中共抗日联合战线的一个地下机关。
西安事变后，抗日同盟解散。梅龚彬先后跟随陈铭枢、叶挺和李济深，并任全国战地委员会委员。结识了众多的民众党派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李任仁（白崇禧的老师）、陈此生、杨东莼、林崇墉（林则徐的孙子）、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等等等等。
1947年梅龚彬又受潘汉年的指派，到香港协助李济深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梅龚彬为文，长于政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梅龚彬亲自起草的。其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曾被冯玉祥将军称赞为：“有诸葛武侯文风”。
然而不清楚呀，李济深和冯玉祥，还有宋庆龄和陈铭枢，这些人精中的人精，在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早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
1948年，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后，得到了主要以香港为基地开展民主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想方设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当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云集，港英当局倾向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去解放区，困难很大。
潘汉年、梅龚彬、廖承志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很大努力，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从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区。
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10余人。
第二批船上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等人。
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翦伯赞、沈志远、孙起盂、吴茂荪、李民欣等30余人。
第四批民主人士，有黄炎培、盛丕华等人。
梅龚彬是陪同李济深，在参加完一次国民党要员的宴会后，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的。
当时国民党对这数百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离港，感到非常惊奇，只有自叹丧失民心、挽天乏术了，不得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失败。
梅龚斌陪李济深等民主人士1948年12月25日从香港启程。1949年1月7日到大连。不久，梅龚斌到北京，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统战部，你作为中央统战部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不公开的共产党员”。
从此，梅龚斌仍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 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中共党员梅龚彬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又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潘汉年冤案，梅龚斌受株连。1959年梅龚斌被隔离审查，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劳改八年。
1975年3月，梅龚斌在医院病床上做五律诗《南冠愤》：
"旷时何所得？落笔实茫然。冷露迎霜起，寒灯伴月眠，久积南冠愤，而今又几年？"
1975年5月，梅龚斌被专案组强行送往江西宜春劳改。
1975年8月1日，梅龚斌积郁而逝。
梅龚斌死前给夫人龚冰若的留言，是一首七言绝句：
"八年寒窗八年苦，到头还是病和死。冰若精神最可钦，革命到底不悔死！"
移居台北的老友胡秋原闻讯后，专程到北京梅龚彬家中，在梅龚彬的灵前行礼。等看完梅龚彬生前撰写的回忆录，胡秋原感到十分的惊愕和难以理解。惊愕的是与梅龚彬交往数十年，竟不知梅龚彬始终与中共保持着联络。难以理解的是梅龚彬一向为人敦厚谨慎，竟也在大陆解放后遭小人的诬陷！
后来，中共中央在给梅龚彬平反后的悼词中，认为梅龚彬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但官方对梅龚彬的称呼，依然是“民主人士梅龚彬先生”。
家园 梅龚彬没有当过团中央书记吧？ 当过早期团中央书记后来成为民主人士的应该是施存统，即施光南的父亲。
家园 三言兄所言不差 施存统确是第一、二届团中央书记，比梅龚彬要早。梅龚彬是上海徐家汇的第一任团书记、党书记（施存统为梅龚彬的入团介绍人）和全国学联的副主任（主任是李鹏的爸爸李硕勋），记得茅盾的回忆录里曾提到梅龚彬是团中央的负责人，因而就没有细查。
是俺为文不严谨，俺是凭记忆写的。
谢谢指正！
家园 【原创】二、“英杰”陈希周（1907-1940） 问过很多人，没有人知道谁是陈希周。
陈希周，大概是陈希同的哥哥吧？一个朋友这样回答。
先别笑，199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图片》还真的就把陈希周写成了陈希同！
呵呵，看起来，陈希周这个名字，在党史和军史上，基本上是被淹没了。
几处可以看到陈希周的名字的地方，一是在广西悟州市苍梧县料神村李济深故居，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联络国共两党及文化界人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李新俊等在这里商讨敌后抗日事宜。二是《赖传珠日记》，记载1937年12月26日赖传珠带领从八路军调来的军政人员从延安到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时，“开始和军长秘书陈希周结识”。这两处，仅仅是一带而过，既没有任何注释，也没有进一步的介绍。
因此，没有人知道陈希周是谁。
另外就是在国民党起义将领、七十军军长李觉中将和部曲们的回忆录中对陈希周在七十军培训抗日干部和协助武汉会战有较详细的记录。在民主人士马子谷的传记中也稍有涉及。介绍了陈希周经潘汉年、郭沫若、和叶挺军长的安排，率许德瑗、朱江户、和马子谷等人到当时在上海抗战的第七十军作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李觉的充分信任。
民主人士管长墉的传记中说陈希周就是陈昭礼，是陈希周介绍管长墉到七十军任军法处长的。因为管长墉是陈希周在日本留学时的福建同学。
呵呵，陈希周原名陈昭礼。陈昭礼在早期中共福建党史上, 曾是一个赫赫有名、掷地有声的关键人物！
陈昭礼中学时是邓拓的父亲邓仪中的高足。1924年陈昭礼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不久入党，任中共复旦大学第一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他发动带领进步同学参加“五卅运动”，支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6年冬天，陈昭礼受中央政治局常委王荷波派遣，随北伐军南下福建，重建了福建党组织。陈昭礼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
1927年4月，英俊而年轻的陈昭礼参加中共“五大”，受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便留在中央，和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黄文容一起担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就是后来由邓小平负责的那个中央秘书处），秘书处的负责人, 是任弼时的哥哥任作民。
大革命失败后，福建党组织惨遭破坏。陈昭礼临危受命，再度前往闽北重建党组织，任中央直属闽北临时特委书记，部署闽北农民暴动。闽北农民失败后，陈希周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导崇安上梅组织农民暴动，取得成功。
陈昭礼历任中共福建省临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兼宣传部主任。后因省委书记罗明（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患病，陈昭礼任代理福建省委书记。
1929年6月，长相英俊、漂亮, 为人谦和、老成，性格内向、沉稳, 思维慎密、周到, 办事干练、有魄力的陈昭礼，被党中央第一个派往广西，从事百色起义的领导工作。
呵呵，这时的陈昭礼，化名叫陈豪人（党内则称陈导民）。
据说陈昭礼化名陈豪人，是取“好人”的谐音。他不抢功，不诿过，勇于任事，善于合作。
陈豪人以省政府秘书长（邓小平是秘书）的身份，在桂系反蒋将领中, 协助后来的邓小平开展统战工作，并积极发展革命力量，组织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是参加百色起义的中共党的第一号领导人（前委书记）。
百色起义的结果，是创建了红七军！
前委书记陈豪人不仅宣布了红七军的成立，而且在张云逸带兵外出的情况下指挥了百色指挥战！
陈豪人也是红七军的政治部主任和兵委书记兼20师
政委。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是后来的人民共和国十大将之一，政治委员邓小平则是威加海内的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厉害吧！
当时的邓小平是25岁，张云逸37岁，陈豪人则年仅22岁！
1931年2月，陈豪人受邓小平的委托，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回到上海的陈豪人，曾经和负责中央的王明吵了一架。
原因是王明看了陈豪人写的《七军总报告》，指责红七军的领导人是“右倾”。后来邓毛毛也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说陈豪人的这个报告是左倾。
呵呵，不知道谁说的对。
这个陈豪人，就是在《百色起义》和《邓小平在1929》中那个带着眼镜的凡事附和的书呆子（指出一点就足够了，真实的陈豪人是不带眼镜的）。这个陈豪人，也是老和左倾冒险主义代表人物邓岗和叛徒龚楚在一起，妄图攥党夺权的野心家！
不久，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重组，由潘汉年负全责。陈昭礼受命参加左联。因为在复旦大学时，陈昭礼是后来的知名作家邵荃麟的入党介绍人。
这时的陈昭礼，化名叫做陈希周。
1933年，福建事变前夕，陈希周受潘汉年命秘密潜回福州老家。从事十九路军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
在福州，陈希周利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在十九路军陈铭枢府幕内秘密掩护潘汉年。共产党员梅龚彬则以生产人民党的身份公开出面。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陈希周随陈铭枢和李济深撤到香港。在九龙，陈希周和叶挺比邻而居，叶挺当时不胜苦闷，经常谈心。由于陈希周等人的工作，使叶挺坚定了组军抗日的决心。后来中国民族抗日同盟成立，叶挺任军委委员，陈希周任群运部长。
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叶挺力邀陈希周，任军长秘书。不久，新四军军部迁江西南昌，陈希周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主任。
后来武汉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周恩来、郭沫若和董必武（董必武为八办主任）也都在汉口，大家都很熟。由于陈希周长相酷似周恩来，朋友圈子里都称陈希周为“小周”（恩来）。
七十军的军长李觉，是湘军何健的女婿。通过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向共产党要干部。在潘汉年和郭沫若的安排下，李觉军长和陈希周谈后大喜，立即任命陈希周为七十军的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训练班主任。
1938年至1940年5月，陈希周在七十军发展了大批学生党员。李觉回忆说，当时部队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作战，全赖陈希周带的新生骨干从中支撑！但是蒋介石却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对马子谷、陈希周、朱江户等追查甚急。
蒋介石和何应钦曾一天发三电，让李觉亲译，命令李觉要从速除掉共党份子陈希周。
在七十军无法立身的陈希周到重庆。在蒋介石任主任和李济深任副主任的全国战地委员会任少将巡视员。
此时，陈希周再化名，叫陈才。
然而这一次，做事认真的陈才, 没能躲过军统的密探。
不久，陈才由渝返赣，到第三战区来视察，留居上饶。时任赣州专员的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曾专门派人来见，收买陈才不成，才下达刺杀令。
1940年8月13日，陈才在从崇安返回上饶途中，被军统闽北站站长严灵峰（严灵峰在台湾，是个学者，也是小蒋总统的第一高参，时称幕后第一人）安排的三名（一说五名）特务，将陈才和七十军军长李觉指派的随身副官一起，射杀在汽车上。
陈才牺牲时，年仅33岁。
为此，爱国华侨陈嘉庚曾拜访李济深。李济深认为陈才为福建省主席陈仪所暗杀。并感叹说：“陈仪有大座靠山，娇纵任意，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陈仪用人暗杀，无可如何。陈才之妻子现尚寄寓此处，以待昭雪”。
李觉军长则对陈希周的遇害甚为震怒，以至于军统头子戴笠，不得不事后亲自到福州，深夜造访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李觉中将。李觉后来回忆说，“我的后半生，能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陈希周的革命气概的感染，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解放初，陈希周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时的老搭档张云逸，派人从桂林找到并送陈希周的家属到北京，安置了陈希周的妻子和子女在北京的工作和学习。
1950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问潘汉年和梅龚彬：“哪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
于是周恩来便特意给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去信，指示要把陈希周的遗骨从福建的崇安迁葬福州，还指示在福州修建了陈希周烈士墓。
然而，1955年，潘汉年案发，生前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陈希周和梅龚彬都受到了牵连。
陈希周成了第三党，或者干脆就说陈希周消极脱党，从红七军直接去了香港，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可是红七军参谋长龚楚龚鹤村的事呀）。
自然了，陈希周的墓碑被砸，小孩出国和工作也受影响。组建新四军的军史中没有份，百色起义也没有缘（直到执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邓岗到红七军后，陈希周才出现。然后陈希周就又在一次战斗后，偷偷的溜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
1983年，潘汉年正式平反。
1985年，福建也举行了“陈希周骨灰安放仪式”，将陈希周的骨灰迁至福州市文林山烈士陵园。
哎呀，绕了一圈子，原来抗日的英杰陈希周，就是福建建党的陈昭礼；抗日的英杰陈希周还是百色起义的陈导民；抗日的英杰陈希周也是红七军的陈豪人；抗日的英杰陈希周又是倒在军统枪下的陈才；最后，抗日的英杰陈希周，又连坐成了解放后潘汉年案的冤魂。
呵呵，抗日的英杰陈希周，你说你累不累呀？
[提示：原图站已失效]
1937年1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左三）在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时，与沈其震（左一）、陈希周（左二）、和林植夫（左四）合影。沈其震和林植夫后来分别成为新四军的卫生部长和敌工部长，陈希周时任叶挺军长的机要秘书，不久为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主任（～1937.10 - 1938.2）。
家园 好文章！ 陈豪人的下落这下算清楚了。
另，罗明当省委书记时的组织部长后代理书记的似应是刘晓，宣传部长则先后是李明光、郭滴人。不知确否，仅供参考。
任作民确是任弼时的哥哥。
- 复 好文章！
家园 陈昭礼在福建的任职，时间上要更早一些 谢谢三言兄。不知《红八军》那篇佳作原来是出于三言兄之手，失敬失敬。
狗狗了一下，结合自己掌握的材料：
陈昭礼（陈豪人）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在1927年12月中共闽南（闽南的书记为罗明罗善培）和闽北临委（闽北的书记陈昭礼）合并为福建省委时，合并时的省委（称临时省委，1928年9月福建省委才正式成立）书记是陈明（陈少微）。不久（1928年2月）陈明被捕，省委代理书记陈子侃叛变，陈昭礼机警地变换地址，切断有关的联系人，保护并恢复了福建党组织。
1928年4月，陈昭礼深入福建崇安，成功的组织和领导了闽北上梅农民起义。
1929年5月12日罗明当选为福建省委书记，陈昭礼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但罗明因病没有上任，提出辞去书记及常委职务，省委决定由陈昭礼代理书记，并报请中央批准。一个月后，为组织百色起义，陈昭礼被后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从福建任上派去了广西。
刘晓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并代理省委书记是在1932年8月份以后。李明光任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是1932年3月以后，1933年2月停职。郭滴人1932年3月任福建省常委，10月任组织部长。三人均因为罗明路线而去任。
这时的福建省委，与1929年的福建省委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由中共闽粤赣省委改称的。此时的罗明也只是代理省委书记。
呵呵，当时的省委书记大概也不象现在这样，大家都争着当，就是当不上正的，弄个排名第十几的副职也成。因为弄不好是要被杀头的。
具体当时这两个福建省委是如何承接的，我没有做过研究，不敢瞎说。
有那位高手能给补充补充？
家园 严灵峰在军统确实是暗杀高手 在内部也有此名，抗日也很厉害，可谓里外两手硬的人物
家园 严灵峰更以研究老庄著称 和CC创始人陈立夫，可以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两个最了不起的文化人。
严灵峰曾是留俄的托派份子，投靠军统后很得戴笠的重用。据说他任闽北站站长时，曾“埋首书案，不理政务”，有治蜀的??县令的遗风。
其实严灵峰在闽北站任内，对重要情报和行动案件从未放过，都亲自拟稿，亲自布置，亲自编报。不久，严因指挥刺杀中共地下党陈希周有功，调重庆军统局本部任情报处副处长兼中共科科长，逐步迈向权力的高峰。
家园 【文摘】闲话中国托派 /李红岩 1987年8月5日清晨，一辆疾驶而来的公共汽车将一位出门遛早的老人无情地撞倒。驾车的司机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位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龙钟老人，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刘仁静，一位被党认定为背叛了革命的老托派。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因为，纵观中国托派错综复杂纷乱无聊短暂而充满痴呆气的历史（1928－1952），他们总是撞车：不是车撞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去撞车，而他们自己又总是以战车自诩，不仅对"敌人"，而且相互间猛烈地冲撞、挤压。然而，他们实在算不上是真正的战士，只能说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家。当自号为移山郎的托派大理论家李季等人挟着钢刀与铁锤，横枪立马大呼小叫地断喝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勇猛战士时，只让我们想到堂吉诃德站在小船上冲向水磨轮盘的情形，其手中的铁锤也就成了旧小说里草包英雄挥舞的头号大纸球，其执着勇武而又荒唐笨拙的样子，忍不住使人笑来。
与刘仁静相比，另一位托派文物式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则可称得上是无疾而终，其结局或许是大陆托派中最好的了。这位与监狱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先生，能够从容地走向死亡，确乎定力超人。据寓居海外的托派成员王凡西《双山回忆录》记载，在国民党监狱里，面对"要枪毙"的信息，他谈笑自若，"仿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预知自己的解脱期近，欣然等待那个'好日子'到来"。这位老先生坚韧的毅力，确实令人钦叹。在他以98岁高龄逝世（1998年8月1日）前的三个多月，还为自己翻译的纪德著《从苏联归来》写过一篇新序。而据同事唐宝林先生《中国托派史》载录，郑超麟1972年坐满20年刑期出狱后，竟完成一百多万字回忆录、四百多首诗词，还翻译了一部德国的长篇小说。估算郑超麟一生的文字产品，当在一千万字以上。不过，最令我感佩的，还是北京的东方出版社居然有胆识在九十年代出版郑的两部回忆录（《怀旧集》、《郑超麟回忆录》），这在八十年代，尚属不可想象。而郑老先生在某些电视文献片如《邓小平》中的亮相，更使这位老人一度成为知识界不大不小的名人，当然头衔已不再署为托派，而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上海文史馆馆员之类了。
勇武荒唐可笑之外，会写善写、下笔千言，是托派的一个特点，陶希圣甚至说李季"一摇笔就是几万字"。刘仁静精通俄文，做过托洛茨基的中国联络人，郑超麟以及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则俄文、法文均精，而另一个铁笔杆李季，其英文是经过辜鸿铭训练的，又曾在德国留学，故德文水平也没得说。我们得承认，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托派所做的工作远大于中共干部派。假如托派仅仅做安分的翻译家，或许还能保得一生平安，但他们偏偏要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撰述，光李季一人，就出版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我的生平》、《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马克思传》等许多著作，这就沾上惹祸的边儿了。假如仅仅限于文字上惹祸，也不过流于文人之间相互谩骂的轻松闹剧，例如，朱其华骂严灵峰是三家村的泼妇，李季骂陶希圣是"江湖术士"，等等，但是，这些最不适合闹革命的书呆子偏偏要去闹革命，而闹革命又限于唾沫星子满天飞的谩骂争吵、拉帮结派、说胡话、想当然，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书生论政，三年难成"那句老话了。
如此看来，托派真可以说是一群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忘形者。据李季讲，他打小就营养不良，常患病，枯瘦如材，就是六月炎热天也不出汗。而且，他自小便和"血"打交道：便学、吐血、流鼻血。在北大读书时却又变成了一个大胖子，登楼即喘，步履维艰。但他天生好胜，自小就常在失败时哭闹。某年六月的一天，祖母让他提两斤烧酒去送给田中打柴的农夫，他因口渴，便一路饮去，及到目的地，因受烈日蒸射，酒性登时发作，倒在田中，知觉全失。
这正是托派的活写照：明明先天不良，偏要充当英雄；不管那酒是否醉人，只要能一时解渴，便一路饮去，不计后果，正如他们的重要信条：目标无关紧要，运动便是一切。他们流的血不是英雄断臂，而是内亏肾虚。结果现实捉弄了他们，使其"倒在田中，知觉全失"。
托派是不幸的，然而却是自找的；托派的命运或许值得同情，但托派的立场绝不值得赞同；托派成员的结局大都可怜，但他们的许多作为又确实可恨。托派的骄傲自负顽固执着很值得叹服，但主观偏执、无视现实、宗派主义、极端教条、目无全局、无限上纲、左得邪乎，却也使人观止。他们曾经是最早的中共党员，又是最早被开除党籍的一批人。但是，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除了"伟大的先知"托洛茨基，他们谁都瞧不起，即使对他们实际的或精神的老师陈独秀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信仰执着，可有些人背叛起信仰来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他们热衷于理性的理论探讨，却又最爱闹情绪，不冷静，所热衷的理论也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玄谈。他们非常渺小，但他们的心思却能气吞山河。托派固然不是斯大林及其信徒们所诬称的什么杀人匪帮、工人阶级之死敌、外国雇佣的特务或汉奸，但他们对进步潮流的叫骂，又确实像是癞蛤蟆爬脚面，叫人既讨厌又恶心。或许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共党史中异化出来的一个怪胎。
相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托派还算得上是客气。1950年12月21日，刘仁静、李季在《人民日报》发表认错声明，表示与托派断绝关系。主动认错，这在一向以真理化身自居的托派成员身上表现出来，不免显得有些滑稽。然而，思想改造似乎就是不能融化他们顽固的大脑。1952年5月，当人民出版社批判刘仁静时，他毅然决然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尔后更公开表示："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大家可以枪毙我。"接着便摔碎茶杯，躺在地板上咿呀乱叫。结果，被开除工会会籍。如此悍然对抗，不禁使人想起梁漱溟的叫板"雅量"。到12月22日，由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公安人员在大江南北采取统一行动，将托派组织一网打尽，所有托派分子全遭逮捕，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20、15、10年等徒刑，收入监狱。
然而，牢狱依旧不能改变许多托派分子的"信仰"。1973年，最高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托派，此时的刘仁静依然没有认罪，以至滞留在监狱里不能出来。翌年，在监狱里照顾他坐牢的老伴给女儿写信说，老头子不但不认错，"而且要准备写一个根本没错人家不应关他的东西。"老伴对此当然非常生气，伤感无限地对女儿写道："他的死脑筋总是变不过来。现在又是东翻西看，一点也不想正经学习。我想了又想，实在觉得生活着是多余的，很想学古人来个尸谏。"而刘仁静却在笔记本中写道：如果有律师辩护，就可以把对他的判决驳得体无完肤。结果，至少在思想层面，刘仁静到死都保持着托派观点（详见刘威立著《刘仁静》）。
而托派主犯郑超麟，从1964年开始，就在监狱里不断地批评时政。尽管如此，中共始终没有像苏共那样对托派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进入八十年代，托派沾时代的光，也渐渐成为陈旧的时新货物。
1978年底，刘仁静恢复自由。198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汪泽楷死于１９５９年底，１９８４年６月被恢复政治名誉。这对托派来说，也就够可以的了。
家园 亥，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托派也许是 ”主观偏执、无视现实、宗派主义、极端教条、目无全局、无限上纲、左得邪乎“， 可是比较起”全部逮捕“，”分别被判处20、15、10年等徒刑“，”强制思想改造“”，不知道那个更象怪胎，更讨厌又恶心。
家园 【原创】一、“怪杰”宣侠父（1899-1938） [提示：原图站已失效]宣侠父，原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高高的个子，长的黑黑的，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干脆儒雅，对人热诚，端的是人见人爱。但要是认起死理来，也是一个犟脾气。
1920年夏，宣侠父以总成绩第一名自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本科毕业，公费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1924年，宣侠父受党派遣，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为军校一期学员。宣侠父虽然在黄埔军校只待了3个月，但他可是黄埔军校历史上的最牛的知名人物。
关于这一点，萨苏在“漫谈西北军”中有精彩的描述：
“宣侠父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风流潇洒，文武双全，但老蒋看来则是脑后生反骨不可救药的人物。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生爱护有加，轻易舍不得处罚，而宣侠父就是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一期生。”
事情的起因是蒋介石想加强党务控制，以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规定黄浦军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长每周都要直接向校长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说白了，就是要以党带枪。这一下犟脾气的党小组长宣侠父不干了，他认为孙中山的意思是要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而不应当是枪指挥党！于是宣侠父就直接写报告给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由于蒋介石在党部属于绝对少数，看了宣侠父的报告后勃然大怒，脸气的象猪肝，娘希匹也骂了半篓子。骂完了蒋校长还亲自下命令让这个浙江小同乡，要认清形势，道理也讲了不老少，还威胁利诱了一番。偏偏这个宣侠父是个魏延式的脑后面长有反骨的（蒋校长怎么开始就没有看出来？），更加上后面有一只黑手在撑着，不仅不写悔过书，三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到了北京，去找李大钊。愣是把后来的三军大元帅亮在了场上。
这是黄埔军校历史上最早的一例，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例退学风波，史称宣侠父事件。牛吧？
随后，被军校开除了的宣侠父受李大钊的派遣，到西北军冯玉祥部任国民军联军宣传处长。宣侠父的嘴巴很能白话，再加上打仗不要命，同冯玉祥的部将吉鸿昌和梁冠英混了个脸熟。宣侠父曾留学日本（仅2年），又就读于黄埔（也只3个月），能诗能文。用现代的话说，是一个海龟，因而也颇受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的厚爱。
不久机会来了，1927年5月，冯玉祥军要军出潼关，准备北伐，就把个白面书生宣侠父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你说这不气死人吗）。
1927年7月，蒋介石托人给大哥贡上白花花的银子，正缺钱花的冯玉祥于是便拥蒋反共。宣侠父、刘志丹、邓小平，还有冯玉祥最喜欢的那个刘伯坚，统统被押送到湖北境界。
无事可做的宣侠父，于是就回到浙江老家，作起了新郎官。有时也跑跑上海的书局，支持和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并取了“今秋”、“石雁”等做马甲，撰写了《西北远征记》和《入伍前后》两本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宣侠父也于是在文坛声誉鹤起。负责特科的潘汉年和负责左联的冯雪峰、阳翰笙、夏衍、阿英、田汉等人一撮合，认为党内人才难得，遂发展宣侠父为"左联"的特别盟员。
不知是看了宣侠父的宣传西北军的书，抑或是念足了圣经，回过味来的蒋介石的大哥冯玉祥，又记起了共产党人宣侠父。
于是冯玉祥就从张家口派了个弟兄到浙江，说宣侠父已经带了个叫林伯修的小年轻到了梁冠英部，来人追到梁冠英部，说因为梁冠英不听劝阻，宣侠父到了小军阀孙殿英部。来人就再追到孙殿英部，碰上孙殿英也是个行伍出身的主儿，对宣侠父这么个海龟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听说冯玉祥派人来要宣侠父，孙殿英就咬咬牙，给冯玉祥派来的人说：“冯长官要宣侠父也可以，但我这里可缺少两百门大炮”。冯玉祥也是个爽快人，加上用人心切，就对孙殿英说：“哥们，你行！”就给孙殿英送了不多不少两百门德国造。
结果是两个大老粗，愣是生生地捧红了一个共产党人宣侠父。当时连大半个中国的小孩都知道，说：冯玉祥说啦，“浙江出了个宣侠父，他的一张嘴，能顶二百门大炮。”
呵呵，象这样的怪才，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能找到几个？
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成立，冯玉祥是总司令。宣侠父任该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吉鸿昌的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和主力先锋第五师师长。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宣告下野。宣侠父和南汉宸一起又鼓动吉鸿昌和方振武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不久大同盟也失败了，宣侠父就介绍吉鸿昌入党，并陪吉鸿昌赴上海履行入党手续。
1934年，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宣侠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的记者。不久风声走露，宣侠父的活动被人盯梢。正巧在香港的陈希周和梅龚彬来信说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深要有大行动，请派能力强的政工干部到香港。
于是潘汉年就报请中央，派宣侠父到香港。
1935年，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推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他们推动两广地方势力抗日。
在宣侠父、梅龚彬、和陈希周的协助下，李济深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议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12名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七个部，发行《大众日报》。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
1936年，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发动“两广事变”，邀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参加。宣侠父、陈希周就随李济深和蔡廷锴奔赴南宁。在广西半年多的时间里，宣侠父任重建的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后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悟州市委主任。
“西安事变”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帮李济深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不久，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电示，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不久北上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37年9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谋，以八路军住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和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继续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
宣侠父的名气大，活动能力也大，不但共产党记掂着他，他的校长和老师蒋介石也时刻忘不了他。
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徐一觉秘密绑架和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宣侠父遇害后，周恩来曾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下落。蒋答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我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对宣侠父的死，李济深深感悲痛，多年后老人回忆说：我身边有个秘书，代我写文章的，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派去西北联络， 被胡宗南枪毙了。
看起来这个蒋校长，先是没有知人之明，接着没有用人之能，最后没有容人之量，安能不败！
家园 宣侠父是个奇人 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但和国民党大员如戴笠私交很好，即便叛蒋后也曾经一起乘兵舰游历，也许有互相争取的意思。
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蒋对黄埔一期的学生十分宠爱，居然舍得决定杀他，那是怒极了。宣侠父当时已经是将军，不容易接近，是通过蒋鼎文深夜电话把他调出，中途截杀，用绳子勒死后投入枯井灭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