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看我们的这个时代 -- 公羊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三层面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理解我们的辉煌与埋在下面的隐患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

在过去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

这样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

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19世纪后几十年，随着远洋轮船、铁路、电报和苏伊士运河等的出现，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幅提高关税，标志着战后世界进入一个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严格限制资本活动的时期。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阻止了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尤其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异军崛起，老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旧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甚至发生了逆转。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此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苏联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松动，特别是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使经济全球化势头重新显现并逐步高扬。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盛行。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为标志，全球的意识形态开始由左转右，开始“去凯因斯化”，为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革铺路架桥。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而在这种赌场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而当前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规模如此之大，是多个层面的矛盾自19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30年的结果。

毫无疑问，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空前复兴和发展，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头脑里的凭空杜撰，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这种经济全球化既反映了当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作为人类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在一定历史范畴内，它直接推动了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国际金融和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生产力的显著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将造福于人类，并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一:20世纪中叶以来，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并开始全面建设，先后进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多种联合协调的形式积极活跃于世界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少数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逐步有所改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地位不断削弱，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构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生力军。但是，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顺利进展，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越来越不屑一顾。在全球化的今天，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等各种新势力越来越强大。国际上的很多决定已经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经济的中坚势力发布。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越来越遭到削弱。

二:过去的30年来，全球的社会制度设计和演变都是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这些制度忽略了，甚至有意削弱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从而导致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相对下降，消费购美力出现不足。这一情况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此前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国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开始了“去罗斯福化”、“去福利化”以及“去国家化”的大规模变革；而中国则是自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其导向和美国类似，是“去共产主义化”、“去福利化”和“去国家化”。这些改革固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活力和生产效率，但是，却越来越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降低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和谈判能力，抑制需求能力的提高。而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一情况也表现的愈发明显。

三: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这在科学技术惊人发展特别是由美国主宰的信息技术进步的时代更是如此。文化和意识形态必须有载体，如报刊、书籍、电脑软件、电影、电视台和互联网等，而这些载体是需要巨额投资的。美国有对外进行思想文化宣传的强大国家机器，特别是高功率、高覆盖率的广播、卫星电视使世界缩小，数亿人在同一时间享有同一个重要新闻信息，并产生交流和互动。这种时空上的同时性和同位性，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干扰任何一个民族的舆论和情绪，甚至破坏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作为西方全球化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普遍制造对西方的迷恋、膜拜和奴性，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第三世界被剥夺的决不仅仅是资源、市场、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坚强而美好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这个时期开发出来的技术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晰。的确，有毒物品污染、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衰竭、土壤遭受侵蚀、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等现象都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确实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新兴工业化国家消费市场发展的范围和速度完全是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翻版，则必然会使整个环境体系和社会体系崩溃。工业时代的旧的发展战略已不再可行，时代正在呼唤一种新的、更加有包容性的经济模式的诞生，一种能使全人类家庭生活质量都得以提升而又能使自然环境得以恢复并建立良性循环的模式。

五:此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必需靠美国的信贷扩张来维持。美国信贷的扩张带动消费的扩张，这成为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一模式有三个核心支撑要素：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即美元和黄金脱钩；二是美元继续是国际货币；三是后发国家极力扩大出口。一方面，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增发也就失去了硬约束，它唯一的约束是全球市场对美元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极力扩大出口的政策，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他们必需增持美元资产以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也就增加了市场对美元的接受度。结果就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债存量快速上升，而且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美国国债的增长高度相关。在1990年代以前，购买美国国债的主要后发国家是日本，进入21世纪后，则是中国。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不会再有后来者了，因为这一模式本身就要崩溃。作为这一模式的终结者，中国自身也将遭遇空前挑战，因为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而忽略了内需的培育。

资源、环境超载倾向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倾向是此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内在约束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先后激化将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此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经崩溃。

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的出发点是拯救业已崩溃的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现在需要的是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取代旧有经济增长模式。由于没有、或者较少触及压缩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核心问题，这些救助措施只能拖延危机，并不能终结危机。一旦这些政策效果消失，全球及中国的经济形势将迎来新一轮的恶化潮。

目前的形势要求全球、中国社会可能朝向压缩收入分配差距变革。未来将会出现以支持收入分配均等为导向的利益诉求、政治斗争和制度安排，社会不稳定程度可能增加，甚至出现动荡、动乱。罗斯福新政对中国当前局势有很好借鉴意义。同时，全球、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都可能因这次经济危机而朝向以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1940－1970年代变革。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滞后阻碍经济发展，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曾陷入过“中等收入的陷阱”。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高频繁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特别是今年两会关注民生的路线图，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最初的应急措施之外，我们已经开始出现立足长远，为下一步大发展积聚社会建设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社会建设成为了转“危”为“机”的衔接点和关键步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建设不仅是社会建设本身，更是通向中国发展转型的关键路径。

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期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世界赋予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