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鲁迅童年家庭变故考：周福清的罪名究竟是什么 -- 云横居士

“我于1881年生在浙江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在我13岁时，我家里忽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不过,递条子也有技术性讲究,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的浙江乡试条子案,就是在“递”这个环节上出的岔子,事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那一年,皇帝钦点的浙江正副主考是殷如璋、周锡恩,已经乘坐官船从北京南下了。彼时原在北京历任翰林学士、内阁中书的周福清正丁忧在籍,得知熟人周锡恩放了考差,便想借递子弄一笔佣金。这种事也是人尽皆知的窍门,风声一放,共有五户人家与之接洽,讲定价钱后,即进入操作,由周福清带着这五户主顾共同派出的一名叫陶阿顺的佣仆,一起去两位主考暂时驻骅的苏州下条子。条子和银票都攥在陶阿顺手里,主顾们坚持要让自己人亲手递出才放心。

按科场制度,考官出京直到入闱,一路关防严密,绝对不许同外人交际应酬,所以暂泊苏州时,也是不离官船半步,周福清知道这规矩,所以事先关照陶仆,两位大人各有一船,你得去周锡恩周大人的船上投帖;如果不见,便可将装有条子、银票的信封连同我的名帖一起交给其随从。孰料陶阿顺极蠢,竟将名帖和条子一起投到了殷如璋的船上,还要索取收条。一给收条,岂非是交通外人的证据,殷的家人当然不肯给。陶想哪有收了钱不给凭据的道理,硬向他要,便争吵起来。彼时苏州知府王仁堪正在接差,陪着殷如璋在船舱内说话,听见外面喧嚷,便查问究竟。一份周福清的名帖,外加一个信封,拆开一看,一张纸条粘在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银票上,纸条上写:“计开: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就是说,共有六个考生,都是将四个字分别嵌入答卷作为暗号,其中姓马的是现任官员子弟,是做官卷的。“小儿第八”,就是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据台湾学者高样(云横按:原文如此,应为高阳)先生分析,这票生意是五户人家各出两千银子,而周福清则在“整批交易”中将儿子夹带在内,信手捡个便宜。另外,如事情办妥,约有二至三成的佣金可得。 这时殷如璋已明白此为递错了条子,但当着王知府的面,只能请他依法处置,以示撇清嫌疑。此外,也有说周福清递条子的对象正是其同年殷如璋而非周锡恩。事情到此地步,王仁堪只能当场将陶阿顺扣下,周福清不久也投案自首。据周作人回忆,最初王仁堪也想捣浆糊了事,说周福清有神经病,但周“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鲁迅的青年时代》)。不过他把所有罪名都兜揽到自己身上,道是条子上的五户人家都没有托他,只因“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就自说自话操作了,连陶阿顺也是借朋友家的奴仆使用,并不知情。 说来也难怪周福清嘴硬,据《庸庵笔记》载著名的咸丰戊午年顺天乡试案发作后,参与办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去问副主考程庭桂:“外部喧传此科中条子甚多,有之乎?”程坦然答道:“条子之风不始[于]今日,奚足为怪?”陈问:“那么你收到条子没有?”听桂笑曰:‘不下百余条’,乃出而示之”。鉴于这也是一种潜规则,所以从下到上,都想替周福清一案来个大事化小,连五家买主亦尽力包庇。在浙江巡抚崧骏《关于革审犯官周福清的奏折》中,除“闱内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暨周福清之子周用吉,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外,其所列知顾、陈、孙、璋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最后,周福清也保住了性命,在牢里坐监八年后释放,但堂堂翰林的门第就此衰落,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当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待主考的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查办。”“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死刑，有时要杀戳l0几人之多。清朝末年这种情形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内。前后经过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仗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应该说，在浙江科举舞弊案前，周锡恩的仕途是一帆风顺的。他思想开放，赞赏维新，是当时较有世界性眼光的官吏。然而，命运显示了它的另一面，1893年(光绪l9年)周锡恩又奉旨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结果，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卷入科场舞弊案，鲁迅祖父周福清派去送银票的听差，急于要回执，殷如璋在周锡恩面前无法掩饰，便一同下令拿下听差陶阿顺。关于这场科举案的详情，《罗田县志》并没有很多的记载，只说“为揭发浙江人周福清交通正考官舞弊一案，反被浙江人污蔑。”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大的可信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锡恩受此案牵连并蒙冤，因为真正追究起来，周福清之所以敢冒然行贿，除了与殷如璋有同年之谊外，他可能考虑与周锡恩是同宗，这在封建时代是颇被看重的。因为真正要为亲友及自己的孩子弄个举人名分，没有周锡恩出力，殷如璋可能很难操作。因此，尽管周锡恩没有受贿，但从情理上说，别人要把他牵连进去是很容易的。受此打击之后，《罗田文史资料》中说，周锡恩曾欲借官员考绩之机，乘机上达皇帝，但因为他是被弹劾的官员，考绩所得“京察一等”不予登记，这样见皇帝的机会也没有了。更令周锡恩意想不到的是，当时大学士徐桐参奏张之洞，谣传奏文为周锡恩所写，结果导致周锡恩与张之洞十年师生情谊断绝。周锡恩的仕途因科场舞弊案基本完结

得知陶阿顺被捕，周福清慌了手脚。他打听到陶阿顺被押送到苏州府审讯，就赶紧想办法疏通关节。正好一个叫陈秋舫的绍兴人在苏州府做幕僚，同周家还有亲戚关系。但周福清得罪过陈秋舫，也许他本人已忘了，陈秋舫却至今怀恨在心呢。陈秋舫刚结婚时，在周家台门住了一段，日子颇为悠闲，便有些乐不思归了。周福清看不惯，背地里挖苦说：“躲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这话传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他赌气告辞了岳家，发誓不取得功名决不再登周家的门。后来他果然中举，在苏州府做了幕僚。周福清去找陈秋舫，对方果然托故不见。苏州知府王仁堪也与周福清相识，他初审了案犯，觉得案情很严重，如果查下去必然要株连很多人，因此就和陈秋舫商议，想大事化小，但陈秋舫坚执不允，一定要秉公断案。知府无奈，只好把案子转给浙江臬司，并派苏州臬司押解陶阿顺到杭州。周福清见没有办法，只好逃往上海躲避。案子到了浙江，浙江巡抚崧骏进行了审讯和调查。信中的银票和名单是铁证。浙江巡抚查出信上所列“小儿第八”是周伯宜（考名周用吉），立即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但因为就要乡试，案子暂时放下。等乡试结束，崧骏将此案上奏光绪皇帝，并说，只有将在逃的周福清捉拿归案，才能查个水落石出。光绪皇帝看了奏本，下了一道圣旨，措辞十分严厉：“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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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朱批觉得不够，还要另颁一旨。这样一来，周福清的案子成了所谓“钦案”，全国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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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被押解到杭州。在后来的审讯中，周福清多次供称，贿赂案是他一人所为，与参加考试的其他几家没有关系。这样审了几次，崧骏把结果报告皇上，说周福清去通关节，是一时糊涂起意，而且也没有成功，再加上后来的投案自首，应该酌情减罪。这分明是有意回护他。最后，崧骏的意见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光绪看了奏本，批道：“刑部奏议”。年底，刑部拟出的判决是：“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这个判决实施，周福清就得去东北、西北边疆，或者其他环境恶劣的地方。光绪皇帝不同意刑部的意见，又颁旨说：“未便遽于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在杭州府狱关押，等待秋后处决。虽然免去了路途之苦，但在监狱里等死的滋味却更难受。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踢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御笔改轻,表示“恩出自上”;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着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来,周家可就惨了。第二年太后万寿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绪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

浙江巡抚“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因为周福清虽想疏通关节，但未成；虽想行贿，但“财未与人”，事后又投案自首，于是，他把难题推至刑部。刑部经讨论后定为“杖一百，流三千里”，流放地是新疆

在供词中，周福清竭力把这事说成不是经过大家计议过的，而是他到北京探亲路上，途经上海时一时起意，事前有关的人并不知情。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也只不过是一纸空票。因为那几家家道殷实，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这样，他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浙江巡抚崧骏接受了他这种供词并据以奏闻，其原因应该是崧骏也不想兴大狱，这一点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折中有所反映。在这道奏折中，他还报告了已做的处理：“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在这里，还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点，那就是周福清派陶阿顺给殷如璋送去的只是带有周福清自写的“洋银一万元”字样的一纸“空票”。这一点极其重要，与案件的最后结果关系极大。因为如果送去的是一张可以兑现的钱庄期票的话，周福清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予一死的。

清代由杜受田、英汇等修纂的《钦定科场条例》，对科举制的方方面面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其细密严谨程度世所罕见，其中对防止舞弊的规定可以说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这些条规是在科举考试上千年的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我觉得，未曾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想像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认真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忘记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

清同治十年（1871），周福清与薛允升一同考中进士，后薛允升任刑部主事，周福清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九年（1893），周福清科场案发，被光绪亲判为“斩监侯”。当时薛允升虽改任刑部右侍郎，对周福清这科场案（注：周为马、顾、陈、章、孙五姓亲友子弟和儿子周伯宜参加乡试而贿赂考官，但未成事实），想帮忙却帮不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薛允升见光绪被慈禧囚禁瀛台，而慈禧忙于镇压革命派，早已把这事忘了，他为了护救世交，又认为周所犯的那宗科场案未成事实，即“附片奏请，依照庚子年（1900）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见周作人：《鲁迅的故事·介孚公》）。在薛允升的相助下，于是周福清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