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z -- 茶博士

房向东

　　一

　　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

也有二三十人。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

见的。许多人当时是名人，不少人后来成了名人。许多人当时是那样，后来却变

了一个样。中国人尤其爱面子，中国文人则酷爱面子，被“骂”之后，是绝不会

善罢甘休的。于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中，你来我往，你争我斗，批评，反驳，

辩解，声明，反思，诸如此类的文章，鲁迅生前身后，不绝于文坛，虽有是非曲

直、利害功过，却时不时被当事人和非当事人搅扰得不清不楚，沸沸扬扬。

　　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冲破了种种禁区，呈全方位开放趋势。鲁迅曾经被陪

绑在另一个神身上，似乎也成了神；一切被神化了的，都还了俗，鲁迅也成了实

实在在的鲁迅了，所谓“返回鲁迅本身”是也。于是，有人提出鲁迅研究也有“

两个凡是”，比如有人认为应该推翻“凡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鲁迅赏识

的人就好到底”的观点。有的人公开对鲁迅表示不屑：“鲁迅么，无非就是骂人。”

至于别人骂鲁迅，对鲁迅进行围剿，他们是有眼无珠，全然不见了。至于鲁迅为

什么“骂人”，“骂”得对不对，以及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乃至鲁迅“骂人”

的意义和价值，等等，等等，他们都无暇无心去细究。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

为转移，分析问题不顾及这些，抽去了历史背景，前提条件，等等，惟余“骂人”

二字。这无非是为了贬低鲁迅、否认鲁迅。

　　鲁迅生前死后，或是被攻击被践踏，或是被利用被神化，但我们只要忠实于

鲁迅本身，就可见这些侮辱与损害，并不影响鲁迅自身的伟大。有人为鲁迅的屡

遭误解鸣不平，认为鲁迅也是不幸的。其实，这不是鲁迅的不幸，鲁迅至多是被

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已，轻轻一抹，灰尘自去。有《鲁迅全集》在，犹如崇山峻岭、

长江大河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倒觉得，从一些无聊的、

浅薄的诋毁鲁迅的文章中，看出了某些中国人，甚至某些中国名人的不幸。郁达

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

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为鲁迅的一死，

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

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散文选集?怀鲁迅》）

　　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伟大决不因为哪一个大人物盛赞过鲁迅，所以才变得

伟大起来。不是的。鲁迅存在的本身，决定了他应有的地位。鲁迅是中国现代文

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倘没有鲁迅，本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史，不说黯

然失色，也肯定要减色几分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骂人”现象呢

？

　　我以为，我们首先要理解当时的时代。“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少

有的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几个时期之一。在对传统一元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

的同时，外来文化纷纷涌进国门，逐步形成了文化机制的多元格局。蔡元培循“

思想自由”原则，首先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主义”，即：“无论有何种学

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

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载1919年3月18日

《公言报》）同人刊物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派别林立，论战不休是二三十年代

文坛的特征之一。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文人的“不团结”和文坛的矛盾，不如说是

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繁荣和活跃。彼此骂来骂去，虽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但大多

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虽然也有“骂人”的“不雅”，而惟其“不雅”，才更真

实，更有生气。较之于文化取向不受制约和挑战的“一边倒”----无论倒向哪一

边，不管是雅的还是俗的----都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

　　二三十年代，并不是只有鲁迅在那里“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不是

的。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仅骂过鲁迅，甚至也骂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人

力车夫”派。带着湘俗湘风进入北京文坛的沈从文，在《沫沫集》中也指名道姓

地抨击了许多文人。高长虹不仅骂鲁迅，也骂周作人、郁达夫。冯乃超在《艺术

与社会生活》中抨击鲁迅的同时，还“举了五个作家”的例，其中说叶圣陶“是

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想的悲哀’……这

是非革命的倾向”！当然，每一个作家与社会、时代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每一

个作家的个性不同，有的作家埋头创作，从不参与“骂人”，有的作家偶尔骂骂，

但“骂”的是皮毛，“骂”不出名堂，也就销声匿迹了；有的作家唾面自干，骂

不还口，你骂你的，我干我的，比如，同样面对《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的反

响是激烈的，叶圣陶却置之不理。

　　像鲁迅这样会“骂人”，并把它诉诸文字，说明了鲁迅是非之心不泯，爱其

所爱，憎其所憎，并且不虚伪，不造作，敢说敢骂，其实还是十分可爱的，鲁迅

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

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

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

（复吕蕴儒）》）鲁迅的“骂人”文章不仅指出了种种之可骂，并继之以骂，而

且挖掘出了“骂”以上的文化意义。有那么一些文字上温柔敦厚的人也骂人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极普通的事。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就是没有把骂人的内容写

成文章，背后骂起来，也许比鲁迅还要声色俱厉哩！这是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区

别是，只是骂人，没有“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就是说没有形而上的文化的东

西，虽然写成了文章，那骂人也仅仅是骂人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甚至认为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骂人”的年代。说好听的，

叫百鸟争鸣，说难听的，叫彼此相骂。总之，不足为奇。鲁迅不过是百鸟中声音

比较宏亮的一只鸟，“骂人”不是只有鲁迅才为之，也一样不足为奇。如果说鲁

迅杂文与一般的“骂人”文章有什么区别的话，就在于鲁迅比一般作家高明，刻

划了社会典型，骂出了形而上的文化意义来。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循思想自由原则，观点的分歧乃至对立不应影响正

常的人际关系。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以后，胡适仍邀李大钊来家谈论政事。

在新文化阵营分裂以后，鲁迅、周作人仍跟胡适一起畅谈文学，胡适还在日记中

夸赞“周氏兄弟最可爱”。周作人与胡适曾围绕溥仪被赶出宫的事件展开尖锐的

原则之争，同时他们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至于李大钊与章士钊，辛亥革命后他

们政见日见分歧，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甚至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人居然奇迹般

地保留了14年深厚的友谊。在鲁迅针对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痛骂“叭儿狗”以

后，林语堂不但接受了鲁迅的批评，还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鲁迅也仍认为

林语堂是自己的老朋友。

　　其次，“骂人”常常是以团体为阵营的，比如“创造社”、“太阳社”骂“

新月派”、“语丝派”等。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把某个团体定为反动的了，团体内的人

物自然都成了反动派。若这个团体内有革命的呢？或者为革命派讳，一笔抹去，

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团体；或者当作辫子，当某一运动来了，可以作为

内部整人的把柄。至于被定为革命派的团体，那概念上好的东西，一律往上贴金，

搞得金光闪闪，而那些非革命的，还有叛徒、汉奸之类，或是一笔抹去，一字不

提，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团体；或者干脆称他们是投机钻营。经过这

样“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把十分复杂的二三十年代文艺团体之间的彼此互骂，

简单化为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的团体，虽然有一个总体的倾向，但基

本上是大杂烩，是同人的松散的团体。几个朋友，你拉一个，我拉一个，就这样

拼凑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不会像成立一个政党那样，对加入者既

要申请，又要考察。没有那么复杂的。事实是，除了“左联”以外，大多数的团

体是愿来就来，愿走就走。即便以“革命”团体而言，“创造社”中，不是还出

了汉奸张资平吗？“太阳社”中，不是有了变节分子“革命小贩”杨［屯阝］人

吗？“左联”不是也有“第三种人”杜衡吗？

　　当然，若是进行所谓成分分析，还是右翼团体比较典型。我们以“现代评论

派”为麻雀，来一番解剖。过去，我们总是简单化地斥“现代评论”派为“帝国

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事实是，其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有中间偏左或中

间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战士，

比如原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和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等。有当时就是共产党人，

或革命的或倾向进步的文人，他们经常在该刊上撰稿。比如，陈启修、杜国庠、

田汉、胡也频等。也有当时确实是偏右的人，如胡适、陈源，甚至后来成为敌人

的王世杰、唐有壬等。

　　“现代评论派”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复杂，必然决定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

和文艺观点的迥异。郭沫若曾经说过：“现代评论派”“构成分子大部分还是有

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开地说，也还比较开明”。（《创造

十年续篇》）《现代评论》的政治思想比较开明，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

反军阀，支持正义、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章，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

中，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暴行的文章，声援爱国群众运动，悼

念烈士。如《上海租界的杀气》、《上海租界的惨剧》、《论上海英捕枪杀中国

人事》、《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要纠正政府的外交步骤》、《段政府的高

压手段》、《人权的保障在哪里》、《示威运动与警察》、《持久的爱国运动》、

《对爱国运动的谣言》、《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论三月十八日惨剧》、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等。《现代评论》还刊发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

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

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但是，

“现代评论派”中也有不少人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政府，

为他们罪行开脱，向革命群众泼冷水，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的反动文章，如陈西滢的许多《闲话》。“现代评论派”支持拥护五四新文化运

动和文学革命，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作家作品，批判反击封建复古派和

国粹派，甚至连陈西滢也极力推荐过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们在刊发

文章时，没有宗派门户之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

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由此可见，“现代评论派”无论是在政治立

场、思想倾向，还是在文艺观点方面，都是复杂的，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

　　一本《现代评论》，就是多元文化的活标本。我以为，对于“现代评论派”，

既要指出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鲁迅“骂”了

“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人，就一概否认“现代评论派”，事实是，对于“现代评

论派”，鲁迅主要是“骂”陈源，基本上是不及其他的。至于鲁迅的“骂”胡适，

那主要是在上海时期了，与《现代评论》时期的胡适几无牵涉。

　　我以为，二三十年代的论战，有的时候，仿佛矛头是对准了某一团体，但究

其实，也只是对准该团体的某一时期或某一具体的人。把对个人的抨击扩大为对

团体的攻击，就给人混战的感觉，乱糟糟，说不清楚了。就说“左联”吧，鲁迅

抨击过周扬、田汉等，也有对“左联”很失望的时候，但不能以这些为根据，一

概否认“左联”。到了“左联”解散时，鲁迅甚至可以说是不大赞同的。

　　再次，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我们对鲁迅“骂”过的具体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要有一个把握的原则。换言之，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对人的评价问题。

　　鲁迅著作中，涉及那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很多。鲁迅对他们，有赞扬的，

有批评的，有严厉责斥的，有极端鄙夷的。当然不能说被鲁迅批评的人就必定一

直不好，因为一个人毕竟是可以发展变化的。鲁迅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

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鲁迅的批评对

象是各有侧重点的，鲁迅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

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

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

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对争论范围以外

争论对象的功过，鲁迅一般较少提及。就事论事，抓住要害，不及其余，从当时

的斗争实际看，从一般的杂文写作的方法看，这都是合乎情理之举。就好比我们

指出一个人头上生疮，而不必管他脚下是否患了脚气，也不必管他胃是否好，肝

是否坏。鲁迅是个作家，是个战士，而不是给人盖棺论定的个人人生档案的执笔

者；鲁迅写的是杂文，而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虽然鲁迅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

绪，“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

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华盖集续编?小引》）但在对人物进

行历史评价时，却不以个人的亲疏好恶定高低，而是坚持客观的科学的理性的态

度。例如，对于《现代评论》和陈源，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

言里，就公正评价了陈源负责编辑的文艺版，并突出地介绍了陈源之妻凌叔华的

创作成就。他曾尖锐地批评胡适、林语堂，但在回答斯诺关于中国现代最优秀的

诗人的提问时，他谈到了三个人，其中就有胡适；在回答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杂文

作家的提问时，他谈到了五个人，头三名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

　　人是会变的，人是矛盾的，这是常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

独秀，息影政坛后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力主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胡适，却长期提

倡“整理国故”，并孜孜不倦地考证《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

其人生的最后20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就说鲁迅自己吧，在

辛亥革命后的失望之余，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颇有些成就。陈丹晨

在谈到对鲁迅“骂”过的人的评价时，为了说明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变化，曾举过

杨度的例子。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一心想做袁世凯洪宪皇朝的宰相，在这

方面，他是有言有行的，很多历史书已有定评。但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证明，他

晚年却是一个共产党员，为支持党的事业曾变卖家产。陈丹晨说：“这个跟头翻

得是很大的，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但这是历史事实。可见一个人的一生的变化，

可以很大的。”（《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

　　既然鲁迅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不是盖棺论定写悼词，那么，鲁迅“骂”过

的人的以后的变化，本该与鲁迅无涉。宋志坚对鲁迅的“骂人”现象有过一个形

象的比喻，他认为鲁迅针对具体人的批评是“照相”，而照出的形象当然只能反

映照相时的真实。有的丑小鸭以后变成了天鹅，他可能会拿着自己成了天鹅时的

标准照，来非议鲁迅：“难道，我是这么丑陋的吗？鲁迅骂错了！”这只能证明，

天鹅先生虽然成了天鹅，但搞的还是形而上学。至于有的实实在在的被鲁迅赞赏

过的天鹅，后来脱毛了，老朽了，这和鲁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就是以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事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来评价鲁迅对具体人的批评，其目的无非是要贬低鲁迅。早在1983年，李何林在

《鲁迅论》“重印说明”中就举有一例。他在谈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

说：“到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还有说鲁迅当时批评李四光和章士钊都是错误的，

因为李四光的地质学对新中国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贡献很大；章士钊晚年也替新中

国作了些好事，他们都是好人，鲁迅先生批评好人，可见错了。”李何林批评的

这种人的逻辑若是成立，那么，鲁迅“骂”过的人，几乎都骂错了。今天我们同

日本友好，那么，八年抗战也是错的吗？

　　这几年，有一股风，专门捧鲁迅“骂”过的人，并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

鲁迅的批评。比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胡适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肯定他们的成就，与鲁迅对他们的批

评，本来是并不矛盾的。可是，有的人把鲁迅当作反衬，贬低鲁迅从而抬高他们，

不说别有用心，起码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的。

　　林语堂等人，都比鲁迅长寿，在鲁迅逝世以后又走了很长的人生道路。因此，

他们的历史评价问题，都是后人的任务，与鲁迅无关。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

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

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这是常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时时记着这

些常识，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历史人物以后的作为与鲁迅先前的评价做对比，

得出他的结论，来损坏鲁迅的形象。

　　我们也不妨来看看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几种情况。

　　一是正如鲁迅所“骂”的。许多鲁迅极端鄙夷和严厉斥责的人，后来的历史

发展，越发使他们现出了原形。例如，张资平、张春桥之类的人物。他们以后的

整个历史发展，毕竟为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种角色，作了最好的说明。知人论世，

是一门非常不易掌握的学问。鲁迅知人论世的眼力，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一是变得好起来了。比如周扬，“左联”时期搞过宗派，被鲁迅“骂”为“

奴隶总管”，建国后整过胡风等人。到了晚年，他似乎少了霸气，为人道主义辩

护，殊属不易！又如杨荫榆，后来她敢与日本人抗争，死于日本宪兵的刀枪之下，

是有民族气节的。此外，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年镇

压学生运动，晚年甚至为学校无理开除学生而辞职。

　　一是变得更坏了。比如周作人，兄弟反目，是因为家事，与政治、思想无关。

三十年代对他的批评，也无非是小品文等小摆设、大摆设问题，属于文艺观的不

同。可是，后来周作人却成了大汉奸，这大约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吧。

　　一个人变得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让鲁迅为他们的变化负责。尽管这

样，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鲁迅研究以外的这样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由于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毛泽东沾上了神气，也被神化

了。虽然鲁迅赞扬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鲁迅并不能保他们安然无恙，但鲁迅

“骂”过的人，不少是遭了厄运的：“四条汉子”惨遭迫害，那是众所周知的了。

吴组缃因了鲁迅“据说”他的家人为躲红军逃到上海，长期陷于困扰。徐懋庸因

了“反对鲁迅”的罪名，屡遭揪斗。高长虹因为与鲁迅的纠纷，甚至殃及他的孩

子……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鲁迅“骂”错了，也决不是鲁迅要陷害他们。这只

能证明，中国某一时期的政治，是多么黑暗！鲁迅说孔子成了敲门砖，但不会有

人以此否认孔子的伟大存在；一样的，鲁迅曾经成了政治棍棒，但只要理智健全

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否认鲁迅的伟大存在。

　　其实，纠缠于人事的纠纷，决非鲁迅的本意。1936年7月，鲁迅逝世前夕，他

和冯雪峰谈到某些同人、战友不理解甚至误解他的论战的意义时，沉痛他说：“

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

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我实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谓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

社会的，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

《雪峰文集》第四卷第25页）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说。

　　二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一些人讨伐杂文的观点，鲁迅对自己“骂人”

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人的评价的态度。

　　杂文的兴盛，完全是因了鲁迅的崛起。倘若抽去鲁迅的创作，杂文在文学殿

堂可否占到一席之地，也还是一个问题。尽管鲁迅杂文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

时人对杂文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攻击杂文，就是攻击鲁迅，

至少包含有贬低鲁迅的成分。归纳起来，他们不满鲁迅、反对杂文的观点，大约

有以下几条。

　　他们攻击杂文的“不满现状”。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

攻击杂文作者说：“有一种人，总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

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

图一时口快笔快”。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的《杂感》一文，说“鲁迅先生对

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

有感想”，“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这

样攻击一通之后，官气十足地指摘鲁迅不拿出“究竟的主张”和“鲜明的回答”。

梁实秋也认为作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冷嘲热讽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

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去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如果开

不出“药方”，人人都要变成哑巴吗？那不是又成了“死的中国”了？

　　从梁实秋等人的观点看，他们当然不满于鲁迅的不满现状；他们还不满鲁迅

不满当时的正人君子，每每跟他们过不去，报告着他们的卑劣。鲁迅说：“我有

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

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鲁迅会给正人君

子们“不幸”，如此，他们当然对鲁迅的“不满”是不满的。鲁迅“决不想在言

论界求得胜利”，是他偶尔有的心情，他另一方面的心境是，他要给他所不满的

对象一点“不舒服”：“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

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

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

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

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坟?题记》）在“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

界”的人眼里，鲁迅的“不满”，破坏了他们的好心境，当然是恶毒的了。

　　在对“不满”的不满的同时，他们攻击鲁迅的杂文是“骂人”。他们把鲁迅

和左翼文艺对于各反对派别的原则性论争，一概都谥以“骂人”的恶名。官方的

《中央日报》上的《文坛与擂台》一文，就把鲁迅的笔战文章说成是“骂人文选”，

并且说：“养成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

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杜衡的《文坛的骂风》则认为当时的文艺论战，

是“一团糟的混战”，而造成这“混战”的原因，是“杂文的流行”。他把杂文

与骂人文章划上了等号，“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

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他攻击杂文的作者，说：“写这些文

章的动机……大概十分之中三分是为着意气，三分是出于编辑先生的‘拉’，三

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

可骂之故”，只有“剩下来的一分，那大概是可以让给真理或正义这些东西去吧！”

于是，他的结论是：“现在是大彻大悟的时候，不要为着这十分之一的真理而化

尽了十分之十的勇气。大家不是吵着文坛的寂寞，没有伟大的作品吗？我们的气

力是应该用得更值得一点的。”要杂文作者改过自新，停止杂文的写作。

　　对于“骂人”问题，鲁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在中国做人，骂民

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

《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为什么呢？骂别的什么，似乎都可以与他无

干，他甚至还可以和你一起骂。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了多少中国

人的共鸣，人人在声讨中国人的丑陋，仿佛这么声讨了，他自己就不在丑陋之列

了。倘若柏杨也像鲁迅那样，“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瞿

秋白：《＜鲁迅杂志选集＞序言》），指名道姓地“骂人”，情况又将会怎样呢

？那自然难逃被骂者的愤怒声讨。所以，所谓反对“骂人”的人，一当自己被骂

了，也是要骂人的。鲁迅是看透了这些人物的。他说：“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

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

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

人一样----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又

说：“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致陶亢

德信）“骂人”不足为奇，假清高的、讥讽鲁迅“骂人”的人，自己未必不“骂

人”。正如我在上面已提到的，鲁迅认为“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在《论讽

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

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

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在《“题未定”草（八）》中，鲁迅论及战斗的

作者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

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这显然是对杜衡之流的回答。

　　因为总是“不满”，因为“骂人”，所以他们认为杂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又假惺惺地劝鲁迅去潜心于“鸿篇巨作”，搞“伟大的著作”。《中央日报》

的文章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但这种文章“一星期

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劝鲁迅要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人，“去发奋

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作品”。大学生林希隽也像《中央日报》一样，要

人们想想外国为什么会有《和平与战争》这样伟大的作品产生。他把杂文和伟大

的作品对立起来。但他缺乏一般的文学常识，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

名都搞不清楚，所以鲁迅称他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

　　对于这种攻击杂文的文章，鲁迅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鲁迅认为，所谓搞“

伟大的著作”，是为了用名利诱使他离开激烈的现实的阶级斗争。鲁迅说：“托

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准风月谈?后记》），也不“希图文学史

上的位置”。表示“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就仍要它来适应斗争的需要，

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

争”。（《且介亭杂文?序言》）

　　至于伟大，大的稍懂得现代史的人，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所有

杂文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划的是中国人

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

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鲁迅虽然时有“骂人”，但其实，他对人的评价却

有其客观的标准，理性的态度。

　　首先，鲁迅论人是重大节，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许广平记录的鲁迅谈话中，

记着鲁迅一次同来访者谈起某些人喜欢用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简直有切肤之痛。

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

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

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

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

都给以原谅了。”（许广平：《片段的记录》）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

《反自录》一书中所说：“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

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里提出了“观其趋向之

大体”的论人标准；而所谓“趋向之大体”，即指“趋向苟正”还是“趋向苟差”。

这是着眼于“大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论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三十年代初，

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

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

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

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

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袁宏道的形象被林

语堂等人歪曲了，于是“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鲁迅与郭沫若曾笔墨相讥，

然鲁迅看郭沫若，也是“观其趋向之大体”，“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

着个人的恩怨”。

　　其次，鲁迅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

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

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

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

一二》）鲁迅批评“女性”的文章，是“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

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

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

于短文”。（《两地书?一０》）这里，鲁迅道出了他的战斗方法，抓要害，作

短文。如此“剧毒”短文，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鲁迅的攻击，只是攻击可攻击

之处，而不是针对攻击对象的一切。比如，攻击对象的脚底流脓了，鲁迅只攻击

他的脚，而决不无事生非，说他得了梅毒。鲁迅批评蔡元培，是批评他在“清党”

前后的言行，而不涉及他的教育思想；鲁迅批评李四光，是批评他在“女师大风

潮”中的具体作为，而不涉及他的道德学问……而这些不及其余的批评，并不影

响鲁迅在其他方面赞同被批评者的观点，甚至并不影响彼此之间有可能成为朋友。

比如，冯乃超说鲁迅“醉眼陶然”，鲁迅也不客气地“回敬”过他，但在反击梁

实秋时，他们却是一致的。鲁迅批评过周木斋，后来他们在曹聚仁家中却“相见

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再次，鲁迅是重视团结，也力行团结的。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

误大端。我们知道，鲁迅与成仿吾有过笔战，鲁迅对成仿吾甚至有厌恶之情。然

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回，

鲁迅在上海见过成仿吾，夸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

成仿吾也说过，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的。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

一大串，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等。以上这些内容证明了鲁迅有宽广的胸怀，

力行团结。其实，团结是以宽广的胸怀为前提的。

　　在谈到鲁迅“骂人”一类杂文时，茅盾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倘就鲁迅杂文

的作用而言，“匕首”或“投枪”，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他

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象，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振聋发聩的

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鲁迅杂文的战斗

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

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

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

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茅盾的

话，是符合鲁迅“骂人”的客观实际的。鲁迅决不是一味地骂，鲁迅心中有一杆

秤，心明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