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大一统封建王朝治乱之经济学分析 -- 西北人

大一统封建王朝治乱之经济学分析

读中国史，总让人糊里糊涂。为什么战国七雄里，一个小小的燕国就能应付有余的匈奴，大汉皇帝倾全国之力，不过和它打个平手？为什么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十余万的蒙古，居然可以灭掉有上百万军队，两千万以上人口的金和南宋？为什么区区一个满洲，可以亡掉堂堂的大明朝？为什么明朝不亡在昏庸的万历和天启手里，却亡在还算是不错的崇祯手里？为什么杏花春雨江南，总要湮灭在塞北的骏马秋风中？

老书呆子们试图做出解释，说什么“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解释崇祯的时候，就说他运气不好，祖上不积德。一个王朝的衰败，千万条性命的代价，换来的教训难道仅仅是一个“气运使然”？

不幸得很，小书呆子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了老书呆子们的胡说八道。又告诉下一代的小小书呆子，一点没有接受教训，以为“远人不服”是因为没有修文德，大可以“修文德以来之”。

所以1840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超出整个欧洲，中国仍然打不过悬师远征的英国人。1894年，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居然沦落到被东瀛岛夷羞辱的地步。

有人问伊藤博文，中国那么大，有十八个省，我们小小一个日本能打得过？伊藤博文笑着说，是呀，日本打十八个省的大国是打不过，但是中国的十八个省其实是十八个小国而已，全日本的力量，打一个小国是绰绰有余的。可以作为伊藤理论注脚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南方各省居然通电中立。

这些奇闻，难道仅仅是“仁义不施”、“统治腐败”可以解释的？

历史其实是最没用处的学问，尤其是没有读懂的时候。只会背书，是书呆子，看书呆子写的历史，还相信了，就是呆子了。中国的呆子老是那么多，这就是五千年的中国文明为什么慢得像老牛拉破车。

中国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总是摆脱不了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怪圈。如果说制度不完善，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各个封建王朝的制度惊人的相似，几乎没有实质性变革的事实；如果说制度完善，那么何以一走到二百来年，就都开始出现种种亡国的征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之寿命，举例来说，西汉229年（含新莽15年），东汉196年，西晋52年，隋38年，唐290年，明277年，清268年，大都集中在二百来年，没有一个超出290年的。其中除西晋和隋的短命，存在较大的人为偶然因素，不具有典型意义，应该认为是特例外（元朝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有特殊性，其他王朝不在大一统之限，在此不予分析），其他各朝可以说都是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经济模式的典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的覆亡，也和封建经济模式的痼瘤有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和西方所谓“Feudal system”是不同的，西方的“Feudal system”和中国西周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家臣的分封制度相似，而和大一统时代的封建王朝之特征相去殊远。大一统封建王朝以天下为家室，以郡县制为统治基础，与西方领主庄园制度下，国君管领主，领主管庄农的经济模式有着很大区别，所以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和西方截然不同。

大一统封建王朝在经济模式上是共通的。王朝的主要产业是农耕经济，因此其经济基础也就是基于农耕产业的农业赋税。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征收赋税的手段不同，如人头税与土地税之差异，但总的来说，这种经济模式的固有矛盾――有限的土地和无限的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却是无法避免的。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模型：

第一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由于在建立王朝的征战中，大量的杀戮，人口锐减，大量的土地被闲置。从而使土地再分配成为可能。

第二步、建立一套支撑该王朝的经济制度。

在那样的生产力水平下，除了基于农耕产业的赋税外，还有什么更丰厚，更可靠的财政来源呢？在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的情况下，显然按人头征税比按土地征税更易于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你随便找到一个人，他必然有一块土地，但随便找一块土地，它未必就有一个主人。为了给王朝提供更多的收入，往往理财家们还会对一些特殊商品进行“专卖”，比如说盐、铁、茶、马等，但这不是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只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第三步、人口的增长带来危机。

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给人口的繁衍提供了条件。以洪亮吉《治平篇》所举数据为例，以一对夫妇生五子计，单算子辈的数目，即为五的代次方。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六十年，传二代之后，就有25人，增加了12.5倍！当然，这仅仅是对于人口稠密地区的理论化分析，不能代表全国范围的实际情况。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1741年（乾隆六年），中国人口数为14，341.1万人（《清实录》高宗卷157），到1794年（乾隆59年），人口数已经增长为31，328.1万人（《清实录》高宗卷1467），五十三年间，人口增长了一倍有余―洪亮吉的《治平篇》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再到1834年（道光十四年），人口数为40，100.8万人（《清实录》宣宗卷261），增长的势头虽不如乾隆年间，但不要忘了，这期间有波及数省的白莲教大起义的影响。像乾隆年间一样的太平盛世，中国历史上是不少的，如西汉后半期，东汉前半期，唐的中前期，明朝的大部分时间。这种令人恐怖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人口”矛盾，是封建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具体的影响，将在后面详述。

第四步、王朝的崩溃。

人口数目剧烈膨胀，而土地面积和产出的增长是有限的，缺乏对外贸易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就必须面对几个衍生于“土地―人口”矛盾的子问题。第一，流民问题；第二，制度问题；第三，粮食危机；第四，自然环境的恶化。而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既不可能空手变出土地，也不可能通过贸易换取粮食，更不可能提出和实现计划生育，它也许会改变一些制度以求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如将人头税改为土地税等，但这种适应解决不了本质问题，而且往往还会带来一堆新问题……王朝的崩溃在所难免，所不同的，只是体现的方式而已。于是又一轮的轮回：大量的杀戮→人口不足→鼓励生育→人口冗余→“土地―人口”矛盾激化→王朝崩溃→大量的杀戮。

以上是大一统封建王朝从肇始到灭亡的一般过程。王莽的新朝之所以只有短短十五年，其根源就是在建立王朝的过程中，第一个环节没有完成。权力的和平交接，避免了杀戮，但“土地―人口”矛盾却不是换一个皇帝可以得到解决的。所以不能说是王莽比汉末帝孺子婴更无能，而应该说是时势使然。

以下对“土地―人口”矛盾的四个子问题进行举例说明。

其一、流民问题对东汉灭亡的影响。东汉的灭亡和黄巾起义之间的关系，历代多有著述，无庸赘言。值得提出的是，黄巾起义的主战场司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正好是东汉一朝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有大量的冗余人口被从有限的土地上挤出来。张角的组织和宣传，只能算一种诱因，没有广大流民的参与，黄巾起义是不可想象的。

能不能把流民问题的出现归罪于东汉末年的土地兼并呢？我看不能，当时的土地兼并只能认为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兼并，对于土地的实际使用和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在人口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对土地所有权的空头占有毫无意义，其收益的发生只可能是在人口冗余时。流民出现的根源，还是在于人口的过度再生产，加剧了“土地―人口”矛盾。曹操的成功，就在于他收服了上百万中原流民，包括三十万号称劲旅的“青州兵”，充实了自己的实力。军阀们对黄巾余党的收服，说明了在可以安定下来的情况下，农民起义者不会继续选择斗争，反证了当初的起义恰好是因为无法安定。而“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又为封建经济模式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二、制度问题对唐朝衰亡的影响。唐朝灭亡的原因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其起因在于兵制发生改变而中央制度没有进行相应的调节。中唐以前的经济制度之基础是均田制以及附着于其上的租庸调制度，兵制也是基于此的“府兵制”，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计口授田”。但由于太宗以来中原地区的安定，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相对缺乏，授田无法实行，所以开元末，天宝初“府兵制”瓦解，募兵制渐起，于是基于此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接踵而来，唐王朝遂趋灭亡。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不发生在太宗朝、高宗朝，而要发生在玄宗天宝末年的原因，因为玄宗天宝末年恰好是初唐以来人口数量的最高点。当时的“两税法”放弃了以人口为基础的税收制度，改为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以政府名义承认了冗余人口与土地的脱离的事实。

其三、粮食危机。大一统封建王朝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兼并问题，还是“土地―人口”问题及其子问题，看一看明朝的灭亡，就可以说得清楚了。明末成都附近十一个州县的田地，皇庄占了百分之七十，军屯又占了百分之二十，民间占田不过百分之十（《万历实录》卷42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也说：“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可即便是这样，在明末的农民大起义中，江南和四川仍然是属于非常稳定的地区。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民缺乏革命觉悟？让我们看看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陕西：早在隋唐，统治者们就发现关中地狭人众，其产出不足以供养众多的人口。所以多次“就粮东都”，后来中央机构索性常驻洛阳。大运河的修建，也主要是为了运江南粮接济关中，所以隋、唐、五代、北宋，建都都在大运河一线上，先是洛阳，后来干脆搬到更近的开封，后世再也没有建都关中的王朝（除了李自成大顺朝的短暂定都西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过度垦发，八百里秦川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看看今天的西北，就可想见当年――“土地―人口”问题的子问题粮食危机在这里尤为突出。看看《明史》、《明季北略》等书描述的农民起义因由，就不难看出，这次巨大的社会动荡的主要起因，不是土地兼并，而是天灾导致的粮食歉收。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流动性大，但研究其流动方向，主要还是指向自然条件较好，粮食相对丰裕的皖、鄂、川等南方诸省，几乎没有主动流向同样贫瘠的甘肃、宁夏、内蒙的纪录。在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时代，国际贸易不但交易量小，而且几乎都是以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为主。粮食危机无法通过今天常见的国际市场交易方式得到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为地减少人口数量，那就是大规模的杀戮。所以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崩溃必不可少的要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不管末世的枭雄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建立新王朝所必不可少的程序。王莽的新朝人为地跳过了这一程序，历史就会自动进行调节，让绿林、赤眉大起义来代为完成这一程序。

其四、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增长，导致耕地的不足，进而导致过度的垦伐，加上自然条件本身的缺陷，如降水不足、黄土的易侵蚀性等，就直接影响到了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黄河中上游地区正好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区域。中上游的环境恶化，又给下游造成了水患，从而导致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基础的弱化。自南北朝以来，黄河流域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为长江流域所取代。所以中国古代，以“河清”为天下大治的征兆，其道理源出于此。

代表性的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寿命的上限，是唐朝的290年。唐朝中期经历了“安史之乱”，人口有一次较大的削减，以后的军阀割据也有较多战争，所以人口数目有一个比较长的恢复时期，其寿命较长是必然的。下限是东汉的196年，东汉虽然没有西晋的“八王之乱”，但无止境的外戚和宦官，宦官和清流之间的斗争，对王朝的统治力有很大的削弱，但对一般人民的生活却又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并未影响人口的增长率。统治力最弱，而人口增长势头相同，所以寿命最短。到后期的明、清两朝，封建制度已经发展到极致，这两朝的制度相似，中段也都比较平稳，所以寿命也差不多，仅仅差9年。所以可以认为，封建制度下的大一统王朝，其寿命也就是其所能忍受人口增长的时限。

对中国历史进行经济分析，会发现各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不管有何种制度，不管如何经营，其盛世之末，都会突然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中国社会有深厚的重农耕轻工商的传统，所以历代的商人发财之后总有把金融资本变成土地资本的趋势，看看反映明朝末年社会状况的《三言》、《两拍》就能找到许多相关事例。如果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吸纳金融资本，是绝不会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的―因为资本缺少流动和增值。商业的畸形繁荣，恰好说明了土地出现危机：“土地―人口”矛盾的激化，不但把冗余的人口挤出农耕社会，而且也由于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土地价格飞升，影响了商人投资土地的积极性，将多余的金融资本重新挤回商业领域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