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革和绸：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 -- 静雅思听

谁都不能否认，历史上农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比游牧民族要快得多。同样必须承认的是，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却多次强烈地冲击了生产力发达的农耕社会。起码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的发展高度似乎并不总是能够提升自我保护的能力。从表象来看，这无疑是历史的一种反动。

要探究这种“反动”的存在意义，我们不妨先探视一下东亚以外的其他文明。

在这个千年一瞬的星球上，发生了太多绚烂文明的诡异夭亡。从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到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从南亚大陆的古印度文明到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曾经的荣耀和辉煌都成了废墟底下的沉睡往事，留给现代人的只有百思不解的谜团。

仅仅用天灾或瘟疫来解释这些文明的毁灭，是有点牵强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这些文明消失得如此彻底。倘若不是因为那些残存的物质痕迹，我们几乎很难从历史的传承记忆里察觉他们的真实存在。

如果排除宗教理念或神秘主义中的超人类力量，唯物论者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清洗这些文明的，只能是人类自己。只有人类才有如此明确而决绝的意图！

有史学家已经大胆地作出了判断：埃及文明的消亡，其实就是人类不同文明的冲突下的牺牲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埃及文明之所以没有能够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中把血脉沿袭下来，根本原因却在于它无与伦比的纯洁性！

从史书记载来看，埃及除了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受到闪米特语系的喜克索斯人的一次短暂入侵之外，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埃及地处地中海岸，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习水性，更没有航海传统，所以很难越过海洋去侵犯埃及。埃及文明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正是埃及的巨大不幸。

生物学认为，过于纯化的物种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是常识。而文明似乎也是如此。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进而丧失了必要的自我更新的能力，很早就成为了一具文明木乃伊。

关于这个道理，熟悉古代中国历史的我们应该不会太陌生。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强盛过的农耕王朝，在它发展到极致转向消颓前都有一个奢靡腐化的过程。晚唐豪族的轻裘肥马，南宋偏安的苏杭艳歌，明季世俗的诲淫文学，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文明并不天然具备内在的约束和净化本能，特别是当它将目光局限于自身光环的时候。

这一点在欧洲古罗马帝国的末期体现得特别触目惊心。具备了极高文明水准的古罗马帝国的消亡，被认为是一场文明的悲剧。当外来的蛮族人将古罗马的宫殿建筑付之一炬的时候，他们也烧毁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妓院。而残留的文字里所记述的古罗马贵族和平民共同参与的同性淫乱、酒池肉林，让见多识广的现代人类也目瞪口呆！

这让我们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段话：“就象那个好木料，愈经斫削，才成大器。”但“太要做玲珑剔透，木质就不坚了”。 任何文明，当它过分追求享乐安逸时，其本身的活力和韧性必将受到削弱。

和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一样，纯而又纯的埃及文明也没能回避历史的变迁。当外来文明具备了染指尼罗河流域的技术条件时，埃及文明便开始了令人绝望的挣扎。此时的埃及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活力来包容或稀释入侵的异地文明。这场挣扎正如悲情的蚌母，如果它不能将侵入的砂砾摩挲成珍珠，砂砾就将成为它泣血乃至死亡的祸根。

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玛雅文明相比，东亚大陆黄河流域中的农耕文明所经历的血和火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循环往复的草原冲击使南方的农耕文明一方面无法顺畅地舒展张扬，另一方面却也避免了文明的单一化困境，不至于在一个自足的文明圈里无止境地迷恋和沉湎。

如果不想在丛林中成为任人宰割的行尸走肉，天敌的威胁和侵扰就是最好的自我磨练，哪怕代价是遍体鳞伤！

东亚大陆的农耕文明由于自身固有的特性，注定要在遍体鳞伤中前行。

农耕文明从根源上说是安于现状的。跟以游牧、航海为业的民族相比，相对安定和优越的生存条件，使农耕民族热衷于建立一个定居的、平稳的农业社会。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下，良好的秩序有赖于一个系统、精密、权威的管理机制，个人的权利并未得到强烈的主张，因为它对一个平稳运作的安定社会来说不是第一需要。如果这个社会管理机制没有发生严重故障，农耕社会的人类很愿意将自己的生存托付给它。这种主动将自己完全融入集体甚至不惜舍弃个体权利以获得安定生活的心态，源自农耕民族的祖先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天”是农耕社会的最高图腾。“天”可以带来风调雨顺，可以决定农业社会的丰衣足食。农耕民族渴求上天的恩宠和关爱，于是将最高权威者称为“天子”以寻求心理安慰，这正是一种将命运托付给自然的潜意识诉求。同样的，东亚农耕民族对“神”的塑造也具有“超人化”的传统。这些“神”基本是不食人间烟火、超脱人类欲望的偶像，而且具有终极的权威。哪怕像孙悟空这样寄托了人类自由个性的神通广大者，最终也还是要服从如来佛的节制。

正是这种顺天安命的心理定势，使农耕民族在鼎盛时并不一味追求领土扩张，而是陶醉于向外族宣播天朝的威严和仁慈；而在受到外敌入侵，生存面临威胁时，又迅速地倾向于自我封闭，试图用长城这种心理防线来屏蔽外来的一切危险。

这种被动和内敛的民族心理，注定了农耕民族对民族战争的悲情定位。

这种悲情，首先体现在农耕社会对“民族英雄”的定义上。按照罗马人对凯撒、西班牙人对哥伦布、蒙古人对成吉思汗、俄国人对彼得大帝的评价，秦始皇、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完全能够称得上是农耕民族的伟大英雄。但是，我们公认的民族英雄却大多是危亡时期的殉难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袁崇焕、林则徐、杨靖宇、张自忠……哪一个不是血和泪的记忆载体？

这种悲情的进一步体现，还在于传统的农耕文化习惯于将英雄人物神化为一尊膜拜的偶像。当岳王庙里的香火蒸腾缭绕时，农耕社会的人们早已不是在向英雄强悍的生命力量致敬，而是重温远古时期对自然力量的祈祷，是弱者在召唤神灵的庇护。

而游牧民族的险恶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对个体生命保持着一种强烈自我肯定的态度。他们虽然同样敬畏自然，但他们确信，在自然定下的生存规则中，任何强悍的个体生命都有机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尊严。和自然环境优越的农耕民族不同，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精致、舒适的享乐文明。他们祖祖辈辈的生命精力都充分地利用在如何延续个体的生存上面，不容许有半点浪费。在这条路上拼杀过来的生命也许和文明有很远的距离，但其生命能量却远远超出文明社会的想象。

如果说农耕文明有绢绸一般的华丽和精美，那么游牧文化只有兽皮的粗糙和生硬。但皮革的阳刚和坚韧，却又是阴柔轻薄的绢绸所难以具备的。

东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因为自然的安排比邻而居。一个接一个的草原民族相继地与农耕民族摩擦、碰撞、融合，数千年里循环往复，从未间断。每当农耕社会的阶段性文明发展到奢华绮丽、烈火烹油的梦幻境界时，总会有北方的冰冷铁蹄悍然闯入，将农耕民族卷入又一轮生存意志的煎熬和锤炼。而每一次草原民族融入农耕社会后，新的农耕文明又会脱胎换骨般重新焕发生机。

绚丽阴柔的绢绸，就这样与粗犷强悍的皮革互相熏染，绞缠共生。

和消失无踪的古埃及文明相比，这到底是东亚农耕文明的无穷厄运还是无穷转机？

我们无法重蹈历史，因此，一切的“如果”也许都缺乏比较的意义。

但有一点却是我们重温那些历史后可以回味的：在这个星球上，只要不同民族间还存在冲突和互相消灭的可能性，那么一个民族的生存几率始终取决于不断的意志磨砺和生存考验。对于农耕社会里的民族尤其如此。

这几乎是一种宿命般的生存规则。就连流淌着强悍血统的草原民族融入农耕文明后也不例外。

撇开血统因素，每一个草原民族入主农耕社会后，迟早都会被改变。这种改变是内生的、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而改变之后的草原民族，紧接着就必须承受以前的农耕社会一直经历的考验。

进入中原后的满族人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满族政权吸取了南方历史上一直受北方草原冲击的教训，对蒙古民族采取了极有成效的怀柔政策，通过长期的结盟、封赐、通婚，蒙古王公们终于渐渐淡忘了草原帝国的旧梦。大清朝也终于把心里的这块石头卸了下来。

然而，就在满清贵族沉醉于农耕文明的千年醇香时，却浑然不觉新的危险已悄然逼近。

这次不再是北方的铁蹄，而是西洋的火炮。

工业文明的崛起，使东亚大陆的农耕社会又面临一轮全新的生存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