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评章诒和新著《往事并不如烟》 -- 梁子

最近，中国文字族又出了一件大事，那是章诒和女士写了若干民主圣徒的回忆，它们的传播引起了震撼。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先生和母亲李健生女士，在旋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年仅二十六岁的诒和，也于一九六八年被囚入了大牢，判了二十年徒刑，在川西的一间劳改农场受难。次年，名人章伯钧就在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的位上，郁郁而终。

《越是崎岖越坦平》是回忆她的父亲章伯钧；《一片青山了此身》和《正在有情无思间》，分别是未成眷属的罗隆基和史良的故事；《最后的贵族》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斯人寂寞》着的是铁骨铮铮的诗人聂绀弩，《君子之交》中的君子，是执著而淡泊的文士张伯驹。这些回忆是一群“可杀不可辱”的人们的屈辱，是从骷髅般可怕的中国现代史的骨架上，剥下来的血和肉。

章伯钧是政治家，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大学攻哲学，由室友朱德介绍入了共产党，而朱德又是周恩来亲自介绍的，说来章伯钧应该是个真资格的“二手货”。受哥哥的影响，章伯钧的两个弟弟也都是共产党，长弟操劳早逝，次弟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都没有尝到共产主义的甜头。章伯钧本人完成学业回国参加北伐，后来又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失败后，追随国民党激进派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

至于，章伯钧为何脱离共产党？诒和说是“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这大概都是事实，那时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也都对第三国际很反感；而且中国共产党内斗成风，很不成气候。那个激烈反对第三国际的何孟雄，就是被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明告了密，操了国民党的刀，杀了自己的人。而中共永远也不敢去追究这件大白事，因为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

章伯钧有进出共产党的背景，罗隆基则是个“白丁”；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政治学者”，美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台北《传记文学》是这样为罗隆基立传的：“[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出任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民盟代表；十一月，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民盟’决不参加国大。三十六年一月，发表演讲，赞成共党提出之和谈先决条件；二月民社两党斥罗为中共辩护之演讲；七月，与‘民盟’黄炎培、张东荪、章伯钧三人访晤美国杜鲁门总统特别代表魏德迈将军，表示反对内战，为共党张目；……三十七年二月，逃往香港，公开宣布参加共党叛乱，其后北上投共。”说来，罗隆基很帮了点共产党的忙，国民党因此很记恨他。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说要民主党派帮助它整风，主张开“政治设计院”的章伯钧，建议设“平反委员会”的罗隆基，和说共产党搞“党天下”的储安平，是出洞的三条大毒蛇。说来真正刺激了毛泽东的，可能还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但他名声地位都不如章、罗，于是毛泽东就亲自罗织了“章罗联盟”的罪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诒和女士回忆，读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章伯钧立即“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还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而与章伯钧不融洽的罗隆基，却不知内情，两次来到章家，质问：“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伯钧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诒和女士回忆：“[罗隆基]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此般的淋漓痛快，亦使我们可以想及，当初罗隆基被周恩来统战于股掌之间，骂起蒋介石、国民党来的掷地有声。说来，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最有实际能力和操作才干的就数这章、罗二人，共产党让他们当学非所用的“交通部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部长”，也算是“论功行赏”；而将他们逐出政治殿堂，则是为“防备未然”而“消除隐患”了。

罗隆基两次去章家骂街的鲁莽，与其说是无知，还不如说是暴于其外的忠厚。事实上，无论“内行外行”或“阴险善良”，在“一党专制”的恶劣环境中，一个皇帝式的领袖要与臣民玩“兵不厌诈”的游戏，那天下就没有一人不是“白痴”了。而皇帝的“诈术”玩得所向披靡，其乐无穷时，举国上下就鸦雀无声，饿蜉遍地了。

扫清外围，“邪恶”就开始整肃自家人，莫说心胸坦荡的彭德怀、连造神有功的刘少奇，忠实不过的罗瑞卿，和精明有余的邓小平，统统一起遭殃。邪恶的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恶、最恶的恶皇帝”。而今天无耻地瓜分着公产的共产党，还高举着“毛泽东思想”这面“大王旗”，无非说明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强盗窝”。

在中国，人得势，别人的面孔是热腾腾的；落难了，就冷冰冰了。那些搞政治的人，又是喜欢热闹的，共产党先把他们在火上烤红了，然后用冷水泼上去，再往角落里一扔，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就很寂寞了。说来，古今都难脱这炎凉俗；而中国共产党却将把它发挥尽致，因为它有一个极端刻薄的领袖，教会了党徒们“站稳立场”的功夫。章氏夫妇高高在上时，未必能交到侠义的朋友；落难后却结识了康同壁、张伯驹这样一些“最后的贵族”。

康同壁女士早年游学世界，在印度大吉岭写下过“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连毛泽东也记得清楚。文革前，某日章氏夫妇路便去看康同璧。见一些老人坐在院中。章伯钧只认得其中的载涛。康同璧指那开着白花的树木，对章伯钧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章氏夫妇。

而在文革的风声鹤泪中，康同壁听说章乃器被红卫兵打得半死，而章伯钧又想见见他，便毅然邀请二章在自己家中会面。她在那场“反革命串联”中，盛装出场，诒和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康说：“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诒和又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老人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这就是她的政治立场。

中国的旧传统是尊重人的，康同壁母女与前清遗老及其后人往还，是人之常情；但她尊重与她没有故旧的，被“邪恶”糟蹋了的“贱人”，才体现一种不畏强暴的“贵族气质”。这两个聚会的故事，也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反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北京，先就去故宫拜会了前清皇室；袁世凯接任总统，还把他们留在了紫禁城中。这些对“被推翻者”的尊重，与法国大革命处死路易十六相比，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高于西方的理智。而这些文明却被一个湖南村夫牵引的共产革命，扫荡一空。

张伯驹是一个文物鉴赏家，热中诗文和戏剧的文士。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项城同里，北洋的名人，当过直隶总督。富贵的家世，使他早早就成了与张学良等齐名的“民国四公子”。解放后，他被“新气象”征服了，把收藏的无价的文物尽数捐给了共产党，换来一张奖状。可是，为了如何在京剧中“推陈出新”这样一件小事情，共产党也要把他打成“右派”，画家夫人潘素还要靠画书签来补贴家用。

张伯驹的行路快捷，处事淡泊，都在诒和女士的笔下栩栩如生。而他的仗义行为却最令人感动。那位鼓动父亲称帝，而在“政治上”犯了大错误的袁克定，后来非常潦倒，靠章士钊在文史馆给他弄了个名义，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工资，当年一念之差的准太子，已是个十足的贫下中农。张伯驹、潘素夫妇无怨地养了他一世，最后终老在他们家中。

最后，张伯驹夫妇可能也是一贫如洗，才到长春去谋生，但又遇上了文革，只因写了两首“金镂曲”，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人世的沉浮，贫富的交替，都令人扼腕。诒和女士听说，张家后人在“皇城根”下开饭馆，重新起头。

这些中国金字塔顶上的人，又是有血有肉的。而罗隆基则是一颗“情种”，若说是一位“lady's man”，也再恰当不过了；特别是对上层美丽女性，他又有特殊的磁力。那些高不可攀的凤凰，都被他的学识风度和情场无碍的辩才，从枝头上诱得下来。

抗战时，罗隆基已经与史良定了情，但见了才女蒲熙修就移了心。我虽没有见过蒲熙修，但见过她的妹妹，彭德怀夫人蒲安修的照片。那是彭德怀与她坐美军飞机到重庆开会，在机场上拍的，蒲安修身著延安大袄，颈缠粗毛围巾，可依然是个绝代佳人。中国“蒲氏三姐妹”很有名气，大姐蒲洁修在“工商界”，二姐蒲熙修是“名记者”，小妹则入了“共产党”。

一日，多情郎与史良女士约会，忽然想起那天是刘王立明女士（早年留美，长期从事妇女福利运动，后来也是一个“右派”）的生日，便匆匆赶到她家。只见她坐在地上流泪，拿着剪刀在剪一块衣料，那是他去年送她的生日礼。他去扶她，拉她，求她。但她不语，也不看他，只是剪，剪，剪，慢慢地把它剪成了一绺一绺的细条。这简直是一出现代的“黛玉葬花”。

而罗隆基又负了高雅的史良，却执意留下了她的情书。文革前，他辞世后，这些书信都“归了公”。一九六六年底，在“民盟”斗争史良的会上，居然有人当众宣读这些缠绵的情话，来羞辱一位六十六岁的上流妇女；更惊人的是，多年追随党的史良竟昂首抗争道：“我爱他！”这又是章伯钧先生的目睹，他感慨“民盟”竟堕落到这般“下作”的程度。

或许罗隆基有不少人性缺陷，然而他又一定是个非常出色可爱的人，否则何至于有此多的高尚仕女倾慕他？即便成了“右派”，他依然风流倜傥，为了情事的挫折，还要找周恩来评理。诒和女士的这些真切记载告诉人们，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除了虚假的“阶级爱”，实在的“斗争痛”，还有被专制捉弄的恋情的尊严。

如何"亲历历史" ：我看《往事并不如烟》

　　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籍似乎已经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怡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再次点燃了读者们阅读的热情。事实上，那6篇现代中国知识名流的回忆文章，早已在网络上流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如潮的回应。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20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的采访，去探索那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5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靴搔痒，1957年，当章、罗、储那些右派们演出可歌可泣一幕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而对于章怡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历史。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这使得章怡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比如，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小说一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为一部信史。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 的确，这可以作为我们分辩史书真伪的最简便的标准。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录音么？您的记忆竟然像录像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怡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

　　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往事》，我们可以说个中的细节或许未曾有过，或许不那么准确，但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它"应该"有过，"可能"有过，这就是另一种"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当然，记忆也好，想象也好，历史文本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凭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陈寅恪热"，虚构一番他与吴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过滤的历史追忆，也必须经得起已有的公认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怡和的专业出身，她应该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应该说，她是以文学的叙事，来作历史的追述。是文学，还是史学？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现代的知识体制分化的基础上，而不会出现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国。义理、考据、词章，假如一部著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那就是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在国外有耶鲁历史系名教授史景迁，在中国有史马迁的《史记》传统。为什么《史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节、描写，就没有人怀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纯客观标准，我们大可质疑司马他老人家：你一个汉代人，又不曾亲眼目睹，如何对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话"呢，还是"戏说"?当然，现在我们都承认，《史记》既非"大话"，也非"戏说"，它就是信史，公认的信史，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样欣然地承认《往事》也是一部《史记》风格的信史呢？

　　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怡和的笔下，受迫害的章、罗也好，参与迫害的史良也罢，他（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一个不人性的时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又无奈。有些场景，看得我惊心动魄，我不由会去想象，1957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辩？

　　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政治清算的背后，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一种公共的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那个年代里，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

　　我常常对一个现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历史比较单纯，但他们的小说、电影和历史书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这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织，为什么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中国的文学家、史学家太平实了，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从历史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

　　文学也好，史学也好，讲到底都是人学，让我们喜悦、愤怒、哀叹和欢乐的，总是人性深处的那点幽暗与光明，总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谓"亲历历史"，是感受历史中人性全部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和理解我们的上代人，那只能说我们的记忆缺乏历史的想象，我们的心灵还不够丰富，仅此而已。

　　 2004年1月于丽娃河畔

　　 原载上海《文汇报》2004年2月9日

转自《世纪中国》

邢小群：近看章诒和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出版不久，章诒和便赴香港一所大学访问。我正好也来到这所大学短期逗留。一见到章诒和，就告诉她，你的书在内地销得很热。她说，咱们不谈这本书好不好？她又说：“编辑告诉我，对不起，章大姐，稿子被砍得遍体鳞伤，你就别看了。所以书出来后，我到现在也没有看。”我赶紧翻书，看那些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果然有的不在了！

比如章诒和写到一件1962年的事：罗隆基告诉她父亲：“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第二天章伯钧精神很好，对章诒和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这段描写，让我们知道了章、罗二人六十年代初的真实思想。如果仅仅凭他们在反右后的公开检讨，判断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显然是有问题的。可惜，编辑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让这个细节和一般读者见面。有人从网上看过全稿，说原稿既有文学史的价值，也有思想史的价值。现在的版本，仅剩下文学史的价值。我觉得，删去一些，仍不掩其思想的光芒，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相购阅了。香港一位书评家说：“章诒和的文章将我们导向那些被遗忘被忽视的珍宝。我就是在了这些文章后，才去图书馆寻找罗隆基和张伯驹的著作来读的。我才发现，罗隆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作的关于中国宪政的文章其观点的前导性，即使今天国内也无人超越。”章诒和在书中对那些政治家的观点论述也介绍了一些，自然也是被删节的对象。不过，不少人都说，书能出来就是好的。章诒和对编辑和出版社是很感激的。她知道，他们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最初，接受不接受香港这所大学的邀请，章诒和还在犹豫，香港的朋友劝她说：章诒和，你的书出来后会不得了，你还是来我们这里躲避一下为好。章诒和这才决定来香港。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章诒和说：书出来后，我们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一直在接寻访您的电话。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都找上门，电话被打爆了。编辑挡不住，诸多媒体要采访她，有些电话被追踪到了香港。章诒和对我说：“如果你要帮我解释，可以说三点：一，我年龄大了（已逾六旬）；二、精力不足了（身体不好）；水平有限（不懂外语，不通古文）。”我说如此去说，我就无地自容了。她说：“一定要这样说。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集中精力写作。所以，对我的书说好说坏的我都不看，我不想受干扰。我觉得心里的痛感和孤独是不能化解的。否则，人和字儿就会飘起来。那些能做学问的人，都是有定力的。我也有自己的定力。”说不受干扰，还是有的。最近我们都在香港，她书中提到的某个人的家属，突然托人打电话要求把书中有关此人的事情，全部删掉。对这样的事，她非常生气。她对提到的那个人是很尊敬的。行文中亦无任何不敬之处。只不过作为历史人物，在她的笔下是有情有态的人，不是神，更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正面概念的集合。某些名人的后代习惯于那种概念的评价，一见到把长辈当作活人来写就不能适应。那天章诒和的情绪十分不好，原来心脏就有毛病，又一次发作，躺在沙发上许久才平静下来。那天正好我去澳门，第二天回来才知道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章诒和是学者，她的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回忆性的长篇散文，但涉及到的人和事，她都有严谨的考证。如果看到书后面的对人对事的详细注释，就会明了她的严肃和苦心。她对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都有生平小传，这种注释已经详尽于一般学术规范，你读了它会更深切理解章诒和所谈到的事情的意味；对问题判断的依据，她也不以一条引文或一面之谈为定论，比如储安平之死。她说，除了我自己直接听到的，我一定做到所提到的事情必有出处。即使是听到的，也得有第三人的证明，我才敢写进去。其实，她的文章出手并不快，每写一篇要翻阅资料，尽量核对事实。她几乎提笔即流泪，难过得几天写不下去。她说，最终是要写她的父母，但还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动笔。我曾问她，您那时年龄不大，父亲和您的谈话，您能记得很清楚吗？她说，民主党派的人家，大约沾了“民主”二字，很多话是可以和子女说的；不像一些共产党干部，自律性那么强，很少和子女谈国事极其认识。据我所知，她1978年出狱，1979年即开始记录自己前半生的记忆和经历。此事已持续了20余年。罗隆基、储安平的两篇文章是在80年代初，就动笔了。此外，她还搜集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和口头录音。她与我们聊天，经常会一句一句地复述某人对她触动很深的谈话，我相信她的这种记忆。她说，一些人与她父亲有几十年的交往，那些人物多侧面，非常复杂，她本来是可以披露一些，可是不敢动笔。因为当事人活着，或者子女不愿意直面历史，弄不好麻烦缠身。和章诒和聊天，感到她知道的人和事，真是非常之多。其中，不少细节都能刷新我对历史的因袭看法。她写作的资源如此丰厚，如果要求她像走钢丝般小心地前行，那真是难为她了！

章诒和是性情中人，有自己判断人和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她快人快语，总是立即做出自己的判断。吴思是章诒和新近认识的朋友。她读了吴思的“潜规则”系列，评价很高。当她知道吴思最近输了官司，十分气愤。她立即给吴思发去邮件，这样写到：“昨日从丁东那里得知你打官司一事，大惊。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是坚决支持、同情你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陆键东败诉于昨，有你败诉于今，谁将败诉于明？可能是我或者是其他的人。法律界和知识界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这种滥施的权力。”在她看来，吴思有写陈永贵的权利，陆键东也有写陈寅恪或别的什么的权利。现在家属一告状，法院就判作者败诉，又是赔款，又是登报致歉，学者出示的大量证据，法院轻率地弃之一旁，更谈不上听取学术界内行的意见，这是对史学的极大伤害。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前几年，发生过一个古鉴兹败诉王国藩的案子，已经影响了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据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纠正。现在又发生吴思败诉案，影响到公民从事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权利。事关公共利益，章诒和是不愿意袖手旁观的。

我在香港遇到章诒和的时候，正好余杰也在这里。章、余二人年龄差一倍，原来并不认识。虽然章以前也看过余杰的文章，见面却是初次。余杰这几年经常招来非议。我们在香港这所大学十几天的访问中正好听到龙应台的一次沙龙性质的讲演，谈她从政的体会。余杰对龙应台期许较高，觉得她 对台湾、对香港都有尖锐批评，唯独对大陆过于温柔。就向她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主持人怕有麻烦，有意不想让龙应台回答余杰的提问，当然龙应台还是比较诚恳地做了一些解释。余杰有感而发，第二天就写了一篇评论龙应台的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仅仅以手稿示人，就受到周围一些人更猛烈的批评。有的批评者虽无恶意，但总想把余杰规范一下。章诒和却十分看重余杰的不规范，给他发的电子信中说：“远看近瞅，你都很美。你选择的路，是正确的。无论你走到哪里，行至何处，我都会注视着你。”后来她对我说，中国现在有几个余杰？不能要求年轻人讲话都是四平八稳。余杰这样的青年中国太少了！

我在这所学校也做过一次讲演，谈我做的口述史工作和体会。其中，我提到有些部门对口述史的学术意义认识不足。章诒和的发言对我启发、激励很大。她说口述史对采访者的文化历史知识要求很高，应该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甚至要高于被采访人。唐德刚采访胡适，可以说自己把胡适研究了一遍，列出200多个问题。他提的问题之尖锐、深刻，让胡适极其震惊，几乎招架不住。这样的对话与记录，才能将口述史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保持在很高水平，其作用非一般回忆录和一般的采访所能替代的。口述史要求双方是对话式的，要有思想的、智慧的碰撞，生出火花，引导问题的深入。她的话更坚定了我对口述史研究价值的认识。也深感自己做这项工作的水平有限，提醒我更多地充实自己。但我想，只要努力去做，还是有意义的。

与章诒和近距离的接触，她无论作为学者、长者、朋友，总使我感到有新意。

作者为中国学者，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