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一统的语言与麻烦 -- 江上苇

这个帝国，虽然保持着大一统的倾向，但在历史上，却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多次分裂或是重组。这些分裂和重组，也给帝国的语言交流带来了麻烦。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里，她的疆域上都同时存在着多种各不相同的口语。比如说，在大分裂的两晋南北朝时代，长江流域至少就有吴音和洛下书生咏两种官方语言；而同一时代的黄河流域，胡人们则操着各种蛮族语言，有时候酋长们高兴了，还会提倡大家都来说洛阳话……这种参差不齐的“洋浜泾”汉语，常常让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感到头疼。

这样的苦恼并不仅限于分裂时代，当帝国再一次被统一起来时，比如说在大隋朝或是大唐朝，更大的麻烦就出现了。那时候可不像今天，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呆在自己祖辈居住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听过与自己不同的语言。可是现在天下又一统了，南蛮子们很可能被安排到北方去做县太爷，而北方胡族酋长的后裔也同样有机会去南方当亲民官。如果山西秀荣地方，某个使用着胡族方言的小县城，突然来了一个操着吴音的江南世家子弟当父母官，他们之间能沟通吗？

父母官要向老百姓征收钱粮，可是他写布告吧，全县没几个人看得懂，要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吧，他又不会说当地的方言……总之，他没法子把自己的想法表述给大家伙听。他既然能够通过国家考试，当然天资聪慧，可是他一般只在这地方呆两三年，犯得着去多学一门外语吗？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大老爷的衙门里通常总有个把能听懂老爷吩咐的胥吏。于是老爷们如释重负，把钱粮刑狱这些俗事交给胥吏们，让他们全权操办。这样的权宜之计，很快就变成了惯例，最后老爷们反倒成了衙门里最无足轻重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只好搂着小蛮腰去吟诗作对，所以大唐朝那些在地方官任上干过的高产诗人们，多半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主儿。

就这样，那些出生于当地的胥吏们，凭着自己天生的优势，在这场语言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以不流血的方式从朝廷手里夺取了全国各地的衙门，连正堂老爷也要对这些征服者们礼让三分。

帝国的皇帝们用武力夺取了天下，可是各地的胥吏们又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小县城从大英雄手里解放出来。他们除了敷衍那些不得不然的朝廷诏旨外，其他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保持着高度的自治，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往往比大老爷们说的话更管用，而朝廷在绝大多数时候也只能默认他们的无法无天。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逐渐变成了名义上的幌子，而大老爷们也在与胥吏的斗争中开始明白，所谓清正廉明，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由不得他们这些木偶人去操心。大老爷们通常都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至少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但他所委任的胥吏们却不争气得很，什么贪污腐败的事儿都敢于去做。于是世人们将这种状况总结为：“任你官清似水，难逃他胥滑如油。”

在帝国的政治史上，大多数时候，地方上的腐败与低效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语言的隔阂，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帝国每一次重组之后，帝王们都会把统一语言看成是头等大事来抓，但落后的技术水平，使得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都极其有限。

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语言文字的变迁对这个帝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她那些常常是毫无规律的变化，在政治、思想、文学等诸多方面，给这个帝国的前进制造了麻烦。更深入地说，是技术水平的局限，阻碍了帝国的脚步，使她的辉煌打了折扣。

接下来再说文言与白话。所谓文言，就是指书面语言，而白话，则是指口头语言。秦汉之交的文言和白话，其区别还是不甚明显的。但再往后走，到东汉魏晋之间，日常用语和书面文字就开始出现分歧。东汉的郑玄就已经认为春秋战国的书籍有些读不懂了，而再往后，到刘宋的《世说新语》，作为当时口语的记录，和同时的文赋比起来，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文言和白话的分离，有点像龟兔赛跑。口语和生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文学语言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离起跑点越远，两者的差距就越大，最终达到两者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步。从这点上看，文言是乌龟，白话却是兔子，而且是不会打盹的兔子，所以乌龟总是落后。在今天，一个有点文言文常识的人，就可以轻易读懂两千年前的《谏逐客书》；但即便是对古代语音有相当了解的专家，也难以用两千年前的古音把这篇文章读出来。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语音的大变革与词汇的大发展，总是出现在蛮族入侵或是民族大融合之后。这些入侵或是融合，加速了帝国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发展，但对书面语言的推动却极其有限——那些连文字都欠缺的蛮族文化，还不足以影响华夏世界对《史记》之类经典的效法。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蛮族入侵之后，传统的入声韵便已在元朝版的北方拼音方案《中原音韵》中消失，但元朝人写出的文章，仍然和前代相仿佛。一直要等到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在另一个新时代里，才会有聪明人站出来，推动白话文的写作，从此口语与文学才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的好处，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然而再一次的文白归一，对于帝国时代的人们来说还遥远得很，于是那些书生们就免不了要头疼了，他们面对着一堆难题。

首先，如果他们要写文章去表述自己的思想，传统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古时候”的语言，而不是用当下的白话去描述事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文化，所有的同僚都会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必须刻苦钻研古人的语言和思想，而不是去钻研如何说好自己的语言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苦读出来的书呆子，常常便和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在台上之乎者也地讲大道理时，台下的听众们往往都在睡大觉。于是这个帝国从文化形态上被分裂了：上层的精英们使用着一种化石般的语言去统治国家，而下层的老百姓则是用另一种鲜活得多的语言去过日子。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他们不再能够像起初那样亲密无间了。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常常会发现，即便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也很难通过劝说而获得子民的认真支持，于是他只好采取暴力威胁。而习惯了在鞭子下出工不出力的老百姓，对国家事务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反正他们既看不懂公示牌上的布告，也听不懂书呆子们的演讲。他们很无奈地总结出自己的国家哲学：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呗！当没有鞭子或是鞭子的力度比较小时，他们就倾向于磨洋工。而当这些老百姓中的某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坐上皇帝的宝座后，他就会习惯性地觉得使用鞭子是理所当然，甚至更进一步，把鞭子换成刀子。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被人们习惯，就成为了难以被改动的传统。而后人们一旦忘怀了那些很可能是出于高尚目的的初衷，他们往往还会把权宜之计变得更加俗不可耐。

而且，即便是精通化石语言的精英们仍然会有烦恼。他们常常吃不准到底该用哪个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简洁朴实好呢，还是雍容华丽好？不同的朝代有过不同的文风，深厚的积累不但给后代的书呆子们提供了学习资料，也提供了无尽的烦恼，让他们眼花缭乱之余，却不知道到底学谁好。他们拼命地效仿那些伟大的前辈，可是时代的差异注定了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于是，唐诗之后不再有唐诗，而宋词之后也不再有宋词，明清人虽然努力地效仿，但他们做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时调和小说。

文学思想与表述方法也成为了帝国的精英们吵架的重要话题，这些书生们形成了许多派别，很少有不党同伐异的。越往帝国的晚期走，派别就越多，每一派别都有自己的师法，千篇一律地把一些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奉作祖师爷。于是这些本该去创造思想的人们，往往就在吵架中碌碌无为，白白地耗尽了自己的岁月。这个帝国的思想越来越少，口水却越来越多。

我们当然不喜欢鞭子，也不喜欢吵架，可谁让这个帝国在漫长的历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辉煌得不容置疑的回忆呢？我们必须承认，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