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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第三章(未完,填坑中) -- 南北朝大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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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其三十四:慕容垂之死

发生在公元395年冬天的参合陂之战给魏国和后燕带来的影响是相当的巨大的,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甚至可以就此写出一本厚厚的砖头书。不过,本文的目的既然不在与此,详细的记述也就显得并无必要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本节将长话短说,仅仅是做一个注解而已。至于细节方面的部分,可能在以后,会以《北朝志附》的形式再填上一点什么吧。(实际上,《北朝志》对于史料的大量引用已经让我被不少朋友们砸砖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形式。落花纷飞,如雪飘零的情况诚然是历史,不过惊涛拍岸,森森严严又何尝不是呢?如果仅仅认为过去的故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佐料,那样的话,我在这里很努力的敲键盘也就显得有点蠢笨和多余了。)这里,只是稍微的将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情况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而已。

先来看拓跋硅方面,挟参合陂之战胜利之威,公元396年,拓跋珪改年号为皇始,并开始针对拓跋魏国的旧有政体进行改制。这一次的改制在拓跋一族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在此之前,拓跋一族不是没有针对固有的部族联盟形式的政治以及军事体制进行变革的先例。公元339年,拓跋珪的祖父,当时还是刚刚即位为代王的什翼犍就雄心勃勃的进行过一次类似的改革。不过,也正如我们在前文所了解的一样,什翼犍的变革,更多的还只是表现在了形式上面,并不涉及拓跋一族的政体的根本。因此,在拓跋珪继位为魏王的时候,由于没有先例可以循,再考虑到所面临的严重的外患,不得不因从旧例,只在小的地方作一些改动和修正。

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在建国之初到参合陂之战的这并不算短暂的九年的光阴中,所采纳的政治体制,基本如《魏书.志第十九》中所述“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是年(公元386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巳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怎么看都和什翼犍当初的体制并无太大的差别。这样做的弊端,除了前文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最高君主的拓跋珪对于地方上的影响力相当的弱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参合陂之战前(公元395年)“太悉佛自长安还岭北,上郡以西皆应之。”《魏书.帝纪第二》,这样的事情得以发生的原因了。

因此,出于加强皇权的考虑,同时也为了统治新征服的地域的需要,公元396年,拓跋珪开始做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动。“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巳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 《魏书.志第十九》。这次变革的关键并不在于设置百官,而在于外职,也就是“刺史,太守,令长”等官职的设立。这一点相当的重要,这就令拓跋珪的能量得以延伸到了魏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也是拓跋珪大有远见的地方。(刺史,太守,令长等官职的存在,也使得我们可以对魏国当时的国土大小做一个简单的推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的认为,在公元396年的时候,魏国的疆域已经不仅仅局限与黄河以北的草原民族传统的势力范围了,魏国的影响,甚至已经延伸到了黄河以南的传统的农耕地域了。)从这一点而言,这一个在历史书上并不是太长的事件,或者却正是魏国这样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吧。

再来看看后燕方面的情况。在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失败之后,后燕的国势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与后燕的军势亦然。再考虑到魏国籍此战的契机,已经成长的相当的可怕,为了自己的子孙后辈考虑,已经是垂暮之年的慕容垂终于决定亲自出战,以消除魏国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忧患。对于这个时候已经是重病缠身的慕容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无奈的举措,考虑到他当时的年龄也身体状况,出面试图说服他放弃这样的一个接近与完结自己的生命的做法的大臣们大有人在,后燕的太史就以天象为由,论证此时并不是出兵魏国的最佳时机,“太白夕没西方,数日后见东方,此为躁兵,先举者亡。”《魏书.列传第八十三》。但是,这样的建议却并不能打动慕容垂的心。在慕容宝的怂恿下,他还是执意的召回了驻扎在龙城旧都留守的慕容隆部队,决意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下一个最大的赌注。

公元396年,慕容垂以慕容隆为留守。自己亲自率领大军从中山出发,沿着慕容宝逃回的参合陂一线。同时知会慕容隆,慕容盛于青山,慕容宝于天门,目标指向魏国的重镇平城(有说法认为此时的平城为魏国的都城,这种说法似乎不妥,平城在魏国时期被确立为都城应是在天兴初年(公元398年)的事情了,如果硬要说这个时候的魏国有一个类似于首都的地方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盛乐的可能性大一点)。再考虑到在参合陂之战中,后燕的精锐已失,慕容垂不得已开山造路,以求达成突袭的效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燕军于公元396年3月突然出现在了距离平城不远的桑乾河处,这就让魏国镇守平城的拓拔虔大感意外。但是,或者是因为前次参合陂实在是赢的太过轻松的缘故,拓拔虔丝毫没有把这一支劳师远来的部队放在眼里,在没有召集所有防卫力量的情况下,拓拔虔贸然出兵,却正好迎上了一直以来镇守后燕的根本的精锐部队的龙城兵。以骄傲之师对一支负气而来的虎狼之旅,拓拔虔这一次也实在是太托大了。当然他所付出的代价也并不是太小,一战之下,魏军全军尽没,平城也就此易手,沦陷后燕不说,拓拔虔自己也丢了性命。

按拓拔虔,当时的封爵为陈留公,是拓跋珪的叔叔纥根的儿子。相貌英伟,从小就以武略闻名,据说他打仗的时候,嫌一般的马槊的分量实在是太过轻巧,便在自己的马槊上加坠重铃,但就是这样,在对阵刺穿了对手的时候,他还往往将对手挑起来举过头顶。这样的力量,实在是大的可以了。更不用说他还有一手相当惊人的箭术了,经常有一箭下去贯穿两,三个人的情况。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勇将。而就是如此勇悍的拓拔虔,却在对阵后燕的时候一战身死,这就让魏国举国上下震惊不已。而平城附近归附于魏国的若干小部落也在此时顺势倒戈,人数多达三万之众,这就令慕容垂一时声势大起。逼得匆匆赶来回防的拓跋珪尽管没有弃平城与不顾,以躲避后燕锋芒的想法,却也不得不紧守军营,不敢擅出塞门一步。

看到拓跋珪做了缩头乌龟一般,慕容垂也并没有太多的办法。龙城兵固然精锐,但是在参合陂之战中丢失了大量的辎重和装备的后燕军也确实缺乏足够的攻城器械,再加上拓跋珪的后援不断赶来,在突袭效果已失,兵力对比又逐步不利的大前提下,在无可奈何的和拓跋珪在平城西北对峙月余亦毫无所获之后,慕容垂便领兵北向,看似置拓跋珪与不顾,实则以深入打击魏国的根本为饵,诱使魏军出阵。

而就在这个计划的操作中,偏偏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没有选好,慕容垂不由得经过伤心之处参合陂。眼看着尸骨累累都是昔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士,慕容垂决意亲自设祭。而这祭坛一开可不要紧,在后燕军中有不少都是那些战死的士卒的亲人,或为父子,或为兄弟。一时之间哭声震天,上彻云霄。至于身为主祭的慕容垂一时之间更是百感交际,后继无能的惭愧,敌人凶残的愤怒,岁月迟暮的无奈,一齐涌上心头,(这段心境描写是我抄袭自《激荡的鲜卑史略●参合陂●慕容垂》一文的,就此点出,^_^)一个没忍耐下来,一口鲜血飞溅而出。而这口鲜血所带走的,已是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最后一点的气力。就这样,这个十三岁就领兵出战,历经数十年的战场生涯却未有一败的神话之花,到了这一刻,也终于等到了该凋零的时候了。

慕容垂此后尽管病情加重,却还强拖着病体行进了三十多里,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在就地安置了一个针对魏国的前哨要塞燕昌城之后,被迫沿平城返回燕国。同时,慕容垂传书给远在云中的慕容宝,让他迅速赶来,以求交代后事。这段后事在《晋书.载记二十三》中交代的很明白,这里也就全文录入了,“方今祸难尚殷,丧礼一从简易,朝终夕殡,事讫成服,三日之后,释服从政。强寇伺隙,秘勿发丧,至京然后举哀行服。”,这倒很象《三国演义》中所记载的“死诸葛走活仲达”的例子,而实际上,慕容宝也正是照着这么做的,魏军也果然不敢追击,眼看着慕容宝大摇大摆的撤走,回国即位成了后燕的第二位君主。

慕容垂死的时候,刚过古稀,为七十一岁。关于他死的具体位置,《魏书.帝纪第二》中的记载为上谷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怀来南,《晋书.载记二十三》更加详细了一点,为上谷的沮阳。

这一次的燕国伐魏之战,在战争的角度而言,魏国方面丢了一个陈留王拓拔虔(死后追封为陈留王),一个重镇平城,损失人口军力数万,看起来是大败一场。但是,在燕国方面,却失去了一个灵魂一般的慕容垂。两者相较,恐怕还是魏国的益处要多上很多。因为,就从慕容垂死的这一刻起,两者的战略布局顿时就来了一个倒转,从这时起,原本处于战略防守方面的拓跋魏国跃居为战略层次上的进攻者,而至于后继无人的后燕,则进一步的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在回过来说说魏国,在几乎是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却活活的拖死了对方的主将。拓跋珪真是垂天之幸。估计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第399年的七月,借着魏军收复平城,魏国的右司马许谦请求拓跋珪采用帝号的契机,拓跋珪再次改元。相比上一次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拓跋珪这次的手笔特别是对上了已被拓跋魏国吸收到统治结构上层的汉族知识分子们的胃口。

为了南下争夺天下的便利,再次改元之后的魏国正式定都平城,并根据拓跋族的传说将魏国定为因袭土德,崇尚黄色。关于这次国变,在现今版本的《魏书.志第十》保留了如下的诏书文字“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祗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

―――关于魏国建国时期的五德立运问题,史家尚有其他不同见解。何德章先生在《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就认为,拓跋珪力主称魏,居土德,根本上是为了以拓跋魏接续汉晋之间的曹魏。因此,北魏所居的土德,就是曹魏的土德,承续的是汉朝的火德。但是,我个人以为主张拓跋之魏,即曹魏之魏,仍嫌证据不足。特别是在有早期拓跋一族鼎力协助代魏而起晋朝的大前提下。而拓跋珪之所以选择国名为魏且承土德的原因,恐怕更如田余庆先生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指出的拓跋珪以魏为国号,因是基于更为切近的现实利害的考虑为上。而这种就在眼前的厉害关系,比如说在黄河以南逐渐养成气候的汉族豪族势力,以及对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了解的极为深刻的汉族知识分子等等等等。

PS:关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盘踞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五德立运问题,具体请参见罗新先生所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一文。这里就不再多余的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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