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平津战役前后的傅作义（一） -- northeast

前些日子，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记得西西河也转载过。萨苏在西西河也写过傅作义与其下属将领的多篇文章，对傅作义也有过一些评论。我则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说一说平津战役前后的傅作义。

先从北平和平解放后说起，一天，傅作义正在自己的办公室看一张报纸，什么报纸？1949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严格说来，是《人民日报（北平版）》）。当傅作义看见报纸头版内容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其内容居然是《林彪、罗荣桓将军致傅作义将军的公函》，“林彪、罗荣桓给过我什么公函？”，傅作义一时没想明白，细看内容，简直就是一份“最后通牒”！因为其中有“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的字样（《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文中提到过此文），傅作义想了半天，也没想起以前收过这么一封公函，“共产党要干什么？明明我没收到过此公函，莫非共产党威胁我？可我的部队已经基本出城了，共产党要真对我怎么样也犯不着在报纸上发表什么吧？”另外，新华社于1949年2月1日也发表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其中措词更为严厉：“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文中也提到过）傅作义看后思想波动更大了，那段时间的脾气也非常不好。别人可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可知道来龙去脉，她把有关的细节就告诉了父亲，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北平和谈的过程中，林彪、罗荣桓派手下的处长苏静跟随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进入北平城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其间苏静几次进出北平城。一次，林彪、罗荣桓交给苏静一封信，让他交给傅作义，而苏静是基本见不到傅作义本人的（与苏静打交道的是邓宝珊等人，苏静好象只是在刚进城的时候见过傅作义一次），于是苏静就把信交给了邓宝珊。信是没封口的，邓宝珊就先看了，看过后对苏静说：“信里措辞太强硬了，交上去恐怕……” 苏静说实话也没太在意，就说慢慢来吧。又过了些日子，林彪在一次见到苏静时问了句“那封信交给傅作义了吗？”苏静吓了一跳，说可能还没有，林彪着急的说：“过些日子信可能要公开发表，快交给傅作义本人。”苏静回北平后对邓宝珊说后，邓宝珊也很着急，但说实话又有点不敢把信交给傅作义，想了半天，他想到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此信，就把信拿走了，邓宝珊以为傅作义已经收到了，苏静也以为是这样，就上报给了林彪、罗荣桓。实际上，傅冬菊看了信的内容，也不敢让父亲看，就悄悄把信放在父亲的一办公桌上……（《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文中提到此公函于1949年1月17日由邓宝珊转交的，但实际傅作义并没看见）

听完傅冬菊的讲述，傅作义这才明白，原来真是共产党以为他已经收到了公函，才公开发表的，气消了一些。不过说实在的，经历过这么一回，傅作义对这封公函还是有点气。1949年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傅作义还说起此信，毛泽东说了句“信是林彪写的”就过去了。傅作义后来也一直以为信是林彪写的，他周围的亲戚、亲信也是这么认为的，文革后一次平津战役的座谈会，董其武将军发言对这封信还“耿耿于怀”。

可实际情况呢？原来那封信并不是林彪写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写的东西，以中共其他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人）的名义发表，例子很多。但为什么这次毛泽东先写了封这么口气强硬的信，但后来又对傅作义说“信是林彪写的”呢？表面上很奇怪，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通俗的讲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认为《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文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好：

现在，人们普遍对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但在当时，一方面中共对傅作义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就如那篇新华社发表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说的那样，北平和平解放首先是建立在解放军的一次次胜利的基础上的，尤其是迅速解放天津后，傅作义才下定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决心。所以开始中共方面的态度也是比较强硬的，后来对傅作义才逐步“友好”起来。傅作义在1949年3月24、26日与南京方面通电报，先计划、后取消了出逃绥远的计划（《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文中提到过此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部六处于1949年4月初破译了这两封密电。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仍然对傅作义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当然同时也加强了防范）。顺便说一句，从这次破译密电的情况来看，“密码战”也有局限（因为这次破译密电不是当天破译，某种程度上讲是“马后炮”了），不一定次次奏效（事实上华北军区在与傅作义作战过程中，有时候及时破译敌方密电，有时候并不及时）。

傅作义在那个阶段可不止经历了这次“公函事件”，“受刺激”的事还有几次。比如说，傅作义在平津战役前是在北平城外居住、办公；平津战役期间因为解放军打过来了就转移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傅作义又搬出北平城居住了，但办公地点仍然在中南海，所以这段时间傅作义“上下班”要天天经过复兴门，期间把守复城门的由“国军”变成了“共军”。一次，傅作义在进复兴门的时候向守门的“共军”亮了自己的证件（当时正是“国军”出城接受改编的阶段，对于进城的“国军”当然要验明身份），检查证件的“共军”看了看证件，看了看傅作义本人，冒出了一句“你就是傅作义呀……”

土鳖扛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