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对蒋介石的一点补充看法 -- 温相

蒋介石抗日，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既然抗日，为何仍会有以妥协换取和平的想法呢？七七事变前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蚕食为主，对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尽力避免全面战争，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全国上下一致奋起抵抗，继续秘密寻求和平途径，则多少有些让人不好理解。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和”“战”不两立的观点出发，把妥协等同于投降。但蒋自抗战开始后何以要与日本秘密交涉，这些交涉中有没有丧权辱国的投降行为，历次交涉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说蒋不过是在“捉弄日本对华的谍报核心”，并通过“玩‘和平牌’”以“钓取‘美援’等大鱼”，这是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说蒋仅仅是因为“力争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国民党内外各种抗日势力的强大压力，才没有走上妥协之路，这又是一种看法。[1]而这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不弄清楚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这些秘密交涉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介石对交涉的真实态度，要想客观评论抗战中的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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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当然，在此诉求下，蒋也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使他误以为敌方准备接受其关于接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乃至撤兵至长城一线的要求。因此，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有否同意对日议和，其态度从未有所动摇。

第二， 蒋对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解释根据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亦有调整的空间与趋势。如战争爆发初期，整个党政高层心理承受力较差的情况下，蒋对要求日本停战撤兵至长城内，还是长城外，是退入东北，还是可以继续占据内蒙古地区，态度上明显有所犹豫和摇摆。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持续，他则逐渐把自己的要求扩展到包括长城之外部分地区的整个绥远、察哈尔，甚至是热河地区去了。进而更基于民族主义的心态，再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其他种种限制日人特殊权益的要求。其所谓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后来在实际上被大大突破。

第三， 蒋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较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 但蒋也无意完全堵塞对日秘密沟通渠道，故对自己信任的，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党政要员或明或暗地从事此项沟通，蒋感觉有需要时便不坚决反对。惟因对此种人平时过分依赖，有时反而往往难以左右，结果难免会感受其消极情绪的冲击，甚至因其擅自向敌人秘密接洽条件而备受困扰与牵累。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未必有蒋介石直接参与其间。

第四， 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即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作战的足够思想准备，较多地寄希望于依靠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尽速结束战争。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蒋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受此思想影响，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国民党人历史上习惯于把国家统一的范围划在长城以内的事实，也妨碍着蒋把收复东北三省列为当务之急。但这并不等于说蒋有心放弃东北主权，他从不承认伪满洲国，极端反感日本将“日、满、华”并列的提法，都显示他在东北问题上仍有坚持。故蒋持久战思想的欠缺以及在东北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并不影响他坚持抗日的基本立场。其到底没有走上妥协与和平的道路，最终把收复东北及一切失地规定为抗日目标，并走向持久抗战，与他的这种坚持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