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今本说唐 1 -- 发泡剂

水支

　　按《旧唐书》，武德元年六月癸末，那一天新建立的李唐封一个多月前还是他们名义上的主子的杨侑为酅国公。那天真是不吉利的一天吧，因为按史书的记载，就在同一天薛举进军于李唐对峙的泾州。幸好《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都说这个小孩子原来是两天以后的乙酉日受封的，当然这也不能免除他早夭的命运。

　　泾州，在隋代的名字是安定郡，不过也是只名字而已，两场大战就要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想来一时半会儿的安定不了。唐初为了表示“制度革新”，有一类官样文章就是把天下的“郡”全部改成“州”。比如说长安所在的京兆郡就成了雍州，同时无疑的，之前提到过的李世民担任的“京兆尹”就成了“雍州牧”，大家应该赶快地熟悉起来这个名字，按唐代留下的高祖时候的诏书，那可都是用“雍州牧”的。

　　此时，薛举的军队逼近到安定重镇高墌城（或名折墌城），按史书的说法，开始李世民率领的军队只是于之相持并未交战。这一次薛举完全是有备而来了，所谓“游兵至于豳、岐”，也就是在这附近的整个地区活动，不会象上次一样让李世民有突袭的机会。陇上薛秦的政治，应该是搞得一塌糊涂的，但是他们的军事不算弱。这里是胡汉杂居的地方，民风剽悍，多马多骑兵，在野战上应该很能有两把刷子。

　　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初期避其锋芒，然后从薛秦后方薄弱不能持久这一点入手，自然是上策了。但是史书说，当时李世民病了，就把军权交给了刘文静和殷开山，还特别告戒他们别出战。这两个人呢，按说算得上李世民的老部下，偏就不听话，私下嘀咕嘀咕，觉得自己被瞧扁了，嘿咻嘿咻就把军队开到了高墌城南的浅水原，又没有好好警戒。结果不消说，到七月壬子，就被偷袭了一个落花流水，惨淡收场。唐军死者十分之五六、有三个将军级别的被俘虏。薛举因此夺得高墌城不说，还把唐军的大量尸体收集起来做了那种很吓人的京观——说实话，虽然我知道古代拿敌军尸体做京观是想吓唬敌人，但是那么多尸体那样堆着又不掩埋，腐烂发臭的话，流行起传染病来，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了才对，或者因为古代地广人稀，一时这种情况还不明显吧——扯远了，却说唐军逃回长安以后，刘、殷二人被责为应为此次战败负主要责任，故而被罢职留用。

　　在我看到的，基本上今天的每个史学家都认定，这一战是李世民自己的失败，刘、殷做了倒霉的替罪羊。

　　当然然历史之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不可能真正复原的。当我们怀疑史书上的记录，又没有能证实我们的怀疑的其他资料出现时，我们只能说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大唐创业起居注》只写到武德元年五月李渊登基，因此上述的这些记录基本上只能靠两部唐书。唐代遗留的其他史书、笔记等等，没有相反的记载。现在挖泥巴的考古专家，也没有挖出有相反记载的纸片儿什么的。如此我们确实要明白，现在人们觉得第一次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一个推测。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后世之人会有如此的推测：

　　第一，李世民当时说在生病，但他还在军中，还是主帅，对刘、殷二人的冒失举动，难道说真的不知吗？

　　第二，如果李世民真的病得很重，那再加上战败逃亡，回去一定病得很不轻，唐代医药还是不敢恭维的，一时半会儿怕治好的可能性不大。但史书没有说他回去后病得要命。

　　第三，李世民之前的作战记录，都是急进猛攻，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先守后攻的战略战术。这个时候的急进，只怕就是他在军事战术上的转折点。

　　第四，李渊为什么要认了刘、殷二人做替罪羊？按理来说这种不公平，不是一个明智的人的行为。李渊其实也不是个昏君，就算后来他懒了点心慈手软了点。只不过李渊这个人一辈子看过听过的改朝换代多了，权臣呼啦啦一下就篡了前朝的位，就是曹操要和后面这些人比起来也一定会觉得人比人气死人的。所以除了自己宗族，李渊是很不愿意把兵权交给外姓人的。这世界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的儿子，说句不好听的就算他篡了位那也还是李唐天下。李元吉太原兵败后逃跑，李渊不也是一样不罚他，还试图把罪名怪在辅佐元吉的宇文歆头上，总之他偏袒自己儿子那是大大有名的。

　　这些论据也是可有这么一说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坚信不疑。

　　不过后来入了文科类的专业后，上面的老师到是长爱说，疑古风在近代刮得太烈了，总之史书就是假的，这样不好。实际上就算拿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大部分神话也有所本源处，中国史官以朴学的精神记录下来的史书还是大多可信的。如果要疑，最好要有很坚实的证据。

　　当然，我个人非是史学专业，对现在史学家的“反史书”推测，我也不敢说真能“疑”到他们的论据。但我个人确实仔细想想以后，有几点疑惑要说：

　　首先，李渊虽然是偏袒儿子，但是他终究不是昏君，是个头脑清醒明白利害的。而且他的个性以过于谨慎出名，他是很可能根本就不会惩罚李世民，但是在浅水原大败后立刻就把“实际上应该对战败负责做事冲动急进惹出了大祸”的李世民派回去继续打，他就真的这么大胆放心吗？反观元吉太原败逃以后，他是不罚元吉，可他也没这个胆子把元吉派回去吧，当时他甚至打算干脆放弃山西河东等地算了。

　　其次，李渊是曾经打算把元吉战败的罪名推给宇文歆，可他也没成功啊。俗话说“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_^，事情本来是怎么样，在当时的人来说，那是人人心知肚明，毕竟这样很难让人心服。当时就立刻有李纲站出来说话了，觉得李渊这么做太过分，李渊也只好不了了之。按说本次兵败，如果确实该李世民负责，那这个罪过还要大很多，因为元吉不过是逃了回来没什么人死掉，而浅水原之败死的人真是太多了，一句话就是戾气那可是很重的。如果说元吉放弃的太原很重要，那薛秦在浅水原胜利以后直接威胁到长安大门，难道就不重要了？

　　那些士兵也不真的就只是“下愚”，没有比他们在这件事上切身利害最重的了，那么多人真的因李世民的过错而死，又让他来率领他们，他们能不心寒？还有战斗意志吗？稍后成了孤军被薛秦捉去立刻要没命的唐军将领，还鼓励坚守的士兵说“秦王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优，勉之”，就不觉得这种鼓励太虚了？还是总之就是史书做了假？

　　第三是有关李世民生病的问题。其实就我所知，平日里那种身体极健康精神很好几乎不生病的人，常有突发急性病而又很快痊愈的例子，在年轻人中尤多。因为我哥就是这样，他平时身体好得不得了，也总是精神百倍的，在他的朋友同学同事中很少有人象他这么有精神的。但是他年轻一些的时候就发过急病，当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就倒下去，眼睛翻白，人事也不醒了，把我们全家吓死，可后来送到医院，没两三下就活蹦乱跳起来跟没事人一样，也说不出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平时偶尔生病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我爱得感冒，但是从来没有因为感冒就起不了床做不了事的时候。他不是，不怎么病，可一得感冒就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睡大觉。反过来我得个感冒要拖很久，他一般一两天以后又一点儿事没有了。

　　第四说到李世民之前的行为一直很急进，但那时候本来就不需要“慎守”，不等于说他就不知道打仗也有要小心谨慎的时候的道理。况且他出生军事世家，又一直跟着他父亲在“戎边”和“讨贼”的战场上打滚，那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的，其实在后期李渊就是很头痛“讨贼”颇不顺的问题，和突厥交战也失利，还差点儿因此被隋炀帝下了大狱。李世民就真象近世史家所想的那样，幼稚没有常识到一点儿不懂兵凶战危的道理，立营扎寨应该做好警戒工作这些军事常识就那么疏忽？

　　第五是李渊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掌握兵权。当时在长安的明明还有建成，史家认为建成是太子所以不宜出兵，前面我就说过这在唐代还没有那么强烈的太子一定要守中的意识。还有建成哪里是一直“守中”的，就不算刘黑闼那次，这以后不久他还出去讨伐过稽胡，也几次到边境上去防备突厥。当然，我个人认为建成的军事才能不高，李渊也未必信得及他能抵抗大敌。但是还有宗室，还有外臣，李渊宗室还是比较能信的。且他再怎么不乐意，如果不能确定李世民一定能胜利，这再一败他们就很难在长安待下去了。那就是被打回原形，他还称了帝，未来连个富家翁怕也很难再做得的。

　　最后反过来看一看当时被当作“替罪羊”的刘文静和殷峤。他们在过去一直做的是文职，殷峤还“尤工尺牍”、“有治名”，可这和打仗没多大关系，说他们对军中的事务并不是非常熟悉倒是真的。刘文静后来死得早，殷峤跟着李世民东攻洛阳，也没有什么建树只是随例升迁。刘文静为人急燥我倒觉得更可信，他当时对李渊宠信裴寂随随便便地就口出怨言，做人一点儿耐性都没有。他的儿子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旁证，那就是后来李世民给他平了反让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爵位，还许诺把公主嫁给他的一个儿子。但是他们“怨其父被戮”，居然一反身就要造李世民的反，其他的不说，根本行不通的笨事祸事做来干吗？性情之急燥冲动可知。

　　然则，也罢，毕竟本人不是史学家。姑且最后我来个折中而言：唐军不久前就曾大败过薛秦，上下有些骄傲大概也不可避免。李世民我认为他是真的突发急病，所以把军务交给刘、殷，因为这两个人虽然不怎么懂军事但是地位高，这也是必然的。他可能也感觉到刘、殷在军事上不行，也考虑到薛秦这次有备而来气势很高，暂时不要和他们对决，所以就有交待：“你们暂时守着就好，一切等我病好了再说”。

　　但是也许他没有很严重地强调或下死命令，也没有想到让人督促刘、殷，或者随时把刘、殷的举动向他报告。他心里也很可能觉得唐军很强，就算偶有失利但不会大崩溃，因为毕竟李家熟悉军事，一向重视练兵，所以收编了杂牌兵以后很注意加以训练。太原起兵时，他们刚刚招好军队，出去进攻一个力量不强的西河郡，建成世民都“本能”地就知道一边行军一边加紧训练，并且和士兵搞好关系。唐朝派出去的，确实都算是比较精锐的军队。

　　所以，史书记载应该大致不差，正因为这样，李家父子才很容易所谓的“圆谎”，就是说李世民是没有责任的，就是刘、殷该死。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算交待得过去了。但是也不可以说李世民就没有过错，如果深究的话，这个过错也不可小视。

　　至少也是知人不明用人不当，这在一个主帅来说，难道不是很严重的错误吗？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固然是很完美的境界，但是“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如果用的是“疑人”，那用起来就不可能“不疑”。若以史书为据的话，李世民既然在事先再三叮嘱刘、殷二人不得有所举动，对他们的军事能力想必也不信赖。这和后来他用李靖等就不一样，用李靖，他还用得着叮嘱么？当然，单单说用了他们二人，也许也不完全是李世民的过错。毕竟按“资历职位”，刘、殷二人是当然的人选。如果李世民要换用他人，以当时而言，其实他还不过仅仅是初出茅庐的秦王而已，没有很高的权威。但既然用了“疑人”，那么就应该更警惕，就应该想办法让人制肘他们。这一点，无论如何李世民做得还不够。

　　这样的错误，其实是一种“被动”的犯错，比起李世民自己主动胡闹用兵来看，错误更“隐蔽”。不过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不作为”导致的重大事故，也是要追求责任的。总的来说，唐代的人比起今日的人，想事情还是要简单些，而且一般的普通人，根本没有辩论考虑较复杂的政治问题的习惯，所以大部分人未必想到这一点。而上层的“精英”们，未必没有人不明白李世民也是难辞其纠的，但是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容忍”的错误。如以李渊的立场来看，李世民只是用错了人而且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就军事本身李世民并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那么这可以调整可以略加修正，然后他这个儿子还是可以给他即抓住兵权又抵抗住敌人的。那么，对大臣们来说，除非真的是脑筋太梗直的，皇帝的意见都那么明确了，自己私低下一计较，不会影响李唐的成败，刘、殷二人也自有活该受罚之处，即使如李纲那样的一些“直臣”，多半也“从权”而闷声发大财了。或者小有杂音，必在当时就被李渊“打击”下去，后代李世民又是政争的成功者，史官略加取舍，完全“不报道”当时可能会出现的对李世民用人能力的质疑的声音就够了。这也是“我们记的是史实”，但是“真相”还是要后人仔细思量的缘故吧。

　　（有关上面的论述和感想，特别感谢萧让姐姐和 yaolai 兄的提醒）

　　这一次惨败可以告诉李世民一件事，那就是真正的“兵凶战危”。那怕只是一点点小疏忽，在他自己来说，好象只是没有下死令这么一点小小的过错，可是战争的错误和行政的错误不一样，雪球在瞬间就越滚越大，而且立刻就是拿海量的人命做代价的。

　　其实我认为，李世民用兵，大胆是表象，谨慎是根本。就好象《李唐问对》里说，奇兵是表象，正兵是根本一样。当然，一个谨慎的人可能并不大胆，也就是善用正兵的人未必会用奇兵。一个大胆的人也未必谨慎。但是要次次“大胆”都成功的人，没有极度的谨慎和小心，死得极快。

　　这个我在比较早写的“战争之神”一篇也罗嗦过了，现在还是想再重复地罗嗦，可能后来很多章涉及战争的时候都要罗嗦下去。

　　现在我就常想，如果第一次浅水原之战，确实是李世民犯了大错误（立营不设防是基本的常识错误），于是他得到教训加以改正，是不是就一定能让他那么谨慎呢？反之，如果他当时确实只犯了个小错误，也就是对刘、殷二人要求不严，结果最后造成如此重大的恶果，是不是也更感慨莫名呢？

　　当然，也可能说，如果是后者的话，很多人会根本不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而会简单地认为“反正就是刘文静、殷峤不好”就是了。那样自然也是一点儿教训吸取不了的。

　　不过我总觉得李世民这种人想事情，可能真的是要比常人“钻牛角尖”一点。

　　总之，想来想去，我还是把这一章命名为“过而能改”。有一点终究是肯定的，对李世民而言，这是在自己手里惨败的一战，无论实际的过错大小，其实苦果都只有你自己来吞。控制不了手下人那也是你自己的失误，至少刘、殷二人也觉得是可以不听你的命令的，而这本来是可以防止的。他一辈子没有这么惨败过，武德末年争位也许确实更苦闷，还多受制肘，但说不上“惨败”，最多只能算一点一点被人蚕食，而且到最后他还保有大部分力量。征高丽就更不算惨败了，那个只能叫“不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全胜战略目的，论实际战斗并没有怎么败（那一次对他打击大，只是因为他自身的年纪、健康和心境的问题）。

　　贞观二年的时候，李世民让人在他征战过的七处战场建了七座寺庙以超度祭奠亡灵。浅水原上也立下了一座，名字就叫“昭仁寺”，是七庙之首。好象在这七座庙宇里，这是唯一一座至今仍以本名保留下来的，就在陕西长武县的昭仁镇。不知庙宇建筑是否已是后人所修，但那座庙里确实还有一件贞观遗物，就是“唐昭仁寺碑”。是虞世南的字，书法碑帖里很有名。2002年的新闻，说文物专家们对照历代拓本和碑石，重新出版了昭仁寺碑帖。可惜我还不知道具体碑文是什么，如果有可能，过两天到书市看看，希望能找到这个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