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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海雯娜在微博上支持大麻像极了三年前某些人支持共存的样子 -- 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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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华罗庚不是个合适的例子

注意你的命题,

文革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比红不比专”、“红能压专”。普通人可以进入这个赛道,并通过这个这个赛道打压专业人员。

你的核心观点是,1,非专业的“红”的人员在用“红”来打压“专”,我的理解是,本来是该用“专”的人的,结果用了“红”的人,(最后导致事情没有做成),2,而这种情况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在文革很常见,而在文革外不常见。

但你举的华罗庚的例子除了可以证明在文革初期正常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却并不能证明你的观点。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派别,就有鸡飞狗跳,恩怨情仇。科学家们,包括数学家们的世界,同样如此,并不是那么纯净。尤其是研究纯粹数学的理论数学家们,其工作成果除了精英数学家小圈子的评价和认可,并无可能在社会实践中被检验和广泛认可,也就是说没有“外部裁判”,因而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也许会更加激烈。

如果说华罗庚受到“迫害”,那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并不是文革,而是1957-1963,而“迫害”华罗庚最厉害的人,也不是什么赛道外的普通群众,而是跟华罗庚同一赛道的专业选手——他在中科院数学所的同事们。

中科院数学所是华罗庚创立的,但1957年以后,华罗庚跟数学所闹得非常不愉快,他受到了以数学家关肇直为首的数学所党组织、管理层和一些人员的持续排挤、歧视,华虽然名义上还是所长,但实际上已被架空,以至于华罗庚在1963年不得不离开数学所,转到中科大。

即使到了中科大,关肇直的数学所仍然没有放弃反对华罗庚,1964年中科大拟吸收华罗庚入党,结果数学所坚决反对。到了文革,其实也不是华罗庚当时所在的单位中科大批华,而是数学所(所谓的外单位)批他。

“迫害”华罗庚的数学所的人是不专吗?是外行吗?当然不是,关肇直的学术造诣虽然不如华,但也是大师级的人物,是文革后首批科学院院士,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金质奖章,他是中国现代控制理论领域的奠基人,为两弹一星(卫星轨道、导弹制导、潜艇惯性制导)做出重要贡献,现在中国的控制科学学科方向还设有关肇直奖。

所以,数学所的人批华,肯定不是“以红压专”,而是“以专压专”。

再说“红”,关肇直固然红,但华罗庚也“红”,甚至更红。华在60年代中期转向应用数学,从理论走向实践,推广数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广泛应用,他以深厚的数学底蕴,走进广大工农群众,在全国总结并推广应用统筹法和优选法,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倡导高度一致,因而也得到主席对他的工作的赞赏,对他的称呼也由之前的先生改为同志。1967年五一节,文革最高潮的时候,毛主席邀请他登上天安门一同观礼,并向其他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所以华罗庚成了一个很奇特的例子,一方面他在数学所被排挤、打压、架空,在中国的数学界也成为了一个吉祥物,另一方面他和他的工作又得到了主席和总理的高度赞赏和支持。

文革前是华罗庚的“双法”形成和试点阶段,在文革早期最混乱的时期,华罗庚和他的学生对“双法”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理论准备,随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他的“双法”推广开始走向全国。双法是指统筹法和优选法,华罗庚从50年代末开始接触生产实践,“在生产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两大类课题,一类是管理工作课题,一类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消耗这类课题”,统筹法解决第一类问题,而优选法解决第二类问题。

创造、推广、普及双法的挑战在于,1,要对数学学科有深入而广泛的了解,要对生产实践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从而能高度精炼地归纳出通用的问题和通用的解决方法;2,因为双法的使用者将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大部分也就是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因此要有深厚的功力将双法简化为普通劳动者能理解、能使用的方法,并要用朴素易懂形象的语言传授给他们;3,因为当时小、微型计算机并未普遍使用,也没有计算器,所以方法就要求计算非常简单,对计算工具要求要低。现在看来,要做到这几点,必须要华罗庚这样的数学大师倾力研究,而且要放下身段深入实践和群众,才有可能。

1970年,双法在上海炼油厂牛刀小试,用统筹法将“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工期从一个月以上缩短到了7天,用优选法将长期困扰上海炼油厂的某型号降凝剂的凝固温度降到满足实际要求,轰动了上海,从此“双法”开始了持续10多年的全国普及、推广和应用,应用领域包括化工、电子、能源、冶金、纺织、机械、轻工、粮食加工、林业、交通等,各领域的领导、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一起研究应用双法解决实际问题。全国各地印刷出版了《统筹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几百万册,有的省一个省就印发了100多万册,全国听过华老及其小分队讲演统筹方法和优选法的人超过1000万,统筹方法和优选法被国外学术界称为“为百万人的数学”。1973年,华罗庚的《优选法》还被拍成科教电影,在全国上映,达雅应该是比较年轻,没经历过文革,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否则就不会举华罗庚的例子。

考虑到要想把计划工期再缩短,需要把“工具”交给大家,发动工人师傅们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华老决定给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做一个统筹法的报告。报告被安排在食堂举行。当天上海下着瓢泼大雨,雨水打落在瓦砾上发出“咚咚”的响声,但这依旧阻挡不住工人师傅们对统筹法的渴求,整个食堂被挤得满满的,还有许多人或穿着雨衣、或打着雨伞站在窗外听完了报告,这个报告伴着上海雨特有的气息显得异常精彩。会后,暴雨依旧如初,工人师傅们打着伞,把华老抬上了汽车,华老非常感动。

试想,哪个数学家能见到这样的阵势,能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能面对面地看到如此多的渴望学习和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人群,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敬佩?能亲眼看到自己的成果被广泛地应用并改变人们的生产过程?我想这个地球上不会再有数学家会有华罗庚的荣幸,即使是陈景润也没有。

谈文革对华罗庚的影响不谈双法,无异于不看九牛只看一毛,没有双法,华罗庚是数学史上天才数学家中的一个,而有了双法,华罗庚是独一无二的人民数学家。

再聊点感想,华罗庚为什么会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从理论数学转向应用数学,转向研究和普及“双法”,原因可能有这些:

1,较多行内人猜测的,因为数学所的排挤和打压,心灰意冷,所以从理论数学转向应用数学;

2,到1960年华罗庚已经50岁,过了研究理论数学的黄金年龄段,再研究理论数学已力不从心;

3,50年代末各行各业都在建设,中国的理论数学界,一群最聪明的人,面临着如何给国家建设做实际贡献的尴尬。其实,即使在20年后,人们看到文学家笔下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除了感叹真NB,给中国人争了光,还有个普遍的困惑,证明了1+2又有啥用?面临这份压力,华罗庚开始寻找出路,调查中逐渐找到了双法,并在此后20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完善和普及推广。而华罗庚的对头关肇直则在1962年选择了现代控制理论,不过,即使是在今天,高深的数学方法在实际的自动控制领域的应用价值仍然受到一定的怀疑,因为一些简单的控制方法就足以应付一般的工业过程的控制要求。

4,希望能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对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华罗庚还深受主席的哲学和世界观的影响。

说到4,就引出另一个问题,跟钱学森一样,华罗庚也是主席的粉丝,他的双法推广与主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一致。华罗庚访问苏联时,曾有个苏联专家跟他说,你们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去看毛的著作,那里面有你的答案。华后来对人说:“我实在认为他说的对,这人可以引为知音,但这话居然不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让我有些憋闷。”华罗庚,钱学森,杨振宁,近些年颇有些关于私德的风言冷语,对主席的敬佩和认可,也许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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