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特务村记事 -- 万年看客

1979年4月，县里来了平反工作小组，落实政策。一份平反材料显示，文革期间，百余人的上道干第二生产队(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干村)，有32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有12名社员被监督劳动。用张玉福的话说，只要家里有一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整个家庭就都被认为是苏修特务家庭，因此，村里约70%的人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

除了集体平反之外，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召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张运山充当苏修情报员的这段历史早已清楚，不应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开会的前几天，工作组派人来到张玉福家，给他做工作。

【张玉福：我跟我哥商量，我说咱们不行，就这么给平反，说两句话完事了，不行，我说平反咱们不能轻易就那么就罢休了，得让他们坐牢去呀，这给咱们整这样子，他们那时候都是违背政策了，可以这么说，那时候就比较懂了，我姑姑来说，我舅舅他们也说，做工作，算了，对我们家来讲，平反也没什么回报，拿我们那么多东西，作几个钱，不多，很少点钱。】

张运山平反的材料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张玉福说，这迟来的平反总算让大家心里都得到点安慰。

【张玉福：就是说我父亲有功，不是罪人，就是即使那封信送的也是为了共产党，为了红军，就是红军打日本嘛，这个是明确地讲了，这个我还记得清楚，因为你再小，你究竟是为什么把我父亲抓起来的，究竟你平反最后哪句话说的，对我父亲，你平反平的是什么东西，我能记住，我这个能记住。】

追悼会前，平反工作小组的人怕张淑娟在会场闹事，特地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就说，不是说我家里藏了坦克吗？你给我一个坦克镜子，行吗？”

文革之后，村中的苏联老太太也很少再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如今那一代人都已经陆续离去，葬在了宏疆村。

【徐维义：我挨整的时候，我说苏联那边，我跟我妈说，我说你苏联那边都没有男人了，我说你上这边来找个汉族人，我说你瞅瞅把我们整的，这是我跟我妈说的。我说苏联那边没有老爷们，我说你上边来找一个，给我们找个爹，生了我们这一帮，你瞅瞅给我们整的啥样，这是我说的。】

经历过文革的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尤其憎恶别人叫他们“二毛子”，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比骂他们的爹娘还严重。关于“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这种问题也被视为禁忌，他们习惯于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国家叫做“他们”。不少村民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中国人，尽快了断自己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徐维义的孩子们都已结婚，和村里许多混血老人一样，他绝不允许孩子们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结合，希望后代们能在面貌上更接近标准的汉族人。

【徐维义：“二毛子”啊，我们也是不愿意听啊，跟人长的面目是两样，你非得说我们“二毛子”什么玩意儿，那不都是中国人嘛，我这些个儿子找对象，我说是干脆和我们一样的干脆不要，一个也不要，我四个儿子一个也没有混血人，有不少的要跟着的，干脆我说不行。不行。

记者：有过吗，谁和混血的，然后你不同意？

徐维义：有啊，我那三儿子，和那个老王家的，也是我们混血人，姓徐的，也是三姑娘，那是几姑娘我都忘了，干脆我说你找对象是对象，我说你爸这个事是干脆不允许，不同意。

徐维义：我那个小四儿（孙子），瞅着不比我的模样强多了吗？像我这个模样就不行，我出门啥的，人家就说，外国人。】

【袁吉先：我孩子不让他们混血。不跟他们混血。

记者：为什么？

袁吉先：我四个姑娘都嫁中国人。

记者：为什么？

袁吉先：有一次的经验还能。

记者：怎么叫有一次的经验？

袁吉先：这一次教训还不够，你都成了混血人了，以后你看他们，这都是两口子混血人，又生这么一个玩意儿，成天这样。】

经历了历史的动荡，尽管村子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边境旅游日益兴旺，这些混血人大多没有踏上过对岸的土地。甚至不愿再寻找血亲。

【徐英杰：公安局来问我，你找不找你的亲戚，要找我们帮你找。我说不找，找他没用，找他干啥呀。你找到这个亲戚能怎么地。今天来往明天来往，以后又成事儿。一会就够呛，伤老心了。以前一点跟人家联系都没有，给你安上罪名了，特务，离他们远点吧。】

“一次教训还不够?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激动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举家欢庆。虽然徐然的相貌依然特别,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代地坚持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得“正常”些。平时的交谈中，徐福胜习惯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俄罗斯叫做“他们”。“他们俄罗斯的事我也关注啊，日本外长今天到俄罗斯去了。”话题一转，徐福胜又说到中国，“还是咱中国好啊，把农业税都给我们免了，嘎嘎的好。我们哥几个以后少喝点儿酒，多活几年，得看看咱们国家以后是啥样的。”偶尔喝高了的时候，徐福胜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纯正的俄罗斯族，你看我们这长相，黄头发、蓝眼睛。屯子里有的混血是茨冈族，黑头发、黑眼珠，相当于俄罗斯的吉普赛人，是受歧视的。”

　　如今,村里的混血儿已经到了第四代,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人的外貌特征已经“汉化”。不过,不少后代将事业拓展到了对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江对面的海兰泡打工、种地,不时给老人们带点儿黑列巴和俄式咖啡等特产。

曾经的“特务村”宏疆村如今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虽然在这里，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了。有些村民会用《喀秋莎》的调唱民歌，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四个萝卜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这首歌时常出现在村里的酒桌上。

现在村口的大门是花了三万元修建的。“罗斯民族村”几个大字十分醒目。“俄”字是前两年被徐维义和徐英杰捅下来的,他们的理由是“看了就有气”。省里领导来考察,想把村子的房子改建成俄罗斯式民居,老村长徐占杰带领村民们坚决反对。宏疆村村党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只是在1991年，给一些俄罗斯混血的村民发了侨眷证，考学时能加点儿分。”

现在,村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但是每月却有大量俄罗斯人从这里往返中国多次，带回廉价的牛仔裤、衬衫以及名为“阿迪多斯”的山寨运动鞋，他们甚至愿意坐上每小时一班的公共汽车到中国理发，为孩子购买玩具。侨民证在村子很吃香,徐维义早在1992年就办了侨民证,据说孙子考大学时能加20分。让村长徐占杰想不通的是,好些完全没有俄罗斯血统的山东支边人员都办上了,他这个“正宗混血儿”却办不上。最玩味的是,“国籍”一栏大多还标注着——“无国籍”。

“入乡随俗嘛，当年跑去俄罗斯的中国人也都改成当地习惯了。”附近兵团村的王金财说。由于从小跟着母亲学俄语，1992年，王金财到俄罗斯当翻译，一待就是16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中俄混血人，他爷爷是清末过去的。这个人就知道自己姓张，祖籍在山东，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还有一个姓苏的人，就因为有中国血统，1937年时被警察局抓去，人家让他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当时，这个姓苏的根本不敢露自己会说中国话。”

王金财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他在俄罗斯当翻译时，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门口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夹着个公文包。得知王金财是中国人后，对方说，过去两国的争论都怨赫鲁晓夫。王金财客气地表示感谢，“现在想想，他能这么说，不容易啊。”王金财爱吃酸牛奶和酸面包，但妻子做不来酸面包，只得作罢。“要说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也就剩这些了。”

凭借酷似欧洲人的相貌,徐福胜当过几年特型演员。他引以为豪的就是走过不少地方,天津、宁波、舟山、东阳、横店都有他的足迹。上街买水果,小贩当徐福胜是老外,两块钱一斤的苹果,愣是跟他要15块钱一斤,徐福胜满口的东北话把小贩惊得懵了。

第二代中俄混血儿徐月娥是现任村妇女主任，也是县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开会时，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你既不是俄罗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国人。”她叮嘱长着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

张玉福后来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娶了上海女知青为妻。组织上曾力劝他入党，并许诺替他写好申请，只需要他签名。“但我没同意，因为我父亲的事情，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可我儿子就入党了！”张玉福语气里不无骄傲。张玉福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今年74岁的张树娟提起文革岁月只会摇头苦笑。“说起来就像个笑话,可不就是个笑话吗?”那时候每家一个特务指标,只要承认了罪名就会少吃些苦头。但张树娟无论被关牛棚里多少天,还是咬牙否认,她觉得没有的事情不能承认。

徐维义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长的一辈，颇得村里人尊敬。过去的许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时候在村里偶然遇到当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打个招呼。他的同母哥哥、如今88岁的“傻大爷”徐维刚则是宏疆村里所剩无几的拥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时间在他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专门来看他时，侄子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帮他换件像样的衣服，戴上顶脏兮兮的军帽。每到这时，徐维刚会挺直腰板，对着闪光灯露出婴儿般惊喜的笑，湛蓝色的眼睛泛着异常的光。傻大爷嗜酒，爱唱歌，常常一个人自编词曲，即兴高歌，若让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虽然母语对他而言已经成为远去的记忆。偶尔，他会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用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那啥，我叫安德烈。”

“千万别问他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大侄子徐福胜警告，“谁问跟谁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