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学曾国藩,各自学出啥名堂? -- 狂草舞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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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说说对心学和曾国藩的看法

王阳明心学,其核心理念是“致良知”和“为善去恶”,方法是“知行合一”。

听起来不错,但心学流行造成弊端丛生。

首先弊端来自于心学的逻辑悖论。

王阳明说我们和圣人都有良知,但是被私欲遮蔽了。嗯,这个没法做实验证伪,姑且认为是对的。但和“为善去恶”结合一起,悖论和弊端就出现了。

王阳明说“致良知,需要为善去恶”。但如何判断具体一件事是善还是恶?王阳明说“用你的良知判断,你的良知自然知道”。

但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我们的良知已经被私欲蒙蔽了。用沾染私欲且充满个人主观色彩的“良知”去指导“为善去恶”,那不就是私欲大行于道么?通过对明末历史观察,实际结果也是这样。

其次,更大的弊端在于“知行合一”。如果你是圣人,知行合一,自然是把圣人之“知”变成圣人之“行”。如果你的层次离圣人太远呢?反而变成“我学了那么多,做不到也没用”,那还不如“少学点,这样也能做到,以保证知行合一”。于是自己就会放弃思考学习,放弃对“知”的探索和努力,进而降低“行”的标准,最后变得懒惰且自信还洋洋得意。但对于别人,就当别人是圣人,拿圣人的道德去绑架别人。明末历史说明这个弊端也不是空穴来风。尤其那个泰州学派,集合了一堆粗陋不堪的不入流知识分子,除了一堆杂七杂八的说教,学术上可谓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就。

总之,心学在明末盛行,导致了:

1.唯道德至上论盛行,道德绑架,大帽子横飞;

2. 功利主义、反智主义盛行;

3. 不愿意深入思考,学术粗陋,缺乏理性,缺乏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细致分析。

上述都是导致明末党争,士大夫纵欲废行,道德沦丧的原因之一。难以想象经年累月嫖宿妓院还“知行合一”写黄色小说的知识分子,能抵御外侮,领导民族复兴。

可以说,心学每一条都是和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和实践论完全反着来的。坚持“心外无物”又怎么可能穿上草鞋走“群众路线”?!

曾国藩呢?他和典型的湖湘学派学者一样,在思想上继承程朱理学的“理”,道德上严格要求“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刚开始他不仅拿这条要求自己,还要求别人。但清末官场何等腐败,他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愤青兼傻逼。结果他先在北京官场遭到集体排斥,混不下去。然后在长沙官场反复受挫,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跑去衡阳练兵。之后在江西官场被视为怪物,水火不容。他任命的厘局收税士绅被江西官员绑架暗杀还不敢追究。和他关系好的江西士绅办团练和太平军作战积极,江西官场不给经费,不保奏,不救援,甚至关进大牢,严刑伺候。

挫折多了,曾国藩不得不在表面上和腐败的官场“同光和尘”,不再拿圣人道德要求别人,只是自己严格修身而已。

但他一直勤奋俭朴。他挑选有操守能治民的理学士绅们一起组建湘军军官团和幕府,这些人和他一起穿粗衣,食粗粝,和士兵一起凌晨出操,风雨无阻,一起站墙子,军营风气直率单纯,生活朴素,军官团望之如老农。

方法论方面,曾国藩则不仅远胜心学几十条街,还超出了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把湖湘学派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具体而言,曾国藩在北京的翰林院系统学习了清朝盛行的考据之学。考据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始版儒家经典教义。它要求先怀疑书籍,提出假设,后层层结合证据抽丝剥茧,如果假设被支持,就接受,如果被证伪,则否定,如果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就继续存疑。这有点类似科学实验的逻辑思维。

通俗的说,心学就是一帮浅陋粗鄙之徒不仅不谦虚学习,还随心所欲指导实践。格物致知往往是套用貌似合理的理论解释现象却不加以检验。曾国藩在方法论方面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的科学实验逻辑。

当然,曾国藩是湘军统帅,无机会考证古书。但他用此实证方法检验作战方式的有效性。无论对古代兵书(包括所谓的戚继光兵法)和军事装备都用近似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检验,形成了湘军兵制。尤其水师,一船一炮皆亲力亲为。然后标准化流程化,严格推行。

总之在方法论方面,曾国藩超出当时知识分子一个维度。

毛主席则更提升一个档次,吸收了中西方哲学的精华。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归根到底可以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这四个字,不仅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招牌,也是岳麓书院的牌匾。

毛主席对其哲学思想的实践,不仅对中国社会完成了彻底改造,还实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的复兴,彻底扭转了民国在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买办黑社会分子治下腐败堕落,道德沦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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