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架空小说】我认识的远征军 -- ayooyoo

就军医而言，我认识的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在救护总队呆过，自然会和医生有很多接触，还有几个和我成了好朋友。比如我的换帖兄弟叶德，那时他在救护总队当随车医生。虽然都姓叶，不过他是上海人，亲戚关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不过今天不谈叶德的事情，我要讲的是谈澜，他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是我所知最好的战地医生之一。

谈澜是长春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刚从军医学院毕业不久。他常说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不好，弄得生来就有个绰号叫“贪婪”，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换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谈澜身高1米74，白白胖胖，圆脸上一双大眼睛，挺鼻梁薄嘴唇，面团团笑眯眯的样子，穿上一件白大褂，配上软软的长春口音，让谁看到都觉得最是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1875年我进了救护总队，天天就是从前线往后运伤员。谈澜是前线的战地医生，每个重伤号都需要他的签字许可才能优先后运。不过重伤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还得在众多的伤员里选出最重的来。这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那些伤号都觉得自己受的伤最重，都要求首先后撤。

不过谈澜说这样向他提要求的人他都不会让他后撤的，因为“他还有力气说话，说明伤势并不很重”。听起来似乎是很没心肝的一句话，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可是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溃败，重伤员多得不成话，伤得说不出话的大有人在，如果先送那些还能说话的人下去，那些说不出话的就铁定要死在前线了。

每次后送我和担架队的人就跟在谈澜身后在战地医院的病房里转――说是病房，就是几个个一号大帐篷，躺满了重伤的轻伤的垂死的人，里面乌烟瘴气什么难闻味道都有，地上到处是血迹和一些你认不出来的粘乎乎的东西，充满了呻吟和尖叫的声音，只要你进去过一次就不再想去第二次。但是我们那时没有办法，也只得硬硬头皮进去。每到这个时候，谈澜就走在前面，他的手里有一叠黄色的纸条，上面有他的签名。他把黄纸条放在谁的身上，担架队的人就把谁抬上车后送。

那时巴比伦人正在步步迫近，前线的仗已经完全打烂了，在这种一夕数惊，风声鹤唳的当口，人人都想先走一步。因此很多人每当看到谈澜捏着黄纸条过来，就挣扎着爬起来往他的手里、口袋里、怀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多的是香烟，那是战场上的硬通货，还有很多是直接塞钱的，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张黄纸条――在那时就是后方安全的代名词。因此每次谈澜总是高举着双手进去――免得被人抓住不放，他的白大褂上没有口袋――免得有人往里面塞东西，而且很短只到腰间――免得有人总是拽着他的后摆。他竭力把真正的重伤员优先后送，我从来没见过他收过哪怕一根烟，老实说在那种地方这可需要过人的定力。也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叫“贪婪”但事实上一点也不贪婪的家伙。

从1875年1月到6月，我一直在救护总队。我们这个救护队从东线向后运送的伤员有三万三千多人，其中重伤员一万九千多，几乎全部都是谈澜经手的，但是最后一次我们去接全体后退的前线战地医院人员的时候，谈澜上了我的车，他的行李只打了两个包，除了一条破军毯和一些日用杂物以外，都是他的笔记和医疗档案，我记得当时我还感慨了很久。

不过说奇怪也奇怪，谈澜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下呆了半年，他还是白白胖胖的，除了头发长长了不少以外，外形上竟基本没什么变化，也算一种特别的本事吧？叶德在那半年里轻了四十斤，瘦得跟骷髅似的，后来回国时他老妈开始都不敢认他，后来认出来了又跟他抱头痛哭。在那段时间里我也轻了近二十斤，不过我原来挺胖的，那以后身材好得多了，而且居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要反弹的迹象，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875年6月，谈澜和他的战地医院被撤退到圣雷吉斯，然后就成了圣雷吉斯陆军医院的大夫，我后来还找他看过两次病。再后来停战了，我们还一起跟救护总队的人到东丹岛度假，过了很快活的半个月。之后开始裁军，救护队的人也裁了不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调回运输队的。不过人虽然调走了，还是跟救护队的人有些联系。当时叶德被分在第三医疗队，谈澜被分在第七医疗队。叶德的第三医疗队驻在圣雷吉斯，我常常见得到他。第七医疗队却驻在南方集群的萨里昆，因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见到过谈澜。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在1880年9月爆发，我们的运送任务一下就繁忙得不得了，整天在车上颠。有时还遇到敌人的轰炸或者骚扰，死人和受伤都是常有的事情。12月里有一天我们从维鲁拉纽运物资去东线途中遭到美国敌机的轰炸，车队死了三个人， 15人不同程度受伤。也就是那一次，我受了唯一的一次战伤：一块弹片划过我的右臂，开了很深的一条血槽，血哗哗的流，整条衣袖都被血浸透了。当时我疼得龇牙咧嘴，手臂发僵，抬不起来，自然也不能开车。正好车队的卫生兵（邹晨，上海人，绰号“满天飞”。那天他在抢救受伤的队员的时候，有一个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结果就变成了真正的“满天飞”。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他的墓在圣雷吉斯的远征军烈士墓里，因为没有什么成形的尸体，其实不过是他的衣冠冢）也被炸死了，只由老刘给我简单的包扎了一下，然后就拼命往前线赶。

到了前线我们队长直接把我们往战地医院就送――我们有四个重伤员，不及时抢救非光荣不可。我拖着臂膀跟在队长身后，老刘在后边和他的一个铁哥们王毅超一起抬着一个伤员，还有一大帮人冲进野战医院的帐篷堆里，但是一时间找不到医生，眼看几个重伤号快不行了，队长正在发急，我一眼看到一个胖胖的熟悉的背影，脱口就叫出来：“谈澜！”那人转过身来，果然正是谈澜。原来开战之前他被借调到部署在这里的第四医疗队做战地医生，本来说好是五个月，没想到一下子打起仗来，结果自然就是走不了了，第四医疗队的队长干脆把他的关系调了过来，他就算是副队长了。

见了熟人好说话，谈澜很快给我们安排了治疗，他还亲自操刀，给一个重伤号从肚子里取出了十二块弹片。由于施救及时，那一次受伤的人里没有一个死的。我们队长是千恩万谢，一定要送谈澜两条香烟――在战场上，这可值一大笔钱啊！不过谈澜还是以“不抽烟”为名推辞了。不过他要我们帮忙把一些截肢的伤员运回维鲁拉纽，队长自然是一口答应了。我也跟谈澜谈了不少，那时候他已经29了，还没有结婚――原来在西大陆有个谈了四年的对象，就在去年和他分了手，据说原因是谈澜总在外面跑，顾不到家什么的。于是我就很替他惋惜，他自己倒是笑笑不说什么。

在从前线回维鲁拉纽的路上，队长问了我不少关于谈澜的事，我也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据说队长有个妹妹，可能是动心要帮妹妹物色妹夫。我知道队长有个24岁的妹妹在东丹岛开店，不过老刘说什么队长有意找谈澜做自己的妹夫的，就完全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后来我们在前线常来常往，每次都要帮谈澜带些药品啊之类的东西，也帮医院后撤了不少伤员。谈澜于是对我们也很不错，车队里有人受伤，在野战医院也是很受关照的。

1880年12月7日，希腊军队在纳米亚海滩登陆，远征军司令部紧急抽调中央突击集团军前去迎敌，而我所在的运输大队也被划去担任中央突击集团军的补给运输。12月8日，我们离开东线阵地出发去“粮仓”托那汪达。出发那天的早上，老刘贼贼的跑来跟我说，昨晚队长跑去谈澜那边谈了很久，可能是要给自己妹妹做媒，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不过最后谈澜是和队长一起出来的。

我听了就随便笑笑，也没有放在心上。不过临走还是去跟谈澜告了个别，他于是就很嘱咐我要小心，讲了很久。当时还约了等他休假就一起到“粮仓”去疯一把，他说他还有两个月就轮到他一年来唯一的一次休假，而且和我们队长也有个约会，所以就笑着跟我约好了。大家哈哈笑着分了手，想着不久以后再重新碰头的，却没想到这就叫“一别竟成永诀”。

1881年1月16日，就在谈澜快要挨到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医疗队在前线后二十公里的地方遭到美军第33师一个特遣队的袭击。面对手无寸铁的医护人员和伤员，这些毫无人性的美国人居然把所有的医生、护士和伤员全部枪杀，其中部分女护士在被杀前还遭到了强奸。消息很快在陆军报纸上刊载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谈澜也在其中。几天之后，美国这个第33师被我军包围，23日，充满仇恨的我军拒绝了他们的投降要求，并用覆盖式的炮击把这个师的全部美军士兵彻底埋葬。美国人还大声喊冤，说我们违反了国际法什么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所有知道这条消息的人都觉得解气。之后的陆军报纸公布了美军第33师的斑斑劣迹，在其中有谈澜所在医疗队的番号，我们这才知道谈澜也在那次事件中遇害了。我记得知道了消息以后我就很郁闷，队长也是，所以在休假的时候一起去托那汪达的酒吧去狠灌了一醉，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外面喝醉，还好没有遇到宪兵。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谈澜的墓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还是常常想起他的黄色纸条和他胖胖的身影，还有他的面团团的笑容。

安息吧，谈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