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近日瞎想 -- 胡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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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国人的记录也是有一些的

感谢对沈从文那段记录的批评指正,是我的不仔细犯的错误,谢谢指正!

除了武昌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者用武汉方言“六百六”甄别旗人一事,确系我本人八十年代听武汉本地老人亲述之外,我也曾看到过一些国人的相关记载。比如抄录几段来自《老舍与满族文化》第二章的原文:

满族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1992年,笔者有一次去看望胡絜青老人。谈话中间,老人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都遇了难,后来老舍家人听说了此事,心里非常恐惧和难受。

此处有一件似可记述的往事。1983年笔者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时,吴调公教授对笔者言道: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因向与吴先生交好 而谈起过个人身世,唐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军交战颇惨烈,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而年幼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而 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在吴先生讲述此情后,笔者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先 生赐复书信,对欲将其传略收入该书深表谢意,却又婉辞曰:“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笔者常为此事抱憾唏嘘,先生并未否认自己乃旗人 之后,只是不难想象,其平生在此事上或许存有良多感慨难以化解耳。而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特别是南方诸地对满族之成见仍未松动,谅亦属先生取消 极避之态度其一因也。

1982年笔者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时,蒙兰州大学马志洁先生(回族)告知,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 旗人,辛亥年间他已弱冠,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 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作者关纪新,满族,讷殷瓜尔佳氏,曾为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曾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

当然,作者的满族身份,对这段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是加分还是减分,大家自己判断吧。

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该文抄录的这两段:

刘庆相在《略论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一文(《人口学刊》1995年第5期)中,对不同历史阶段北京城以及全国的满族人口数字有所证实:清代初年 “京师八旗人口数,据《清史稿》记载:‘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据此数字可以基本推断出京旗人口数,如按每一旗兵平均家庭五口 人计算,则京旗总人口为60余万人。”而“北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满族遭到压迫和歧 视,很多满人为找一职业,不致饿死,而隐瞒民族成份,不敢提满族事儿,到外地区甚至还不敢承认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到1949年建国时满族人口仅剩了 31,012人。40年来满族人口减少95.12%,年均递减7.2%。”“……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500万减少到建国前的150万左右。”

尤其是老舍先生的肺腑感言:

老舍一回到北京,便见到了包括三位老姐姐和一位老哥哥在内的许多亲戚朋友。这些人,多是往日的满族城市平民。老舍注意到,“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 好的新政府。”“两年前,我的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致大卫·劳埃得,1950年2月27日》,许德明编《老舍 自传》,第24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我与兄在对外人用非真实的史料乃至明显带有不良政治图谋的所谓“新”史观保持高度警惕性一节上,完全一致。

再次感谢指正!

通宝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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