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看一位涉嫌严重造谣“的“左派”的言论 -- 思想的行者

1929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他对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也不赞成。但是，陈独秀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他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认为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只应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主张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尤其不可存有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应偏重于经济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等。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独秀反对党的六大路线，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1929年8月至10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转变的特征，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到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已经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应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观点。他还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民主革命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总的政治口号的合法运动。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陈独秀在中央对他的信件未作出答复以前，便将这些信件经过彭述之等在党内散发，鼓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党的路线，并且秘密进行小组织活动。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进行挽救。10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不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继续进行宗派活动。为此，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到1931年5月，几个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等）在上海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或“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由于托陈取消派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就陷于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