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丁香花疑案考--法律视野中的龚自珍先生情事 -- 云横居士

清道光乙亥年（1839年），仁和(今杭州)龚定庵先生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此后终其一生未再入京。

　　当时就有传言，此事和其与满族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即西林太清真，贝勒奕绘的侧福晋）的恋情有关；再后来，顾太清遭遇家难，被逐出太平湖府邸，定庵先生更暴毙于丹阳，此中消息似乎更坐实了这一传言。

　　这一传言起初不过口耳相传，苏雪林先生说:“如罗瘿公等为此说张目；渐至评注家于评注两家作品时，说些恍惚迷离，捉摸不定的话，以为影射，如宣统元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精刊《龚定庵全集?无著词选》后，有署名艾者，跋云：“江阴夏闰枝姐丈云：‘《无著词》一卷，皆实事也。其事深疤，有不可言。’”虽未明言，但读者可测其是影射龚、顾恋史。后来冒鹤亭刻《天游阁集》，对于龚、顾恋爱，更有较为明显的陈述。如集前自序云：“余从后斋将军（溥侗）假得太素所著《明善堂集》，尝刺取太清遗事赋为六绝句。”这六绝句冒氏于《天游阁集》中陆续提出，最重要的一首是：“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明确提出姓顾，再顾倾人国）丁香花发一低徊。”按龚定庵《己亥杂诗》有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按顾太清的丈夫奕绘贝勒的邸第恰在宣武门内之太平湖，当时既有龚、顾恋爱之传说，龚氏此诗又明将太平湖之邸第点出，所以冒鹤亭有此一说。近代文学大家东亚病夫（曾朴）所著《孽海花》，其中有一章写他们恋爱尤为淋漓尽致。《孽海花》名虽小说，而包罗晚清一代掌故，巨细靡遗，可作清季稗史读，作者述这段艳史，并非用直叙法，却是借定庵儿子龚孝珙的侍妾口中曲折转述而来。龚、顾恋爱的传说，经病夫生花妙笔一番渲染，更显得有声有色，流传广远了。”。”（《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

　　 但对于此事主张反对论调者也未尝无人，如冒鹤亭刻《天游阁诗集》后，孟森先生便写了一篇《丁香花》的长文驳他（原文载《心史丛刊三集》）洋洋数千言，采取论证的方法，既严密周详，议论也透辟痛快。苏雪林先生也反驳此说，但立论依据与心史先生不同，意为当时传言实有而实际上龚虽有心而顾本无意，“伉俪之爱外，又加上文学的同情，其家庭幸福，美满达于极点，太清又何必更有外慕？“ “太清虽是个才调卓绝的女子，而从她的作品上看来，性格却是很方正的，而且还是个礼教观念很深的女性。”（《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在定庵之为此，或者想借此引起读者的疑心，朋友的注意，增加自己行藏上神秘的气氛，以为得意。这本是他一种文学的策略。想不到朋友们误以为真，纷纷传扬，竟传入那糊涂昏乱的绘贝勒儿子耳中。于是初则寻仇，使其不得不狼狈南下，还饶他不过，使人暗杀，俾其不得寿终止寝；这又恐非那个狡狯好事的文人，初意所能料及的吧？”（同上）

　　 据考，定庵之出都，系受人逼迫，实非得已。且逼迫者并非被他得罪的上司（他自称如此，后来的传记和《近代文学史》都执此说），因《杂诗》有“生还重喜酹金焦”之句。既然可以称为生还，可见在都必然曾经遇大危险，幸而得脱,所以有此说。十月定庵先生北上迎眷，至任邱县，遣一仆入都，其子书来，乞稍稍往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又进，次固安县。以后再也不敢进一步了。故《杂诗》有“渐近城南无尺五，回灯不敢梦觚棱”之句。孟心史对于此等事实，仅以“乃其清兴所至，难以常理论”二语了之。苏雪林先生认为“殊不能使人心服。”黄裳先生也认为“不能服人”。

　　 但苏雪林先生的观点也似过于回护太清，其实顾太清作为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许宗彦的义女，在应酬席间有机会与同样前来出席宴会的龚自珍沟通诗艺，回来后集宋词为七言绝句三十五章，中有“肠断魂梦两沈沈，只愿君心似我心。已被色香撩病思，便愁云雨又难禁。”“歌尽阳关不忍分，更无留影霎时云。青笺后约无凭据，日日思君不见君”云云。当年七月，在同为道光侄子的镇国将军容斋居士的府上，学习满文的共同兴趣再次为两人的频频见面提供了机会。当年九月，太清在尺五庄雨中看荷花后，又去三官庙看桂花，忽忽心有所戚，情不能已，并在诗前的长题中写下“冷暖相摧，气候无准，向来北方此二种（花）都不能同时……”这样语意扑朔迷离、寄托感慨良深的句子。

　　 这些都是“内证”，还有一个“内证”，那就是定庵先生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即使舌辩心聪、顾人名节、与人为善如心史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

　　 太清被逐、定庵被害是因为私情似能自圆其说，但他们之间所谓私情也很可能就是文章骨肉、红颜知己，比较“柏拉图”的那种。

　　 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对定庵来说从一种特殊的观点看未尝不值得。有人指出：“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心灵受压过久突然爆发式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里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

　　 当然罗，其实根据刑事有关原则，应该是“无罪推定”，并且“仅有本人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身为满人后裔（好象就是《雍正王朝》中仿佛周总理的“十三阿哥”,也有说是乾隆的五阿哥,就是《还珠格格》中的永琪？）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对此颇多诘责，“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的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好家伙，“你看到了吗？捉奸在床了吗？”这样说话别人倒真不好回应（昨日元白老刚刚仙去，默哀三分钟，此文以前就写好，不恭之处请他在天之灵原谅则个！）

　　 但这种说法倒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即使根据清朝的法律，这样的情况也不能算是奸情，大清律和则例都不支持“指奸”。

　　 清代万维?[的《幕学举要》指出“奸情暖昧，最不易知。务存一分宽厚之心，保全妇女名节。苟无确据，即为指奸勿论，不可轻易吹求。”所以在整个事件中，奕绘儿子兼继承人载钧的行为即使在当时也是依赖贵族身份的横暴，并没有坚实的法律甚至道德基础。

　　 当然赶出庶母已经作实，暗杀定庵还是疑似。九原可作，载钧也能辩护上几句。

• 7，明清/太平天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