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爱尔兰的独立对于失去哈布斯堡王朝皇帝这个最重要政治支持者的天主教来说多少算是一点补偿——但话又说回来，哈布斯堡皇帝对于教皇来说也并不总是起到积极作用。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国仍然是一个严格归附天主教的国家（尽管在其政府领导层当中也有不少相当显赫的新教徒）。这块曾经在宗教改革期间丧失于新教之手的土地如今又高调回归了天主教的怀抱。 对于罗马来说，1919年以后另一场类似的胜利就是同样热切的天主教波兰共和国的成立，波兰曾经因为十八世纪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三家瓜分而消失不见，如今三大帝国纷纷化为乌有，波兰却再度聚拢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当庇护十一世教皇于1925年颁布《初始谕令》（Quas primas），试图团结天主教徒反对他所谓的世俗主义或者政权还俗主义时，被他当做运动象征而引入的全新节日就是基督称王节（Christ the King）。当时这个节日确定在了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但1969年保罗六世将其转移到了礼拜年历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大约是公历11月底或12月初。如此随便的变动表明这个新设立的节日并不是任何长期公众敬拜情绪的产物，而只是上位者拍脑袋决策的结果。

当欧洲充满人世间的国王时，教会从来不曾将基督称为国王。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国王都下台了。遭到老欧洲列强出卖并失去教皇国的教皇此时自然会放宽视野，欧洲当下的惨状绝不能等同于天主教的未来命运：基督王，或者至少说祂在人间的代理，有责任甚至有可能将整个欧洲社会统一在单一王权之下。采取国际视野的另一个动机——一个远非微不足道的动机——是财政问题。庇护九世很有原则性地拒绝了意大利政府为教皇国提供的金钱赔偿与税收收入，于是填补缺口的唯一途径就是虔诚天主教徒的献金支持——中世纪欧洲将其称作“圣座献金”（Peter's Pence）。起初的集资诉求与捍卫教皇残余领土的徒劳军事努力联系在了一起，但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这个理由也就无人理会了。教皇的集资之网就此洒向了全世界，梵蒂冈对于远方的会众也产生了远比以往更详细的兴趣。*31*就像中世纪教会历史当中通过征收什一税来为教区神父提供财政支持一样，这一回的财政政策变革同样意义重大。

教皇将目光投向了每一个天主教男女老少，希望他们帮助自己完成任务。作为回报，教皇更深入地打入了信众们的日常生活。一项由庇护九世教皇亲自设计的礼拜仪式改革对天主教以及信众的教会体验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关于普通信众在弥撒仪式上接受圣餐酒饼的频率高低问题一直进行着拉锯战式的辩论。而庇护十世则毫不动摇地提出越频繁越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连珠炮一般地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其中有一条指示尤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1907年教皇下令将第一次领取圣体的最低年龄的从十二岁或十四岁下降到了七岁。围绕“初领圣体”（first communion）快速成长起来了一套全新的天主教民俗文化，即在教区教堂当中公开庆祝家庭生活，庆祝的核心则是气质无邪身着盛装的婴儿们。我们完全可以说，时至今日天主教教会依然全力推崇的天主教家庭阖家幸福理念正是从1907年源起的。*32*

十九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在失去了土地收入之后，依靠大洋彼岸地盘的财政支持依旧勉力维持了下来。这个事实体现了教会整体的乐观情绪与生长势头。天主教教会眼下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伟大的扩张进程之一，尤其是在非洲。十九世纪确实一直是新教传教的伟大时代，而现在天主教传教活动正在后来居上，至少已经超过了由欧洲新教徒经营的传教活动。 1910年，非洲传教活动当中来自欧洲或美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人数还难分高下，但从英国招募而来的新教传教士人数已经开始下降了——也正在同一时刻，一贯内向的爱尔兰天主教会开始大量培养专门奔赴国外传教的神职人员和修女，来自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33* 本笃十五世（1914年至1922年担任教皇）和他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1922年至1939年担任教皇）都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教事业非常感兴趣。本笃教皇很清楚自己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和平倡议揭示了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无能为力。然后一位名叫雷鸣远的比利时拉扎尔会（Lazarist）神父提交了好几份报告，进一步刺激了他。法国政府一直依赖自己的历史权力来干涉中国天主教传教活动，妨碍教会取得预定目标，而雷鸣远则对此提出了深入的批评。

本笃在1919年颁布的《至大谕令》（Maximum illud）勾勒了一幅远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传教图景。这份谕令不仅呼应了亨利.维恩的“三自”原则，而且还走得更远，下大力气清除了很久以前曾经导致“中国礼仪之争”的指导思想。本笃不仅期待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教会都能由当地人领导，而且还指明了欧洲民族主义在其他大洲的重现对于传教工作造成了怎样的损害，并敦促传教士尊重其他文化。《至大谕令》被人尊称为当代传教活动的“大宪章”，随后的跟进举措包括任命中国和日本的本土主教。这份谕令预示着罗马天主教即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教会大家庭当中最大一支单一组成部分的时代。*34*

在大西洋彼岸，教皇看到了两相对比的情况。在北美地区，随着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教教会远离官方地位朝着多元化方向演进，天主教教会也成为了教派光谱当中蓬勃发展的一部分。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天主教会基本上并未受到新教的挑战，因为新教一直局限于小块移民社区，例如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威尔士矿工群体。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的继任政权沿袭了得到文艺复兴教皇认可的、天主教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一点致使教会与自由派政权多有对抗，因为后者往往将教会人员视为进步的威胁。比方说哥伦比亚，该国是西班牙南美军队在1835年战败后由当地第一个得到梵蒂冈认可的独立共和国，但同时也是在同一年率先实现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政府又强制推行了公证结婚制度，朝着天主教教会脸上又多打了一巴掌。这种打脸模式在整个拉丁美洲一再重复。*35*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墨西哥，一位充满活力的奥克萨卡大主教欧洛希奥.吉罗（Eulogio Gillow），将社会与教会事务当中的现代化理念与罗马教廷方面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加以结合，与墨西哥的长期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他的掌权基本面恰好位于吉罗的大主教管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为了克服从前教会与政府的冲突而做出了很大努力。*36*

然而拉丁美洲的官方教会习惯性地与自由派政治家争夺人们的效忠。双方都有自己的局限。两种权力结构当中的领衔主演们大多都来自克里奥尔人精英阶层，声称自己有着纯正的西班牙血统。我们可能会觉得克里奥尔人对于普通百姓的关切无动于衷，而且长期以来他们肯定一直将原住民当作二等公民，就好像他们自己曾一度被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视为二等公民一样。*37* 现在混血儿（mestizos）以及纯血原住民与教区居民一样都成为了选民，于是他们不仅开始寻求通过投票箱行使权力，也试图在教会里行使权力。 1903年，远在罗马的庇护十世教皇试图提升教会礼拜音乐的品味，强调管风琴能在崇拜活动中荣耀上帝，而流行乐器则做不到这一点。面对禁止铜管乐队的命令，好几个墨西哥教区来势汹汹地向自己的教区司铎下达了最后通牒：没有乐队，就没有礼拜仪式。1908年，一位墨西哥神父在填写教区调查问卷时总结了当时的情况。在回答“全体教区居民是否都信奉天主教”这个问题时，他有气无力地写道：“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信仰天主教。”*38* 看起来这似乎是反应天主教软弱无力的症状，但是日后教会与墨西哥政府关系的恶化致使天主教遭受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范围内最严峻的考验，只有希腊天主教徒在1917年后苏联-乌克兰的磨难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自行其是的风格反倒成为了墨西哥天主教教会最珍贵的资产。

墨西哥教权主义总统迪亚斯的长期统治在1910年引发了革命，民众与官方两方面的激进反天主教情绪都与革命爆发关系不浅。教堂被烧毁或涂成红色，绘像遭到销毁，仪式遭到嘲笑。教会随即发动回击，意欲夺回对墨西哥人生活的控制：1914年的墨西哥主教们抢在庇护十一世教皇前面宣称基督是墨西哥的国王。1917年的墨西哥新宪法随之还以颜色，一方面以北美风格主张了宗教自由原则，同时又全面压制教会小学教育，并且大幅度限制了神职人员的权限。修道院和修女院被强行关闭。正如在同时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样（尽管法国那边的情况远没有那么暴力），教育在墨西哥也成了斗争焦点，不过天主教徒和反教权公众之间的冲突现在也已经侵入了墨西哥生活的各个方面。1921年，在气象庄严的大教堂之城莫雷利亚，一幅神圣造像遭到了损坏，随之而来的街头暴力导致了 12人死亡。*39* 1926年，为了抗议针对教会活动的限制与打压，特别是教会对于中小学校的失控，墨西哥主教长祭出了压箱底的法宝，暂停了所有公共崇拜活动与所有的圣礼。在接下来三年里，教会与共和国全面开战，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之后双方才勉强收手。在动乱期间挺身而出对抗打压教会行为的天主教徒被人称作基督军（Cristeros），因为他们将基督王当成了自己的旗号，并且打出了“基督王万岁！”（Viva Cristo Rey!）的战斗标语。主教们没有预料到动乱的发生，也不希望看到基督军的崛起，而且因为他们很快就大都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手下的神职人员为了躲避政府的暴力也四散奔逃，平信徒就趁势在动乱领导层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基督军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具有平信徒管理教会传统的墨西哥地区，这些地区的地方文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反宗教改革传教士建立的宗教和地方生活之间的结合。他们对于政府建立墨西哥天主教教会以及使徒教会从而与正牌天主教教会分庭抗礼的尝试嗤之以鼻，并且纷纷响应墨西哥大主教的号召，主张平信徒有权几乎全部天主教仪式（在事急从权之际甚至可以听取忏悔，主持婚礼以及施行洗礼）。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圣化圣餐。平信徒因此越发主动，而教士则丧失了控制权，这一局面并不总能令神职人员感到高兴。但最终政府还是意识到自己压不倒主流民意对于教会生活的执着，尽管反教权民众普遍支持政府。“这些人们用自己的鲜血浸透了大地，不仅如此，还为我主上帝的回归献出了生命。”一位骄傲的基督军成员这样回忆道。*40* 此时墨西哥的局势很像当年朝鲜的天主教早期发展阶段，但规模远远更大。最近有一位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指出，2000年若望.保禄二世教皇主持的封圣扭曲了动乱的实际情况，因为这次封圣对象包括22名基督军教士，而平信徒人数仅有3人。*41* 实际上，1926年至1929发生在墨西哥的事件为教区神父与教众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提供了先例。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这一点将会成为拉丁美洲天主教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