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笔者的父亲曾经担任教区长的精美中世纪教堂里，最惹眼的两件陈设直到二十世纪才安置到位，分别是一台崭新的管风琴以及一座高大的餐具柜状结构，后者的表面按照字母顺序镌刻着十六名男性的名字。两件陈设都是维泽登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地死难者的纪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萨福克郡的小村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教区教堂是社区纪念的正确场地。在家父的临近教区霍利，情况也是如此，当地的教堂墓地里树立着一座石质十字架，上面雕刻着受刑的基督，在圣母与约翰的下方则是另一份名单，上面按所属部队番号的字母顺序排列着二十一个阵亡者的名字。对于这么小的村庄来说，这个死亡数字简直大得令人心碎。并非所有此类纪念都会采用基督教的表现形式，但是在联合王国境内，几乎每一个社区或者老字号公司、学校与学院都有此类阵亡将士纪念物（Service of Remembrance）。绝大多数此类纪念物都是借助公开募捐方式修建的，可谓是“任何人曾经尝试过的最大规模公共艺术项目”。*1* 在欧洲其他国家，悼亡纪念同样无孔不入，虽然在许多地区此类纪念物的境遇远不如英国，因为士兵们为之赴死的政治制度早就消失了，这些制度遭到了战争本身的长期影响，并且往往因此而名声扫地。*2* 如此之多的十字架与战争符号所纪念的最重要的战争遇难者就是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的联盟，也就是基督教王国本身。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君士坦丁大帝率先在皇帝与主教之间结成的联盟已经沦为了看得见摸不着的鬼影，这场一千五百年的冒险终于走到了尽头。

战争开始于1914年8月，战争的诱因则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外交纠葛、恐惧与野心。当时看上去这场战争似乎不太可能设立像这样的全新模式。战争涉及四位基督教君主——德国和奥地利皇帝，俄国沙皇以及英国国王*3* ——但这些相互作战的统治者已经习惯性地忽略了他们的共同信仰。他们开战的原因是基督教王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即奥斯曼帝国的逐渐瓦解，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对于曾经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奥匈帝国的储君斐迪南大公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历史性教堂建筑的修复非常感兴趣。他和他的妻子在哈布斯堡家族最近获取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省的首都萨拉热窝遭到了枪杀。凶手是一场东正教风格运动的参与者，运动旨在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而这块宗教多元的领土也是大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在宗教之外还有强权政治，其中的参与者包括东正教沙皇尼古拉二世，新教徒（以及德裔）国王乔治五世，两位君主与反教权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结成了不甚自然的协约。协约国采取了紧张兮兮的守势，希望能平息新生德意志帝国的扩张野心，这份野心鼓励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盟友向塞尔维亚施压，借以对抗保护塞尔维亚的俄国。然后宗教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搀和了进来。当德皇的军队入侵比利时从而打击法俄同盟的时候，他们侵犯了这个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家的中立地位，这一地位旨在适应比利时居民的罗马天主教信仰。英国参战的表面理由是为了确保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因为英国于1839年向比利时进行过担保。

1914年的夏天，第二社会主义国际徒劳地号召各国工人阶级打破国境的束缚，团结一致对抗日益严重的危机；但是以基督教机构为后盾的民族主义修辞远比社会主义者的呼吁更能打动人，致使欧洲大陆各地的普通民众都充溢着投身战争的热情。派出军队的参战各方都兴奋地将基督教信仰主题与民族团结挂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德皇威廉二世的政府——威廉二世同时也是普鲁士福音派教会的最高主教。他宣称：“我们绝非受到征服贪欲的驱使——不可动摇的决心激励着我们坚守上帝赐予我们以及子孙后代的土地……先生们，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从城堡的阳台上向人民的发言。这里我再说一遍：如今我不知道德国有什么党派纷争，我只知道德国有德国人！” 1914年8月德皇在宝座上面向国会两党领导人的讲话呼应了此前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为他起草的公共演讲稿，伟大的自由派新教历史学家、柏林大学校长阿道夫.冯.哈纳克也曾为这份讲稿进行过润色。此时哈纳克已经成为了威廉皇帝学会的第一任会长，而且仅仅半年前刚刚获得贵族头衔。与哈纳克共事的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学者在1870年至1871年霍亨索伦胜利之后已经以令人侧目且不甚体面的速度认同并内化了德国的帝国理想。1914年他们的嗓门尤其大——《九十三位德国教授告文明世界宣言》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这份宣言很到位地体现了威廉.冯.洪堡的遗产：德国的教授们确实很拿自己当回事。*4*

有些英国圣公会主教也会做出同样惹人注意的宣言。伦敦主教阿瑟.温宁顿-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在1915年的一篇布道词中呼吁英军“杀死良善的与邪恶的，杀死少壮的与年老的”。不管怎么说，至少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并不像德皇那样热衷于来自学者与神职人员的好战情绪，他优雅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温宁顿-英格拉姆的厌恶，将其称作“那位傻得冒泡的主教”。但是参战各方的杀意确实就像伦敦主教所描述的那样彻底。*5* 四年的屠戮揭示了权力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之间所处的位置。当悉心保持中立的本笃十五世教皇试图在1917年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双方都不搭理他，尽管他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6*此外还有一件同样很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日益陷入困境的德国政府走投无路地要求教会捐献神圣财物充作军资。德国各地的信众们痛苦地眼看着教堂大钟敲响最后一次之后被拆卸下来拖走——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这些大钟也曾发出过欢乐的轰鸣。*7*

然后在1917年出现了第一个轰然倒塌的基督教帝国，即长期以来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栖身之地。尼古拉二世沙皇是一位和蔼可亲、虔诚良善但脑筋不太好使的独裁者——甚至早在尼古拉二世倒台之前，詹姆斯.乔伊斯就曾经写道，他的“面容好似昏昏沉沉的基督”。*8* 沙皇的错误在于委任自己担任总司令并且接连处置失当，从而将罗曼诺夫王朝与俄国遭受的劫难紧紧拴在了一起。在帝国的中心，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在内政事务当中影响力很大并且造成了同样的灾难性影响。公众的怒火集中在了施展信仰疗法的圣者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身上，此人对于沙皇夫妇很有影响力，因为他显然有能力控制皇位继承人的血友病。拉斯普京一直是许多添油加醋的幻想与假想的对象。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自然是因为他于1916年遭到了愤怒贵族的暗杀，而且具体情节极其骇人；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为人处世也确实有很多值得玩味之处。拉斯普京曾经从西伯利亚出发徒步前往圣山朝圣，他对于社会阶层不屑一顾，许多高阶教士都对他报以同情和尊重（讨厌他的人自然也不少）。即使在他醉酒滥交的时候，拉斯普京看起来也非常像我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漫长旅程中反复遇见的圣愚——他的许多崇拜者也是这样看待他的。沙皇专制曾经将俄罗斯教会禁锢在彼得大帝的圣议会当中，如今俄罗斯民间宗教则卷土重来发动了报复。

拉斯普京的遇害并没有解决俄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各种半官方组织——地方议会、商业代表行会以及红十字会——开始一步步地填补政府行政失当留下的缺口，他们的领导和可怖的战争死伤人数最终迫使沙皇于1917年3月退位，随后俄国成立了临时政府。*10* 对于东正教教会而言这是机会降临的时刻。教会领袖迅捷且目光远大地采取了行动，充分体现了过去几十年教会重建与反思的成果，这也是俄罗斯基层代表机构发展的一部分。到了8月，主教，神职人员与平信徒聚集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为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进行决策。这种事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自从彼得大帝终结了牧首制以来，他们选出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位牧首。这位吉洪.贝拉文主教在美国呆了九年，在那里他曾负责设立当地东正教教会的体制结构，他的很多建议可能被带回了这个俄罗斯新出现的代表教会。会议同意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女性平信徒在教会活动与管理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会议甚至专门抽时间向英国国教会发送了一条友好的消息。*11*

然而正当吉洪牧首在枪炮声中当选之时，克里姆林宫正在遭受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的攻击。圣彼得堡（今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并没有为了结束战争而做出多少努力。民众对于临时政府统治的失望为布尔什维克在10月夺权创造了机会。布尔什维克与中欧皇帝们议和，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对抗一个组成广泛的反对派联盟。现在与他们为敌的并非沙皇专制制度：这套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将自己视为世界新秩序的践行者，而这种愿景在历史上很少有利于宽容或者任何反对意见。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中的许多理想主义者最终都在斯大林时期被当年的革命同志们处死了。其中有一位小说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他的言论总结了他们的态度。

我们的革命以生活的自觉、理性、目的性与动态原则为名义，我们反对生活的狂暴、无意义、生物性自动主义：换句话说，我们反对老俄国历史的农民根源、盲目性、非技术特质，以及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当中借由卡拉塔耶夫表达的圣愚哲学。*12*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教会象征了他们试图摧毁的社会。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厌恶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一样极端；1918年1月的正式政教分离只是通向死亡与毁灭的第一步。罗曼诺夫家族惨遭谋杀的结局象征了日后许多人的下场。当时已经肆虐各地的俄国内战于1922年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告终。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来说，这场内战标志着基督教历史上最惨烈的希望破灭。在这段可怕的时间里，东正教教会经历了自蒙古入侵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人命化为乌有，美丽的教堂建筑与艺术遭到毁灭；东正教信众们在几百年来自己一手塑造起来的文化圈里沦为了异乡人。吉洪牧首拼命保护他的教会，但是他除了原谅敌人的能力之外并没有多少可以调配的资源，最终在1925年于软禁期间去世。他很可能是死于谋杀，而行凶的暴徒则听命于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此人很可能是教士的私生子，早年还曾经是一位很没前途的神学院学生。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歹人——他从未按照母亲的希望成为一名主教——日后为自己起名为约瑟夫.斯大林。*13*

布尔什维克对于宗教活动的仇恨远远超出了官方教会的范畴。在1917年后的所有俄罗斯基督徒受苦的故事当中，门诺派的故事最有代表性，因为这个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就一直拒斥如今正在崩溃的基督教王国理念的教派面临着特有的道德困境。门诺派成型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的荷兰，创始人是一位亲眼见证过明斯特围城战的血腥结局并且厌恶至极的前任弗里斯兰牧师名叫门诺.西蒙斯。门诺派反对任何形式的胁迫或公众暴力——自然也包括服兵役——借此表明自己与周遭世界的不同。他们辛勤劳作，和平守序，因此在沙皇眼中成为了很值得一用的殖民者。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门诺派社区的居民人数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人，主要集中在伏尔加河地区。他们的繁荣吸引了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袭击者要么心怀针对富农的意识形态仇恨，要么只是贪心或者匮乏——但是还有另一个令行凶者们欲罢不能的因素：门诺派信徒在遭受攻击时不会还手。男子遭到谋杀，妇女遭到强奸，一切财物都被偷走了。许多忍无可忍的门诺派信徒奋起反击，赶跑了施暴者——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同门弟兄姐妹的怒火，因为他们背叛了原则。当俄国门诺派终于盼来机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前往北美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他们没有忘记过去的争议。时至今日，加拿大草原的僻静角落依然会因为俄国内战挑起的争论与怨憎情绪而纷扰不已。

到了1918年底，欧洲其他战线的战事结束又导致了另外三个帝国的崩溃。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与天主教继承人双双退位：中欧的民族主义压力导致了奥匈帝国的解体，德国在西线的突然投降也加速了德皇威廉的下台。之后又有一连串美髯溜光的德国王子走马灯一般登台下场。第三个下台的皇帝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奥斯曼帝国站在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加入了战争，苏丹本人则于1922年被赶出了宫殿，两年后哈里发之位被正式废除。欧洲的帝国君主就只剩下了英国国王。*15*

奥斯曼帝国的垂死挣扎为东正教和古老的东方一性论与二性论教会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十九世纪奥斯曼伊斯兰教新一轮自我意识觉醒导致的大屠杀与如今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杀戮相比也只能甘拜下风。从战争一开始，改革派“青年土耳其党”政权就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视为了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应该说这项指控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并决心将他们连根拔起。得到这个政权授权的措施越来越极端，以至于在土耳其以外很难找到哪位历史学家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形容1915年到1916年之间超过一百万亚美尼亚基督徒的死亡。在1914年基本上由亚美尼亚人占据的凡城到了1916年干脆就消失了。*16* 在战争期间，英国、俄罗斯和法国都曾呼吁土耳其人结束此等暴行，威胁要在战后惩罚参与者，并且谴责“土耳其对人类与文明犯下的新罪行”。早在声明的初稿当中，“人类”一词就替换了“基督教”，而且随后的和平协议也未能抚慰基督徒受害者。*17* 直到今天土耳其官方也从未就亚美尼亚大屠杀发表过任何正式意见。

除了这场灾难之外，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东部山区的二性论基督教也不好过。自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就曾利用西方考古学在中东的发现将自己更名为“亚述基督徒”。随着全面战争的肆虐，面对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杀戮的他们试图为自己开辟一个民族国家，借以体现自己的新身份。杰出的亚述军事领袖阿迦.佩特罗斯领导他们取得了许多针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但战争结束后英国背弃了先前的承诺。亚述人发现自己沦为了英国新建的多民族傀儡王国伊拉克的一部分，而且穆斯林还在王国当中占主导地位。在哈希姆王室及其共和派继任者治下的伊拉克，基督徒的处境可谓每况愈下。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两次海湾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苦难，特别是第二次战争尤其使得大量沦为替罪羊的基督教难民逃离了伊拉克。*18*

获得胜利的同盟国之所以对于亚美尼亚人的惨剧保持沉默并且背叛了亚述人，是因为土耳其在战后突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些胜利为东方基督教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这一回的苦主是希腊东正教。随着奥斯曼帝国匍匐倒地，希腊军队占领了多安纳托利亚西部（小亚细亚），继续从奥斯曼帝国各种攫取巴尔干土地，事实上早在1914年之前这种行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希腊人眉飞色舞地试图执行1920年与战败帝国签订的《塞夫勒协议》，其中将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一大部分划归了大希腊。然后土耳其军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很快就将自己重新包装成了凯末尔.阿塔蒂尔克（即“土耳其人之父”）——的麾下集结起来并且发动了反击。1922年9月，随着希腊人的溃退，希腊语世界中最伟大的城市士麦那几乎湮没于烈焰当中。小亚细亚地区一千九百年的基督教文化与更早一千多年的早期希腊文明遗迹就此付之一炬。1923年的《洛桑条约》推翻了塞夫勒协议，于是宗教成为了横跨爱琴海的双向难民潮的辨识基础。宗教身份蜕变成了国家认同：基督徒都成为了希腊人，不管他们原本说什么语言，而穆斯林则都成了土耳其人。在几年之内，雅典几乎所有的清真寺都被夷为了平地，而小亚细亚的教堂废墟依旧触目惊心。这道创伤如此之深，以至于直到近几年来在两国之内才有可能自由地谈论难民家世的问题。*19*

这场人口大交流当中唯一一个显著且短命得可悲的例外就是伊斯坦布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将学会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君士坦丁堡。1930年，土耳其共和国领导人阿塔图尔克与长年在政坛摸爬滚打的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以令人称道且出人意料的速度达成了妥协并且签署了相关协议。城里的希腊与东正教人口因此得到了豁免，不必踏上流亡之路。可惜的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存在着迟迟未能解决的重大领土争端，即民族分裂的塞浦路斯的未来。塞浦路斯争端在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毒化了这份协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一肚子怨气地结束了对于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而希腊人则要求这个岛屿与希腊王国统一，这一来当真惹恼了土耳其人。1955年，伊斯坦布尔发生了有组织有预谋专门针对希腊人的连续两天大屠杀，而阿德南.德雷斯的土耳其政府则袖手旁观无所作为（这已经是把他们往最好处想了）。诱发屠杀的引子是一条谣言，声称希腊人放火烧毁了阿塔图尔克在塞萨洛尼基（古帖撒罗尼迦）的出生地。死亡和强奸席卷了整个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希腊东正教存世教堂都遭到了拆毁。在1924年和1934年，城里的希腊市民人口数量分别是111200人与300,000人，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了不到两千人左右。时任普世牧首只能在法纳尔宫里形影相吊。他是一个国际级别的宗教政治家，理所当然地倍受敬仰，但就像他的前辈以及继任者一样，他来自一个人数稀少的本土东正教土耳其公民群体，手头甚至没有哪怕一座培训神职人员的神学院。东正教在第二罗马的濒死体验东正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正如同第三罗马的殉难一样。*20*

1923年洛桑和平协定创造的唯一一个主要基督教避难所还是多亏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才得以存在。这一点看似悖论，不过我们不该忘记共和派对于法国殖民地当中教会的务实态度。在他们看来，教会就是法国文化霸权的爪牙。*21* 时下的法国急于保持自从十七世纪法国国王自封黎凡特基督徒保护人以来在中东地区培植的传统强大影响力。于是法国就在海岸与山区建立了自己的托管地，起名黎巴嫩。黎巴嫩边境的扩张与收缩与马龙派（Maronite）基督徒的人丁兴衰关系密切——这是该地区的土著教会，在基督本质的问题上一开始持 一志论立场，但自从十二世纪就与罗马天主教结成了同盟。当1943年黎巴嫩抓住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手忙脚乱的时机获得独立的时候，新的共和国制定了精心设计的宪法借以平衡基督徒与其他教派群体的利益。这部宪法成功地运作了三十年才因为内战而分崩离析，宪法破裂的后果至今仍然余波未消。*22*

在新土耳其共和国的东部边境，基督教的破碎残余也卷入了足以令他们彻底粉身碎骨的国际政治。几乎所有躲过杀身之祸的亚美尼亚人都逃跑了，留下了一座座胜过万语千言的基督教教堂废墟，大多数东方教会的二性论者很快就全都进入了伊拉克。 1924年，土耳其成功地反击了法国侵略军，而乌尔法（埃德萨）的一性论或者东正教基督徒们则不得不面对这一胜利带来的后果。有些人留在了新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图尔阿布丁圣山附近，他们的修道院仍然尽最大努力守护着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的祈祷生活。作为基督教与君主制结盟的摇篮，乌尔法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基督徒了。大多数乌尔法叙利亚东正教徒越过新的边境，逃到了叙利亚的法国托管地区。他们在阿勒颇辛苦地经营了一套新生活，并且尽可能多地保存了自己的过去，包括其古老而独特的音乐传统，可能也是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传统。

傲然挺立在阿勒颇的叙利亚东正教圣乔治教堂里边陈列着一副仿亚述风格的浮雕，题材是阿布加国王接受埃德萨之巾，此外还保存着由教皇本人亲自赠送给当地教众的埃德萨之巾的复制品。教堂里还有两件动人且出乎意料的老埃德萨遗物遗物：教堂大钟与一座巨大的水晶吊灯，两者都是维多利亚女王赠与埃德萨基督徒的礼物。在1924年的混乱和恐怖当中如何才能运送这样两件笨重货物穿越边境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然而我们很可以理解这样做的缘由。大英帝国当时看上去很有保护者的气势，很有可能有朝一日保护乌尔法基督徒们重返故土，而这两件象征性十足的礼物很可以用来赢取英国人好感。不过乌尔法基督徒们并不知道，伟大的大英帝国强权其实早已经外强中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