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扒一扒袁王被杀案之 大将军的轨迹 （一） -- 河蟹

袁王案中除了王佐袁文才，还有四十多人被当场打死淹死或事后处决，其中包括井冈山著名的战斗英雄，一人一枪追了敌人二十里的周桂春。然而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样的悲剧既不是开头更不是结尾，俺们冷血一点，跟紧随之而来的反AB团，肃反相比，至少从人命损失的角度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依靠六大决议做为理论指导解决袁王的土籍策划者们很快也将面临着袁王们同样的处境，只不过这次将他们抛出革命航船的依据不再是“土匪”而是“地主富农和十三不靠的AB团”。

二七陂头会议后组成的共同前委在第一号通令中就严厉的指出“赣西南党内有有一严重的危机，既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二七会议还因此开除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决定枪毙所谓的“四大党官”郭士俊，罗万，刘秀启和郭象贤。不久“这种开除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又与肃清AB团运动纠缠在一起，相互推波助澜，一幕幕更大规模的冤杀悲剧也在各个苏区反复发生。

在参与策划袁王案的主要土籍干部中，龙超清和王怀日后进入江西省行委，龙本人还担任过红二十军第三纵队的政治委员，这一经历也注定了他日后的结局，跟官二代“高富帅”龙超清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类似，王怀也是在外读书时接触的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和传说中子珍大姐的初恋欧阳洛，刘真等人一同回家乡永新闹革命，除掉袁王后不久，这些出身富裕之家的革命者们很快发现“地主富农”几乎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后来19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2）第7节， 肃反工作中，详细的介绍当时江西苏区打AB团，肃反工作的一些细节，

“刑法计有120种之多，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在万泰，不论犯人招与不招，每审必用刑，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处决人犯仅有一小部分是在群众大会处决，其余借口群众怕死老，于夜间处决，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甚至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教科书上敌人的酷刑，但是在敌人面前保守机密是坚贞不屈，而在党的保卫部门面前则是顽固不化，一连串屈打成招的口供让AB团的名单越来越长，总前委在30年12月3日和5日两次指示信让江西省行委陷入万劫不复，包括龙超清，王怀在内的大批军政领导干部被指控为AB团，这也酿成了后来的“富田事变”。

江西省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一度担任江西省行委书记的王怀是AB团，理由颇有点无厘头的味道“而AB团则利用表现坚决反AB团来表示自己忠实的（如王怀）”，总前委曾在30年12月9日派省行委宣传部长，王怀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时的老同事陈正人带一个排红军去抓捕他，因为后来发生了著名的“富田事变”而未成功，躲过一劫的王怀后来却在很多场合认为，“富田事变的发生有其因果关系”为落水者打抱不平，于是连同老婆一起被抓起来。

工作报告的肃反部分在最后中还提到“国局决定处决之重要AB团团犯于五月底将XX中解往雩都，罗焕南解往赣县，曾炳春，李X安解往公略县，王怀、李文林解往万泰县，于五卅大会处决。”，据说王怀在被行刑前大义凛然拒不下跪，临死前喊了三句口号“我不是AB团”、“我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此前的31年12月，龙超清在江西广昌被错杀，33年5月被诬陷为AB团在大山里躲藏了两年的江西红军独立四团首任团长，躲过了六大“杀土匪”错误政策的前“三点会”古惑仔段月泉被搜出，随即在公略县被处决。

亲手射杀袁文才的朱昌偕参加革命前是缝纫工人，但这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厄运，袁王事件后，朱昌偕一直留在西路分委，后来西路分委跟湘东南特委合并后归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比王怀，龙超清幸运的是朱昌偕未被牵扯到“富田事变”中，苏区中央局于“富田事变”后的31年1月17日明令解散江西省行委，朱昌偕，袁德生还一度代表中央局到永阳处理过解散行委的工作。

然而湘赣省也开始了反AB团，其中的残酷性可以从滕代远1931年7月的巡视报告中略见一斑，

“3.全县（莲花）破获AB 团之后，较重要者杀了一三八○余人。

萍乡县虽曾大批破获反动派AB 团的组织，但还没有彻底的肃清，如大光边

茅店里等处的标语经常有人撕毁，并时常发生无风生波浪造谣言。

茶陵破获大批改组派，现在高龙一带反动组织尚未完全破获。”

朱昌偕以及西路分委其他同志遇害的经过俺们无法了解，但即使是在朱昌偕死去十几年后，在当时湘赣省委的一些领导眼中对他依然有这样的印象，

“湘东南与西路的政策是否完全合乎毛主席的一套，可以考虑，是否比湘 鄂赣好，我看不见得，王震同志昨天的意见可以考虑，永新、吉安，我知道 一些，我看永新一带在富田事变之后，群众较消沉；机关贪污腐化现象相当 严重，西路分委刘其凡是傀儡、一切事经过左娜(永新人，西路分委副书记)，就是朱昌偕与左娜专政， 刘其凡是有点思想的人，有一次会，县委书记联席会，刘天干（永新人，朱昌偕任湘赣边特书记时的副书记）从上海回来， 他与左娜、朱昌偕搞在一起，密谈甚久，也不参加会。。。”

可从一位永新籍老同志在1962年二方面军战史座谈会上的愤怒发言中俺们似乎又可以看到些别的，

“（3）在肃反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把江西人都杀了嘛！县委、县苏的负责人，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或贫雇农出身的都那样杀，不是几百几 千，一共杀了五批，真是杀气腾腾！不把这些人杀了，是可以坚持的。这些 问题，他们是不会讲的。作为经验教训，应该交代一下，不交代一下，怎么对得起江西的老乡？别人不敢讲，我是要讲的。湘赣省委委员没有一个江西人，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要湖南人。部队也是一样，我们退出根据地的时候，团以上干部有几个江西人？后来才提了一些。在肃反和干部问题上，我 认为是有宗派主义的。王明路线就有宗派主义，你是王明路线派来的，还能没有吗？”

按照百度说法，1931年8月后，苏区中央局认定“原西路分委是AB团把持”，湘赣临时省委也认为“原西路分委完全在AB团领导之下。实行反革命阴谋破坏”。原西路分委一些干部立刻被打成AB团分子遭到逮捕。做为西路分委主要负责人的朱昌偕在与湘赣临时省委谈崩后逃往永新梅花山，据说王胡子曾跋山涉水找到过朱昌偕，并打消了朱昌偕发动永新群众对抗临时省委的企图，然而临时省委还是没有放过他，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数千群众围困梅花山，走投无路的朱昌偕拒绝了逃亡白区的建议，举枪自尽。原湘赣边特副书记刘天干，袁王事件发生时受命去捉拿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亦于同年在肃反中遇害。

1932年11月6日，袁文才死后释放罗克绍并通电反共，其时任遂（川）宁（冈）联防总保卫团团总的谢角铭在宁冈阴阳山被红八营刘自成连击毙。与袁王案的大多数土籍策划者相比，他是最后一个谢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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