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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革命中的人生哲理故事 -- 云台峰上的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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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革命中的人生哲理故事

他们都是过去两个世纪的革命者,我们的生活因他们的抗争而得以改善。没有他们领导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自由不会放在银盘里主动送来;没有他们领导的劳动人民的斗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会建立。革命者不能被遗忘。

尼加拉瓜自独立以来,代表大地主、天主教利益的保守党与代表大商人、小农利益的自由党之间就不断发生战争。大地主、天主教势力要维持半奴隶制庄园经济,尽管给美国等列强提供原材料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多大收益,但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少数庄园主来说这份利润还是十分可观的,而且风险小。大商人与小农却不满足于只向国外提供低端产品,他们要发展国内经济,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两方面的矛盾日渐不可调和,再加上美国在这里有大量利益存在,还计划挖一条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运河,尼加拉瓜境内有一个大湖,可省不少人工,所以频频插手尼加拉瓜内政,局面更不可收拾了。

1925年10月,保守派发动叛乱,自由党人胡安?萨卡莎与蒙卡达起兵反抗。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回国组织了一支29人的队伍投奔萨卡莎,后划归蒙卡达领导,被授将军衔。正当自由党的军队捷报频传、胜利在望之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26年12月24日以保护侨民、侨产为由登陆,强令自由军在48小时内撤退,一向迷信美国实力的萨卡沙抛弃大量武器弹药仓皇南逃。

桑地诺不甘心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他在六名副官与几位姑娘的帮助下,夺回了三十多支枪和6000余发子弹,北上塞戈维也纳亚斯山,重新组织了一支200人的队伍。4月初,蒙卡达陷入政府军重围,向他打电报求援,桑地诺率军南下,以少胜多,攻到尼加拉瓜湖与马那瓜走廊,打开了通向首都马那瓜的大门。美国的柯立芝总统见势不妙,派私人顾问与蒙卡达会唔,要他放下武器以换取美国支持,蒙卡达欣然同意了美国政府的计划,所部3000余人放下武器。桑地诺认为武器是保证国家自由的惟一工具,拒绝执行命令。蒙卡达为此十分恼怒,责问道:“是谁让你成为将军?”桑地诺说:“是我的战友,我取得的军衔既不归功于叛徒也不归功于侵略军!”

桑地诺率军北撤后,组织了广泛的游击战,他宣称:“我宁愿作为反抗者与少数人在一起死去,也不愿作奴隶苟且偷生。”桑地诺逐渐受到人民的信任,被称为“自由人的将军”。1929年1月1日,蒙卡达在美国人支持下上台,他一面围剿各地的反抗者,一面建议停战谈判,并请墨西哥总统当调停人。趁桑地诺到墨西哥谈判之机,政府军大举进攻桑地诺的根据地,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桑地诺忙回国重振军队,力量继续壮大,占领了全国二分之一的国土,队伍发展到3000人。

美国政府见蒙卡达实在扶不起,就放弃了他。1932年11月,美国扶持萨卡沙当选了总统,并将正规军撤走,改由国民警卫队执行在尼加拉瓜的作战任务,尼加拉瓜一些重要自由派人士也被萨卡沙邀请参政。萨卡沙宣布承认桑地诺是在为祖国自由而战,提出只要桑地诺放下武器,恢复国内和平,就可带少数卫队屯田隐居。桑地诺这次是被彻底蒙骗了,以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1933年2月16日,桑地诺到达马那瓜与萨卡沙谈判,21日下午,桑地诺同两位战友――埃斯特拉达将军、乌罗索尔将军――一起到总统府赴宴,萨卡沙热情款待,宴会结束后还派小汽车送三人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桑地诺等三人被捕,在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不远的一个机场遭到杀害,桑地诺在被枪决前悲愤地说:“我中了我的政治领袖的伏击。”此案的幕后操纵者便是美国大使。

李敖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斗士,头脑可说是比较清醒了,但他却提出鲁迅的文章除去情绪便没多少内容了,缺少实证,可能这与他是历史专业的科班生有关。但凡国家犯罪,有多少证据能被别人掌握?别说美国政府幕后操纵杀害桑地诺一案不会有什么证据,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柳条浦事件又留下了多少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尽管大家都知道确实是日本人干的,日本战犯也承认了。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差点就失去了审判资格。因为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提出他在此前曾到东南亚看过日本的战俘营,对日本军队的不人道行为十分愤怒,这将使他失去公正性,要求换一位没直接介入战争的法官或律师来担任审判长。要是真这样做了,审判几乎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最后还是盟军远东军事法庭依照关于组织远东军事法庭的相关条约否决了这个提案,而盟军本想是利用这次机会显示欧美法律的公平与公正的,结果仍要靠单方面制定的条约来进行审判,或者说是为了进行这次审判专门制定了法律,并没有完全按当时的欧美法律。所以,政治斗争完全靠法律、证据是行不通的,有时还会自己套住了自己。

桑地诺牺牲后,游击队彻底瓦解。然而,尼加拉瓜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1936年5日,索摩查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萨卡沙,次年登上总统宝座,在国内实行了残酷的独裁统治,一向自命为人权斗士的美国政府却对此没什么反应,因为索摩查是他们在尼加拉瓜最听话的奴才。索摩查在1956年遇刺,其子继续统治尼加拉瓜。1979年7月,尼加拉瓜人民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推翻了索摩查二世的统治取得胜利,美国人杀害了一个桑地诺,尼加拉瓜人民多遭受了42年的残酷统治。美国人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反美色彩深厚的尼加拉瓜政府出现,他们又开始了长期的封锁打压,并支持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开战,加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本身在经济建设上犯了一些错误,199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下台,尼加拉瓜后与台湾建交。

信任是连接人与人的纽带,但在你信任之前先要证明那个人值不值得你信任。迷信则轻信,盲目则盲从,一厢情愿的信任更是为害不浅。萨卡沙认为美国是尼加拉瓜无法战胜的大国,所以根本不存反抗的思想,其实战胜一个强敌不一定是要彻底消灭它,只要让他的目标无法实现就是胜利了,桑地诺的反抗使美国损失了大量军费,在尼加拉瓜的项目迟迟不得上马,这就是胜利。如有人认为如巴拿马那样以被殖民统治一百多年换来一条黄金水道是值得的,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世上这类人不少。军政不分家,要从事武装斗争就得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军政不能分离,否则很可能被所谓的政治代表牺牲掉。同理,搞销售与搞技术的也必须掌握行政权力,否则公司的资源不会向你倾斜,你的思路与想法可能不会完全被付诸实施。1999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马鲁兰达临时取消与总统帕斯特拉纳的和平谈判就是因为他的助手雷耶斯在会场周围发现了可疑人员出没,马鲁兰达说:“应当记住桑地诺,我不会重蹈桑地诺的覆辙。”他是1930年5月出生的,桑地诺牺牲时他只有两岁。如实在无法避免类似的深入险境,也应如毛泽东那样作好两手准备,先组建一个后备的领导班子,即使被害了也能将事业进行下去,防人之心不可无。

1907年,匈牙利科洛日瓦尔的泥瓦工人进行了一次罢工,当局多番威胁利诱未能奏效后就从领近的摩拉瓦招来了一批泥瓦工人,他们认为只要不误了工期,罢工最终会失败。

这批新招来的工人到达科洛日瓦尔后被拉到一个木料场居住,与外界隔绝,所以不明真相。科洛日瓦尔的罢工者打算派人与他们联系,让他们也参加罢工。找到会说德语的人不难,但进入木料场就难了。大门有宪兵站岗,周围的围墙又高又滑,根本无法攀爬,梯子也带不过来。

工会积极分子库恩?贝拉说:“可以把我扔进去。”大家认为扔进去不难,可进去后怎么出来呢?库恩?贝拉说:“达成了协议,我们一起出来,达不成协议他们会扔我出来的。”大家见他如此坚定就一起将他扔了进去,只听得像是一麻袋土豆落地的声音后就没了音信。大家提心掉胆地等了二十分钟后,库恩?贝拉带着摩拉瓦来的泥瓦工人冲出木料场汇入游行的队伍,罢工取得了成功。库恩?贝拉时年21岁,刚从大学毕业当了一名记者,此举使他时名大噪,33岁时他便成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

没有创新精神的人永远只会是一个执行者,当时要找一个会德语的人不难,关键是怎么进去。库恩?贝拉的创意成为了罢工胜利的关键。进去后怎么出来,库恩?贝拉早有打算,进退有度,才不至进退维谷;万一进去后被暴打一顿扔出门外,就会成笑柄,库恩?贝拉也不是没想到这一点,但他想的还是怎样才能罢工胜利,其他的都不算什么,宠辱皆忘,才可以宠辱不惊。最后,一切计划都有了,还得靠人执行,否则就是空想,我们做事就得有一种“将自己扔进去”的气魄。

1864年1月,瓦列里?符卢勃烈夫斯基率领的一支波兰起义军被沙皇俄国的军队打散了,他本人身负重伤,被附近的村民救下。俄军正在到处搜捕残余的起义军,当地不可久留,必须把他尽快送到国外。一个佃农的侄女斯克洛多夫斯卡娅提出让符卢勃烈夫斯基化装成一个女管家,她扮成女仆驾车送他离开,谁也不会留意两个女人的,正好符卢勃烈夫斯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那曾想在路上漂亮的“女管家”却引起了两位俄国军官的注意,对她们一再盘问。眼看就要露出马脚了,一个高级军官骑马路过来,严历斥责两位军官对女士的不恭,并弯下腰来轻轻叫符卢勃烈夫斯基擦去从伤口流出的血。俄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攻入巴黎,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使他们眼界大开,沙皇在军事上是胜利了,可他的远征军却被“洗了脑”,库图佐夫带出去的是誓死保卫现行制度的军队,带回国的却是一批“十二月党人”。这位高级军官很可能便是因为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而同情被压迫民族的。

符卢勃烈夫斯基这次起义被称为“红党”起义,是为了反抗俄国对波兰的瓜分与斯压,波兰亡国后,人民受尽期凌。俄国为了培养一批顺民,每年都要将一批波兰贵族的子弟送到俄国的各种学校中学习,军事天才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在很小的时候就因此进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军校”读书。一次沙皇尼古拉一世来军校视查,见小小年纪的东布罗夫斯基身手矫健、知识渊博,不禁十分喜爱,抱起他来问他的父亲是谁,当尼古拉一世听说东布罗夫斯基是波兰人后立刻将他扔在了地上。尼古拉一世可能是担心这样优秀的少年以后会像斯坎德培反抗土耳其一样反抗俄国。此举深深地伤害了东布罗夫斯基的心,从此他开始憎恨俄国对波兰的奴役,反对沙皇专制。1864年,他参加“红党”起义,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失败后他去了巴黎。1871年,他参加了“巴黎公社”起义,担任公社武装力量总司令,光荣战死。

我们一提到波兰总会有弱小、受斯凌的印象。实际上波兰当年也曾阔过,在西边全歼日耳曼条顿骑士团重装骑士主力,在东边抵挡住俄罗斯,是一个举重轻重的国家。波兰不是没人才,在军事、政治、音乐、艺术各方面都代有能人,波兰的女人也是不让须眉,掩护符卢勃烈夫斯基脱险的那位姑娘的侄女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原名玛丽?斯克洛多夫斯卡娅。只是不知居里夫人读大学时投奔在巴黎的姐姐与符卢勃烈夫斯基有无关系,符卢勃烈夫斯基后来定居巴黎,成为“巴黎公社”的重要领导人,是不是符卢勃烈夫斯基为报恩资助居里夫人的姐姐来法国的?居里夫人的左倾是明显的,她的女儿伊伦?居里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告诫钱三强,中国要制止战争,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并提供给了他一些资料。

说到波兰的衰落就不能不提到哥萨克,哥萨克骁勇善战,为沙皇立下了汉马功劳,可哥萨克最初是为波兰国王打仗的。15世纪末,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的逃亡农民与城市贫民聚集在第聂伯河下游草原,建立了哥萨克的中心营地谢契,他们在内部实行军事民主。自蒙古西征灭亡基辅罗斯,西南罗斯即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就投向了立陶宛。波兰为抵御日耳曼条顿骑士团的攻击并对付日益强大的俄罗斯,也与立陶宛联合成立了波兰共和国,立陶宛大公担任国王,所以当时乌克兰是属于波兰的。哥萨克也是为波兰国王效力的军事集团。尽管哥萨克为波兰贵族打仗,波兰贵族仍然视他们为犯了逃亡罪的罪犯,不但不及时支付许诺过的薪金,还掠夺他们的土地与女人,这最终导致了1648年的赫麦尔尼茨基起义,波兰因此元气大伤,哥萨克转而效忠沙皇,以后的波兰江河日下,最后被周边的强邻所瓜分。

拥有如此众多能人的国家还是灭亡了,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领导层。波兰的贵族要么不许人民起来反抗侵略,原因是担心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壮大,影响到他们的统治,公开的理由是打仗是军人的事,不需要老百姓来掺和,要是有人发动群众就说他想用人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要么是自己卖国,还不许人民反抗,原因是波兰虽然灭亡了,但侵略者还指望通过他们来奴役波兰人民,还能部分保证他们的利益,所以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不仅是沙皇俄国的军队,还有波兰贵族的军队。

因此,一个优秀的整体不是单由优秀的个体组成,而是由优秀的个体整合而成,尽管波兰代有人才出,却因为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无法整合成一股合力,其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强大。

“厌恶欧洲”是19世纪时德国那些活跃的、富有进取心的青年所普遍存在的情绪,当他们不苟同于德国的黑暗而又无力改变现状时便移居大西洋的彼岸,在新大陆找一个新的自由天地。相比较而言,美国是那时候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是多数革命者心中的理想国度。

1847年夏,威廉?李卜克内西与朋友踏上了去美国的旅途。在轮渡上,德国美好的夏日激发起两位年青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他们的讨论引起了一个二十几岁男子的注意,这位男子戴着一顶阔边的毡帽,令人注目地遮盖着一张尖削的脸。

“对不起,我听说你们打算到国外去是吗?”男子问。

“这还不够明显吗!难道一个有灵魂的人还能在这样的国家呆下去吗?”威廉答到。

“这么说是你厌倦欧洲啦?德国的现状使你恶心,可是为什么非要移居国外呢?其实您还是应留在国内,至少在欧洲。”男子引用了一首海涅的诗,“一个法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革命;但是一个德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他就让政府留在德国,自己奔向美国。”

诗人的讽刺如针芒般扎着威廉的心,“可是,我能干什么呢?我宁可到大洋的彼岸去,在自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贡献我的力量,如果以后斗争终于在法国发生,那么我在美国仍然可以履行自己的职责。” 19世纪的革命语言是法语,如同二十世纪革命语言是俄语,巴黎是那个时代世界革命者汇聚的中心,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留学法国搭的已是末班车,当时的革命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

“在法国!在法国!为什么斗争一定会发生在法国呢?就不能发生在德国吗?就不能发生在其他什么地方吗?现在欧洲不是到处都在动荡吗?在瑞士已经酝酿着一次革命,朋友,你的用武之地在瑞士,而不是在美国。”男子有些激动了。

在这位男子的劝说下,威廉的心被打动了,最终决定到瑞士去,积极地投身到反对欧洲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者,为劳动者待遇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18年与卢森堡一起遇害。

有正确的刺激才会有正确的反应。如威廉不是遇到了那位男子,他的逃避行为没有受到无情的讽刺,他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懦弱与不负责任的。威廉如真到了美国,以他的聪明与组织能力也许生活会过得很好,但最多也只是独善其身,当初他为劳动者谋福利的理想就会大打折扣。逃避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就算穷尽你的一生也无法达成你的理想,但至少能使理想的早日实现尽一份力。

这是一个温暖的夏日,一个青年躺在小树林边的草地上休息,他的眼睛闭着,正在听空中云雀的歌唱,还不时地咬一口手里的干面包,树林那边的湖面上漂着几艘小船。他叫威廉?皮克,一个刚结束学徒工身份的年青木匠,按当时的规矩学徒满师后要先过三年外出打工的流浪生活。

“流浪汉,认识认识吧!”皮克半睁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笑嘻嘻的流浪汉,一根木棍挑着一个包袱扛在肩上,六月明媚的阳光映得他的脸红堂堂的。皮克正愁旅途中一个人有些孤独,便与他结伴而行。原来他是一个陶器工人,一路上他竭力想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皮克。

“你是会员吗?”

“会是什么?”

“工会!”

“工会的伟大目标是为所有的人创造幸福的生活,不允许劳动者受苦而懒汉大吃大喝。”

“为了不合理的事而生气是不够的,一个斗争也是不够的,必须集体行动,集体才有力量和成功的希望。”

“贵族就是杀人最多、抢得最多的盗贼,他们跑到一个富裕的地方或是一个交通要道修一个城堡,然后就宣布自己是那里的主人,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的家族,然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收税,也不管人家接受不接受,受得了受不了,几千年来这帮强盗都是这样干的。”

正如他突然地出现,不久他又悄悄地离开了,但他已将皮克引入了一条光荣的道路。这一年是1894年,威廉?皮克18岁,以后皮克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陶器工人,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位陶器工人就像是从黑森林里出来的精灵一样为皮克指明了人生的道路。皮克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危机重重,他总能化险为夷。1918年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被害事件中他本来也一起被捕了,最后却奇迹般地逃脱,有如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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