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1） -- 细柳营

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此文件作以下三点分析：A 黎笋的思想和态度；B 197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C 1952―1979年这一阶段黎笋和中国关系的记录。

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将本文用于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是最安全的，严格地说，它揭示了越南高层领导在1979年危机中的观点和态度，也揭示了那个特殊的转折时期社会阵营形势的某些方面。而将此文用作1979年前黎笋和中国关系的历史资料则会发生问题，因为黎笋在1979年所说的话深受暴怒的影响，因此，他有可能破坏史实，甚至凭空杜撰。所以，使用此文件作为1952―1979年这一阶段发生事件的史料时必须极为小心并且应和其它可获得的史料相互印证。

黎笋的态度

黎笋1979年的文章表明，他把一种极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作为具有特别善于斗争的越南人民在世界革命斗争中扮演前锋角色的思想结合起来。文中从未对越南以外的民族表达过任何钦佩和尊敬，但是，它却对所有人的、大大小小的民族独立战争深表钦敬之意。他的自豪感在此文中的第一段中表现出来，他在该段中说，在“我们”打败美国人之后就再没有帝国主义国家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一些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词在这里好像是作为这一大国的自称。

黎笋所持的是一种道德的天性，他的道德世界基本上被恐惧和勇敢一分为二。他似乎曾经蔑视过那些不敢“斗争”的人。他声称，如果不是越南人的话，世界上至今也没有任何人敢和美国人打仗，因为当时越南人正和美国作战，而越南以外的世界却“惧怕”美国人。同样的道德自豪感在黎笋对他和周恩来在河内的一次会谈的评论中也显示出来。当时，后者刚刚在北京接待过基辛格。黎笋说，他告诉周恩来，中美达成新的谅解后，尼克松将会更加猛烈地向“我”进攻，但是我“毫无所惧”。他后来在文章中反过来断言：只有越南不怕美国人。他还辨别出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他声称，第一个害怕美国人的人就是毛泽东。文中没有出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经常惧怕美国人并阻止越南人民进行斗争。如果给越南的援助危及中美关系，他就拒绝给予援助。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是一种勇敢的象征，他们只是保卫他们国家的利益。

黎笋对勇敢的钦佩在下面一段话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怕任何人。因为我们站在真理一边，所以我们不害怕。即使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怕。我们也不怕我们的朋友。即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已经打败了他。我是一个人；我不怕任何人。我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基于勇敢和恐惧的基本道德区分，黎笋声称，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越南人民遵循的军事战略之间也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防御性的，后者是进攻性的。越南人民在军事战略方面没有向中国人学习任何东西。中国经常十分软弱。他们几乎未和日本人作战。在黎笋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他声称此次访问是在1952年），胡志明问他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而他们毫无勇敢可言”。从那一天开始，黎笋就了解到了中国人和越南人的根本区别：“我们和他们完全不同。越南人的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我们没有防御性的战术。每个人都斗争。”

虽然俄国人给他带来的担心较小一些，但是，同对待中国人一样，黎笋在文中也几乎没有对他们表示任何钦佩和尊敬。他对中苏分裂表示不满，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中苏分裂加强了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他抱怨说，他必须每年都去中国两次，“向他们解释许多事情”。接着，他补充说，苏联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因为他几乎避免告诉他们任何东西：“至于苏联，我未置一词……我只是泛泛而谈。”[1]

黎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对中国人所做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反动派”的区分。如上所述，他对中国人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敬意，但他并不想因他们领导人的侵略政策而批评全体中国人：“我们仅仅把他们称作一个小集团。我们并不是指他们的民族。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对我们不好。我们说，这样做的是反动的北京集团。”

黎笋也在中国方面的个人之间作了区分。这里区别人的标准是他们对越南的了解程度。对越南了解最少的是毛泽东，黎笋看上去对他完全没有好感“……最不守信、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想霸占东南亚的人主要就是毛泽东。”他更喜欢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点。黎笋说，周恩来在本世纪60年代曾同意，有必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阵线去支持越南的斗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还曾经帮助黎笋去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并且还安排了许多给越南的援助：“我欠他的人情。”华国锋不了解越南，但邓小平的了解要比他多一些。1977年10月，黎笋告诉苏联驻河内大使说，华国锋是属于那种不了解我们的中国领导人，但是，邓小平对我们“非常体谅”。当时，黎笋曾预测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权斗争中获胜，而且，这一点将会导致中越关系的改善。[2]

考虑到邓小平曾下令入侵越南北部这一事实，黎笋在1979年仍对邓小平持有一定的积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黎笋声称，当1975年越南在民族重新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邓小平曾真诚地对越南人表示祝贺，而其他中国领导人则态度勉强。而且，邓小平在1977年同意了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的要求。黎笋认为，邓小平处于其他那些对越南不甚了解的中国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因此不得不在涉及越南的问题上显示出决心，以避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现在，他鲁莽而愚蠢。因为他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他曾经更为猛烈地打击过越南。他确实做过这件事并让他们攻击越南”。[3]

这里要指出的是，黎笋最后一方面的态度是他的坚定而可靠的国际主义信念。考虑到他的几近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一点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他认为，越南是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说，这并不像古代，越南仅和中国相邻。现在，全世界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伤害越南就是伤害人类，就是对独立和自由的损害……越南是一个象征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1979年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可用之处是能反映出当年的形势。1979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77―1978年之前是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的顶点，全世界约有30个马克思主义政权。后两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12年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数目从30个减少至5个（中国、北朝鲜、老挝、越南和古巴）。

当然，就1979年而言，黎笋和其他领导人还不可能看到即将发生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于成功并且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满怀激情：社会主义代表比资本主义先进的人类发展阶段。越南外交部1979年10月发表的白皮书声称，“今天，革命的力量增长了，并且正处于有利的地位。”[4]越南革命的胜利还未在他头脑中淡忘，非洲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接着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白皮书声称，“帝国主义正在每下愈况，最终要导致一场不可救药的总危机。它甚至不能在它的看来是稳固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据点稳住阵脚。”[5]苏联和越南的共产党领袖无疑把柬埔寨和阿富汗的麻烦、中国市场力量的引进、中国和美国的联盟解释为社会主义总的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挫折，而这个总的发展过程必定会进一步加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力量。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才开始意识到，全球的政治趋势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黎笋的文章揭示的越南领导人对1979年总的形势的评价及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呢？文章表明，河内的领导人正在准备一次对中国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黎笋确信，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将被迫部署到中苏边界，所以越南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黎笋为他的同志们准备了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民族抵抗战争，并且把越南视为整个东南亚抵抗中国扩张主义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他打算把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北部省份的传统根据地义安、河静和清化(绝大多数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来自这些地方)作为北方斗争的后备部队的基地。黎笋声称，“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进攻中国，我们决心赢得胜利。”这番话极有可能是在中国惩罚性的入侵进行之后说的。为了坚定自己和其他同志的决心，黎笋将自己对于本民族的善于斗争的自豪感作了歪曲：“……实际情况是，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和他们（中国）作战，还不能肯定他们会获得这样的胜利……我们从不逃避我们的历史责任……通过保卫自己的独立，越南也在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决心不让中国成为一个扩张主义的民族。最近的战斗仅仅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即使他们用100万或200万军队来攻击我们，我们也毫无所惧。我们刚刚和60万军队交过手，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和200万军队作战，那也毫无问题。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将使每个地区成为一个堡垒，每个省成为一个战场。我们有足够的人。我们能以多种方式和他们作战……我们能用两个至三个集团军猛烈地攻击他们以便使他们受到震慑；在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的意志动摇的同时，我们仍将保卫我们的领土。如果情况紧急的话，每个士兵都必须训练出一个士兵，每个班都必须训练出一个班。

看来，邓小平在1979年3月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估计。当时，他决定撤出中国军队。

黎笋与中国关系的记录

对黎笋文章的第三个更为困难的利用是作为1952至1979年这一阶段作者同中国及中国领导人关系的资料。由于可信的档案和资料的缺乏，作这样一个尝试是诱人的。但人们不应对黎笋所述言辞的准确性抱有幻想。

黎笋说，他首次去中国疗养是在1952年。据他说，他被他访问的地区（很可能是广东或广西）尽管人口众多却不在日本占领期间进行任何游击斗争这一事实所震惊。文中根据这一情况做出了越南人勇敢而中国人懦弱的基本区分。黎笋声称，胡志明证实了他的这种印象。这种叙述可能更反映黎笋1979年时对中国人的态度而非他首次去中国时的真实印象。我们甚至根本不能通过其他材料证实他当时去过中国这一点。

相比之下，黎笋关于自己对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反应的叙述更为可靠一些。[6]

但是，更不能确定的是他是否在1954年就已经指责中国的错误。当时，中国、苏联和北越的领导对日内瓦协议都是坚决支持的，所以，黎笋可能还是埋怨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犯了错误。黎笋很可能是在花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周恩来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接受北纬17度线作为越南南北分界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有可能告诉他的人是范文同，他是越南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团长。[7]

黎笋对中国消极隔阂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可能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他努力去获得苏联和中国对在南越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支持。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后来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大跃进运动，因而影响到对国际主义义务的履行。黎笋无疑看到了这一点。

在他的文章中，他几次回忆了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是怎样试图阻止越南人在南越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形。但是，他没有提到下面的这个事实：当时苏联也相信日内瓦协议并阻止越南人做任何可能使法国和南越政权更易于违反协议的事情。[8]

黎笋的文章免不了自相矛盾。首先，他引用了周恩来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越南要继续战斗，必须自力更生。接着，他指责周恩来曾“压我们停止斗争”。第一个表述和陈兼的学术结论非常吻合：“……北京领导人在1962年以前既不阻止，也不鼓励河内用军事方式‘解放’南方的努力。”[9]黎笋的第二个表述看上去更为可疑。黎笋声称，他蔑视中国人的建议并继续进行在南越建立武装力量的工作。这里，黎笋故意忽略的一点是，当时南越干部和一些北越领导人的意见分歧。

当提到1963―1964年的事情时，黎笋笔锋一转，改变了谴责中国的内容。他不再谴责中国领导人试图压制越南斗争的迫切希望，而是谴责中国人向他们施加影响，如修建道路以便利中国政权向东南亚的扩张，输送军队去铺设控制越南的道路等等。[10]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我们知道，黎笋和毛泽东会见过三次。第一次是 1953年在武汉，毛泽东在那里（据越南白皮书）接见了一个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黎笋声称，在那次会见中，他了解了毛泽东的真实打算并且警告他，越南能够打败中国军队。据说，毛泽东问他：“同志，你们的人民是不是真的抗击并打败了元朝的军队？”黎笋回答说：“不错。”“同志，你们也真的打败过清朝的军队吗？”黎笋回答说：“不错。”毛泽东问：“你们也打败过明朝的军队吗？”黎笋声称，就是在这个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错，换了你们的军队也一样。我曾经打败过你们的军队。你明白吗？”黎笋声称，他就是这么对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说：“知道，知道！”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杜撰的谈话。一方面，毛泽东似乎有可能提问上述的问题。毛泽东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和人开玩笑。但是，看上去极不可能的是，黎笋曾以他说的这种方式公开地挑战毛泽东。[11]我们从《77次谈话》[12]中了解到，黎笋在另外两次同毛泽东的谈话中（1964年8月13日和1970年5月11日）表现得像一个在主人面前低眉顺眼的奴才一样，他在1964年说“中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并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想把我们当作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1970年，他向毛泽东请求指示并把越南的胜利归功于这一点：“我们遵循毛主席过去给我们的三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敌人”。[13]黎笋在《77次谈话》和1979 年叙述中的表现判若两人，但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记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别人当时的观察有着天壤之别。

黎笋和越南白皮书关于1963―1965年中越关系的描述和中国方面不得不做出澄清的材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黎笋的描述，是毛泽东想要修建通往越南的铁路并派兵去那里，但是他自己仅想要物质援助。在所有基于中方资料的叙述中，修路和志愿军的请求都来自越南方面，而且，这个要求是黎笋和胡志明提出的。[14]这一点在《77次谈话》的部分资料中获得了证实。黎笋声称，“我们仅仅要求他派遣人员，但是，他带来了枪支和弹药”，这一点看来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中国工程兵部队和高炮部队抵越后，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在柯西金 1965年2月做出苏联大规模援助越南的决定后，越南人采取了一种更为独立的姿态。从那时起，越南人在《77次谈话》中的口气也明显不同了。

黎笋关于20世纪 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叙述和中方资料的描述更为一致一点。黎笋声称，在1969年以前，他就几次召集军事干部并警告他们，中国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联手。因此他们要研究诸如准备在将来和中国发生冲突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对美国的新方针，黎笋作了和越南白皮书同样的谴责：“那段时间里，中国发表了对美国的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样，他们就能使美国在越南增加力量了。”当然，这么说也有其道理。中国确实强调了自己的大国利益而损害了北越的利益。

黎笋所说的和周恩来（很可能是1971年11月）在河内的会谈是他文章中修辞最为精彩的部分。黎笋说，在尼克松访华前，他的目标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美国赶出越南的同时怂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和美国针锋相对。据说，周恩来当时告诉黎笋：“现在，尼克松即将访问我国，双方将主要讨论越南问题。因此，同志，我必须来和你见面以便交流一下看法。”

黎笋声称自己是这样回答的：“同志，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仍然不会听你的。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们的，根本不是你们的。”黎笋再次声称，自己曾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疾言厉色。这一次，他的叙述看起来更为可靠一点。1971年在河内对周恩来疾言厉色要比在1963年在武汉对毛泽东这样做容易得多。如果在周恩来关于1971年11月河内会谈的报告中含有谈及黎笋民族主义的蛛丝马迹的话，那就有的好看了。

关于需要档案研究的一点评论

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善。1979年是双方关系最坏的一年，而双方在整个80年代都是相互敌对的。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铁路无轨，交通断绝。两国关系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越南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标志着双方关系前进了一大步，并为1991年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99年新年前夕，两国外交部长成功地在河内签定了一项边界条约，而且，他们现在准备在2000年结束前在东京湾划出航海区域。这完成了黎笋和邓小平在1979年为自己定下的没有多大希望成功的任务。现在，铁路再次开放，边境贸易繁荣。两国、两党、两军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边境省份在促进商业和文化关系中一马当先。中国和越南的研究机构现在也开始交流了。这一点可以在1998年河内的大型研究会上得到证实。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和越南的社会科学家于其他国家学者在场的情况下，甚至讨论了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两国边界地区的民族集镇问题。

这对当代中越关系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情况下，当两国关系改善时，对于他们过去遗留问题的研究也会连带着得到改善。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们将怎样对他们的曲折历史关系进行研究呢？一种可能是，每个国家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的档案，用汉语写中国对越政策；越南的研究者使用越南的档案，用越语写出有关越南和它的北方强邻之间的曲折关系的专著。第二种可能是采用双方相互合作的方法。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种非常正式的、密切的方式去实现。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组成有关的团体共同工作、共同探索中越关系的历史。最好是用两种语言出版双方的联合著作。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公开的方式实现：由双方可靠的党史学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并获得使用那些被两党领袖隐藏的资料的特权。[15]

第三种可能是一种开放思维的方法，即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有权使用双方的原始资料。许多著作和论文用越语、汉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竞相出版或发表。

所有这三种可能都以这个假设为前提：中国和越南当局变得比过去更为自信，勇于放弃对独立研究的恐惧，允许人们使用关键的历史资料。目前，两国的思考氛围看起来反而更为艰难。这可能会延长当前的矛盾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和越南的学者能够比两国以外的同行们更好地接触资料并可以自由地撰写和出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唯一可以确保中越两国学者在研究双方关系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法是，允许存在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考氛围，不再对原始材料保密，举行联席会议、鼓励学术研究。

刘作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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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erre asselin claims that Le Duan "epitomized vietnamese disrespect for the overlordship of both those countries "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nd that his death in 1986 open the door for improving vietnam’s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China, but with the Soviet Union as well. Pierre asselin, "Le Duan and the Creation…", p.8. This seems an exaggeration in view of vietnam’s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USSR between 1978 and 1986, but there may be a grain of truth in it. Soviet archives will show.

[2] Stephen J Morris ,Why Vietnam Invaded Cambodia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auses of War ,Stanford CA: Sat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81.Morris bases this information on Soviet archival sources.

[3] There may be some truth in Le Duan's impression .Although Deng Xiaoping had personally ordered the Chinese "self-defensive counter attack" against Vietnam, it was also he who blew off the operation in March, after the Chinese had suffered more than 30000 casualties. And Deng came under criticism afterward for not having broken the fingers of the Vietnamese, but merely hurt them. See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0.

[4] "Aujourd’hui, les forces revolutionaries ont grandi et occupent une position des plus favorables." La verite sur les relations Vietnamo-Chinoises, p.58.

[5] Ibid.

[6] In the 77 Conversation there are short excerpts of minutes from three meeting between Zhou Enlai and Le Duan in 1971 (7 March in Hanoi, 13 July in Hanoi, and November in Beijing). None of the excerpts include references to Geneva, but both Mao and Zhou had allegedly admitted earlier, when talking with Ho Chi Minh and Pham Van Dong, that a mistake had been made in Geneva. See the 7 September 1971 conversation,77 Conversations, Working Paper No.22, p.180.

[7] See Francois Joyaux, La Chine et le reglement du premier conflict d'Indochine, Geneve 1954 (Paris :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79).

[8] See Mari Olsen,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Communists 1954-1960, (Oslo: Institutt for Forsvarsstudier 4/1997), and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9] 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69", China Quarterly 142(June 1995), pp.356-387, especially p.357.

[10] 这里作者理解有误。黎笋所说的中国军队入越修路等事，是1965年以后的事情。由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组成的中国筑路部队，1965年9月开始入越，1969年2月全部撤出。参见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9-100页。――李丹慧

[11] However, according to Bui Tin, Le Duan told his official biographers in an interview in 1983 that he had been better than Uncle Ho. Ho always said "Yes" to what Stalin and Mao told him "As for me, I dared to argue with Khrushchev and Mao." Bui Tin, Following Ho Chi Minh, p.43.

[12] 指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orking Paper No.22.――李丹慧

[13] 77 Conversation, pp.74(note 117),163-164.

[14] 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pp.368-369. See also 77 Conversation, p.85, where Le Duan tells Liu Shaoqi on 8 April 1965: "We want some volunteer pilots, volunteer soldiers… and other volunteers, including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units."

[15] The Comparison may perhaps be far-fetched, but an open kin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Norweigan and Swedish historians has been initiated in preparing for the 100 year's anniversary in 2005 of the break-up of the Swedish-Norwegian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