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企往何处去？ -- 秋末冬初

我的讨论基于两个前提：中国政治关系的核心就是央地关系，国企也不例外；中国施政路径将更加公平。至于所有问题的核心（干部问题），则不在这次讨论之内。

国有企业在央地夹缝中的企业性、行政性和央地属性。除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分类，国企让人感觉雾里看花，甚至混乱得无法进一步归类。比如央企成功的例子有振华港机，地方企业成功的例子有徐工机械。再比如央企管理失败的典型有最近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而地方企业则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讨论国企？国企中，有中石油这类纵向寡头垄断，也有中电投对铝业的产业链延伸。如果我们的认识，把“企业性”定义为企业家先见之明的逐利过程，那么，作为央企的中电投显然符合这个条件。而国企的“行政性”则模糊不清得多，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还是行业发展自身规律的需要？抑或仅仅是历史的行政垄断向现实的惯性延伸？至于国企的央地属性，则更加富于历史意味。国家通常把央企当作宏观调控的一大抓手，而地方往往把地方企业当作自家的小金库。随着财税机制的变化，地方企业的小金库作用越加突出。（这个与利税大户是有区别的，当下地方欢迎央企来投资，其目的在于利税留于当地——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当央企设立控股公司或者子公司时，大规模利税即将到来；而分公司则不一定，地方政府也不太喜欢这种模式）

国企（公务员）的内部二次分配与社会的二次分配。国企（这里可以把公务员放进来，因为讨论的性质一样）内部的二次分配，因行政级别而异，因行业分工而异，因部门、单位寻租（受租）能力而异，因地域环境而异。这种差异，甚至可能大于社会的二次分配差异。而舆论的进入，放大了这种差异。这种混乱，是怎么造成的？又怎样消解？（社会对国有垄断企业员工工资明显高于社会水平的意见，到底是一个真实差异下的意见爆发？还是媒体在传媒操作上的导引？）

金融类国企的地位问题。中国何处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更资本主义一点，还是更共产主义一点？从理论上讲，工业类企业是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的，而金融类企业应该作为辅助。从利润来源上讲，金融类企业的利润来源类似张五常所语“无主孤魂”，一旦进入完全竞争，则利润率急遽摊薄；如果寅吃卯粮，则容易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人性之恶将循环放大。

推理不得不回到干部的头上。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流官制度，有其合理的一面，又是否适用于当下呢？

谈国企，容易谈到中央和地方，更自然谈到集权和分权。这是一个政治性乃至战略性的问题。当下的环境，为什么要集权？为什么要分权？

我的理解是，集权源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也就是重回汉唐。而下一步分权的最大压力，则来自最后一波人口高峰（70年代生人）全面登上政治舞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