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看我们的这个时代 -- 公羊

美国20世纪初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与近些年的中国惊人地相似。

美国总统何立芝有一句名言：“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他在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美国经济一度出现繁荣，因此又叫“柯立芝繁荣”。

建筑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当时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建筑工业的产值从1919年的120多亿美元增加到1928年的175亿美元。电力工业给美国工业的飞跃提供了巨大的动力。1919～1929年，电力工业产值从9．97亿美元增至23亿美元。1929年，工厂动力设备的电气化程度达到70％。

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的繁荣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就业人数增加，社会购买力上升，推动了消费品生产部门，尤其是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

在新兴工业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汽车工业的兴起。与汽车工业相配套的加油站和道路建设等，也迅速发展起来。

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达到48．5％，超过了当时英、法、德比重总和的79％。

在美国经济繁荣之中，潜伏着不可克服的危机,农业的长期不景气，旧工业开工不足，必然带来大批农民破产，工人失业，不仅使贫富差距扩大，而且使购买力降低，国内市场缩小。此外随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使美国海外市场也在缩小。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外市场的日益缩小。另一方面是生产能力的日益膨胀，由于美国的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国内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然带来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因此繁荣只能是暂时的。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了“柯立芝繁荣”的结束。当全球总需求下降时，美国当初超比例的工作份额换来的是30年代超高的失业率。

中国的产能过剩最早出现在1997年。当时，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周边国家汇率大幅贬值，严重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并引发出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1999年以后我国出口又开始大幅增长，奇怪的是，产能过剩现象却从此“阴魂不散”。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国经济是以农业承受巨大代价支撑工业发展起来的。进入市场化改革后，中国采取了优势资源向经济特区和城镇配置的发展模式。这种由“先天”带来的工农差距和后来采取的资源向城市倾斜政策，形成了分配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在非市场因素作用下进一步扩大。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国情已经和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前的情形极为相似，即生产相对过剩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对农村采取投入倾斜政策：增加水利设施建设、道路建设，改善生存环境，免除教育费用，发展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对促进生产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消费将发挥出长效作用，不仅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而且能够缓解工业化产能过剩现象，这恰恰是罗斯福新政的精髓。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多年来的贸易盈余将令我们在经济衰退中不至于搞得太难看。长远来讲，这两万亿外汇储备确实有防身之效，但短期来看，中国严重依赖外国消费的弱点将令我们备受打击，外汇储备也救不了急。所以争论美国国债问题是无益的.

地方政府一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搞个工程”。这些大工程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内幕交易和满天飞的回扣。但不管怎么说，抹水泥、吊大梁这种活儿总是要雇佣很多劳力的，尤其是中国这种注重人海战术的地方，这些工程对那些因工厂倒闭而被迫返乡的农民工来说是多了些谋生的机会。但是这种扩大需求应该不是继续增加过剩供给的路子。比如罗斯福新政当时搞的主要就是修建高速公路。今天的美国高速公路网主要就是那时修建的，其对美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小。中国推出2万亿元铁路建设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进行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其需求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从工业化发展的全局与背景上看，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取向不仅会让农民看到未来家乡的希望，更会让他们感觉到城市具有吸引力。其综合效应是让农村和城市两头都热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应对调节分配差距和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同时，建设性地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

我们先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内向型发展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主要方向。现在实施财政扩张政策，正好给健全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也恰恰是多年来政府想做又没有做成的。现在不做，以后还得做，到2011年的时候，条件就会不如现在。到那个时候，财政支出都花出去了，经济保持了两年8%的增长之后，又开始出现疲软的势头。比较理想的是，那个时候国外市场已经复苏，因此中国的出口机器可以再次开动起来。

但这样，中国经济又会走回过去对出口过度依赖的老路。更重要的是，这次经济衰退以后，美国老百姓可能将开始增加储蓄，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市场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强劲。到那时，政府也许还得回来重新刺激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但那时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已经上升了，公共债务负担也增加了，投资过度的问题也可能更加突出。再要拿出几万亿来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容易。

话说回来,有些西方人观察中国时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民众目前只是勉强忍受政府紧抓政治控制而放宽经济管制的政策，一旦政府不能够实现它所许诺的共同富裕的前景，人民就会毫不犹豫的开始反抗”。在我看来，这种想法完全无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现实，与我实际看到的情况并不一致。因为今日的中国就像二十世纪50年代的欧洲，几乎每家每户都经历过巨大痛苦和极度动乱的洗礼，历经劫难的人们对新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远超任何西方人的想象。炒鱿鱼和减薪水？太小儿科了，中国人吃过的苦比这多得多。

90年代邓小平掀起新一轮改革热潮后，这些浪费巨大的国有企业很多都被关闭了，短短几年之内造成了数千万人的失业(有些大型国企保留了下来，成为电信、航空等行业的巨头)。当年中国的当代小说几乎全是讲下岗职工的，直到2000年后，当代题材才渐渐变成了民工或城市白领。国企改制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矛盾，但离导致政府垮台还差得太远。中国人民经受住了那次危机的考验，中国政府也一样。中国人民像其他各地方的人民一样也有各种生活的需要，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期望也在逐步提高，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忍受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目前的金融危机是中国人不能忍受而必须揭竿而起的。期待中国像苏联那样四分五裂的人暂时可以歇歇了。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飞速现代化，目前又遇到了许多大麻烦，貌似发展已到了一个顶点，是物极必反的时候了。但也另有一种可能，中国可以突破极限，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