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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廉政风暴

1、

1932 年6 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警卫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

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 日，十余万武汉民众在“武昌首义遗址”

附近，以浩大的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数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

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

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

五分军事，五分政治”。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

了蒋介石的演讲。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

触目惊心的词汇：“编保编甲、五家互保”；“一人通共、五家同罪”；“没收

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五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

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将折

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 月的流火中，30 多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

其中包括5 个力行社成员，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任

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几百

名军官。

这几百名军官，大多是刚刚结业的“自新训育班”学员。他们在另一

力行社员、湖北保安处长阮齐的几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土豪武装“三枪会”

的拥簇下，沿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

一小股士兵。接着，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

光、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 月5 日，《扫荡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

又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它也象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

地过去了：“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

‘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从旧报堆里找到

了这则消息。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

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廉政风暴”的先声。

这个“廉政风暴”在当时的影响，足以和1948年蒋经国主导的上海“打

老虎”风暴相提并论。富有意味的是，主导这个“廉政风暴”的，是后来

被许多人、乃至蒋介石质疑为“墨吏”、“贪污犯”的邓文仪。

在“四大金刚”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72 年，他曾简短地谈

到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

道中衰”。

又不是“小业主”、“小买卖”这样简单。邓文仪的父亲，是一个粗通

文墨、熟悉乡村掌故，然而毕生不得志的流民。他多少缺乏单纯农夫的忍

辱负重、克己尽责。从12 岁起，邓文仪就要“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

大部分学费”。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时艰辛与温暖，这样的“苦

寒行”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自筹学费”使邓文仪一生极重友谊，特别是

资助过他的同学与亲友；同时也使他早早摆脱小家小户的藩篱，放眼社会

大天地。“中学快毕业时，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

他无法让自己进入普通、卑琐的家庭生活，于是断然拒绝，并离家出走至

黄埔。

在黄埔平等、淹没了出身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

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到力行社成

立前后，他已经是蒋介石的头号“宠臣”了。林培琛曾谈到，“（民国）二

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

与师的参谋长，皆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

审核推荐”。

从进入黄埔开始，不过8 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执掌了如此

重权，确实令人眩目。但也在此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开始浮

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作风

严谨、口风极密，这是“蔫”。同时，对自己效忠、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

甚至可以忍辱负重；但他“排外性”极强，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

经常不留情面，而丝毫没有客套敷衍、应酬往来，这是“辣椒”。

性格即命运。在纷纭的大时代，在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风格，

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争议纷纭，毁多于誉，

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蓝衣社“政通人和”之际，他27

岁的年龄，他“蔫辣椒”的本能，那带些莽撞、有点粗鲁的方刚血气，以

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形貌，使他在“廉政风暴”中一举成为全国性

的新闻人物。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多‘吹’

（吸鸦片烟）。……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40年

后的一个夜晚，在台北的一处公馆，经过“三起三落”、已经从政工局长位

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娓娓讲述当年自己主导的“廉政风暴”。他似乎一

下子回到了那个在烈日和污浊中的闷热武汉。

又哪里是“三多”这么简单？在30 年代初的末世里，武汉这个伟大的

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居着400 万人口的“九省通衢”中心，最

大的水陆码头，已经深深陷进了腐败堕落的沼泽地。腐败不仅限于官场，

更弥漫于整个武汉社会。它是一个“小中国”，它把“闹华五鬼”的各种弊

病，集大成式地汇合在自己的身上，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遍身

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作为水陆码头，自晚清以来，上海、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

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是“富国强兵”的改革。在

50 年的开埠之后，上海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虽然有些畸形的繁荣。

一度，上海汇聚了中国60%的货币资本、50%的外贸、40%的工业制造。

广漠苦难的国土，支撑起了一个可与纽约、伦敦、巴黎媲美的东方都市。

即便在文化上，它也是名副其实、百家争鸣的“上海滩”。

与此同时，以新式陆军、兵工厂、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

陷入了蒙昧、野蛮的深渊。“首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沿长江东下、从大西

南汇聚于此的，是大量的鸦片。“云土”、“贵土”乃至由印度、缅甸辗转漂

流而来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

随鸦片而来的，是大批流民。从“首义”到北伐的10 余年时间，大群

大群的苦力、娼妓、土豪、人口贩子、避祸盗贼、失意军阀，从黄麻地区、

河南川黔，乃至毗邻云南的缅甸纷纷涌入武汉。他们聚居在武汉的“上江”

地区，与“下江”的租界以及旧城区遥遥对峙，构成武汉三镇动荡、混乱

的长久渊蔽。

以流民为社会基础，“青红帮”等黑社会组织在这里泛滥成灾。一个地

下武汉迅速形成了，他们的势力遍布于码头、铁路、商铺、市场、妓院乃

至学校中。无数卑贱、盲目、好斗的流民的血泪，滋养着三镇黑帮势力，

使地下武汉隐约地开始操纵、主导青天白日旗下的武汉。

20 年代动荡的局势，制造了武汉的权力真空阶段。北伐、收复租界、

宁汉分裂后，外国势力、割据军阀势力迅速没落，而南京的影响不成气候。

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博奕，都倚赖于黑社会。这极大纵容了黑社会的

成长。20 年代后期，黑社会日渐坐大，最终主宰了武汉。“黑金”武汉极

大地泛滥了。

以贿赂、收买，甚至“招安”的方式，“青红帮”的大头目迅速成为各

级警察机构的头子。他们藏污纳垢，将原流氓、盗贼、横行市井的粗胚招

进警队，按照各自在帮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授予警衔。警察机构完全成为

黑帮的附庸，警匪一家，鹰鼠一窝。几年间，帮会之间的坐地分赃，成为

武汉政治生活的最大事务。帮会的火并结果，成为武汉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武汉在沦陷。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一边是卖儿救穷、砍头示众、污水

横溢，另一边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横行三镇。武汉的人口贩卖市场、

鸦片交易市场，是完全公开的；而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的武汉，当时报刊

发行总量，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这就是1932 年6、7月间，邓文仪连同他的“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蒋介

石当年7 月5 日的日记，这样简短地记载。曹、曾两人，正是武汉的警备

头脑。一句简单的“令邓接收各方报告”，邓文仪轻易接管了武汉的生活秩

序。

接着，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在《回忆录》里也谈到同样的权

力移交：

“某日，委员长……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兼办‘党内国内

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这个蔡孟坚是CC系的大将，曾伪装成商人潜入洪湖，并与贺龙会面，

是当时盛传一时的“蔡大胆”。但他在武汉腐败面前却束手无策，于是其倒

霉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几天后，“委员长出席联合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

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

把蔡孟坚骂得面如土色后，邓文仪接受了一项指令：组建负责反腐败

调查、“社会风气整饬”的机构------第三科。第三科以原军委会“调查科”

为班底组成，其基本干部不变，邓文仪为科长，与邓文仪交往极密的邱开

基为副科长。下设五组，共辖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1，000 余人。

第三科兼有特务机关、社会局、警察局三大权限。一开始，这是一个

精悍的，然而在武汉面前、多少还貌似单薄的力量。

2、

“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红帮有关，

实为罪恶之首。……”40 年后，谈到武汉土豪时，邓文仪仍然一脸激愤与

轻蔑。正是渔船停泊港湾的季节，台风一阵阵地刮过街市，卷起他们住所

的窗帘，电灯不时地明暗。不过，一屋子的人都沉湎于尘封的旧事，谁都

没有去注意天气的异常。武汉反腐的另一亲历者邱开基，更是激动不已。

历史在两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原有的两个“调查机构”，一是绥靖公

署稽查处，其处长为杨庆山。此人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

的生涯，因善于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30 多岁，杨庆山已

开设了两个堂口，成为“栖霞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有数千弟子、打手。

杨庆山重视门徒的“投名状”。其手下大小喽罗，手上无人命者不升为

堂口头目。在堂口他公然以宋江自居，动辄言道：“武松、李逵这些英雄好

汉，就是打架出来的，杀人杀出来的。读书科举是盛世的路子，这个乱世，

打杀才是正路子。……”

但这又是一个嗅觉灵敏、狡诈多变、深悉“黑金”三味的人物。一方

面，他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另一方面，他却以“慈和、义气、有担当”

为包装，捐资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倾轧活动，

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20 年代末，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

的上流人物，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

堂口升腾的香烛，与象征社会秩序的稽查处白底黑字招牌的结合，使

杨庆山势力急剧膨胀。不久后，他接受自己堂口的“白纸扇”即狗头军师

的建议，以“远交近攻”为策略，网罗大批码头工人入帮、充当打手，并

以稽查处数千人枪为后盾，大肆进行黑帮火并行动。短短几月时间，“长江

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从而成为势力、罪行都极其惊

人的“地下武汉王”。

仅仅初步统计，经杨庆山收购、倒卖、放行、中介的烟土，每月多达

数十万两，可以组成一个小船队。长江这个黄金水道，几乎就是烟土水道、

走私水道。

几千里的长江，任由杨庆山的船队出入。来自西南各省的烟土，在他

的组织和庇护下，流入中南数省，甚至流入上海、满洲。反过来，沿长江

漂流而下的有正经生意的船只，则被紧密束缚在杨庆山打造的黑网中。值

十抽一、雁过拔毛，是稽查处的规矩。不缴纳费税者，轻者以“反走私”

名义扣押货物，重者干脆扣以“贩卖烟土”的帽子就地枪毙。短短几年时

间，被抛入长江喂鱼的正经客商，至少上百人。作为内贸最大中转码头的

汉口，贸易迅速萎缩，市井惊人萧条。

这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政客。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杨庆山贿赂收买

了上至南京、下达武汉的大小官员数百人。其中，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每

月收受杨庆山“茶水费”八万元，杨庆山的顶头上司、湖北绥靖公署主任

何成睿每月收受十余万元；省政府、绥靖公署大半官吏的日常开支，结婚

置业，费用大多由杨庆山供给；湖北之外，四川军阀、安徽政府、江西政

府与杨庆山也均有勾结。

长江沿域的一小半官员都卷进了杨庆山精心勾勒的“黑金图”中。最

富讽刺意味的是，满手血腥的杨庆山，因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捐资五万

修建善堂，施粥拯民，被湖北政界誉为“官场楷模”、慈善长者。其住所、

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悬挂满了大小名流歌功颂德的牌坊……

整理完《密报纪要》后，邓文仪和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即使几

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此贼不除、汉

无宁日”！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原“调查机构”，武汉警察局所属的侦缉大队，也

进入了邓文仪和邱开基的视线。

杨庆山的稽查处，管辖的是长江交通动脉；侦缉大队管辖的则是武汉

治安。“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老谋深算、势力惊人的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几个队长，只能算是

一群头脑简单、举事草率、丝毫不会预留余地的“小巫”。他们没有丝毫修

正，把帮会规矩原汁原味搬进了侦缉队，首开了民国令人啼笑皆非、毛骨

悚然的“警员不开支，队长收孝敬”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

柄。

侦缉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四个分队。一个分队100 人，全

队警察共计1，200 人，是汉口警察局的核心。但除各级队长十五人外，千

余警员一概不开薪水，反过来，各警员每月必须向队长“上供”，多者数百

元，少者一百元。仅仅该项收入，就使侦缉队长的月入接近于一个中等规

模公司的老板，成为最令人眼热的肥缺。

“时侦缉队长的月薪为八百元，……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可达四、五

万元以上”，该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大的民族企业之一------申新纱厂的利润。

除却警员“上供”的每月数千元外，这样的一笔巨款，主要来自三个大队

长瓜分了武汉三镇后，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向主要的烟馆、妓院、旅

馆、饭店、码头、船帮、交易市场等场所收取的规费。规费大部落入私人

腰包，每月多达三四万元。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烟馆大妓院大码头的规费归大队

长，中等场所的规费归分队长，小商铺、小生意人、小集市的规费，则划

归警员所有。一个普通警察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入仍达上千元。

于是，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子弟送

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警员中介机构，“介绍费”、“跑路费”、

“茶水费”等名目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进侦

缉队”仍是武汉市民的最佳投资。

在这些眩目的“肥缺”下，掩盖的是无数商人、普通市民的血泪。

《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的汉口版，几乎每天都刊

登商人破产、自杀的消息。王门杨姓寡妇，守着亡夫留下的澡堂、拉扯孤

儿度日，但在侦缉队一分队长的连续敲诈下，无钱支付，写高利贷欠条。

利加利，利滚利，在还贷期限到达前夜，寡妇先是毒死孤儿，而后悬梁自

尽。一门两命的惨案，丝毫不能激发该队长的天良，反而以欠条为依据，

驱逐王氏亲族，霸占澡堂。

汉正街百年老店“瑞和堂”因生意兴隆，引发三警员的规费争夺，轮

番收费。该店老板一月三付，不久破产。店主靠赁屋度日，但三警员仍不

放过，依旧索要三倍规费，规费高于房租。店主逐吊死于汉口警察局门口，

但凌晨时尸身被投入长江以灭迹。

南洋华侨庄某，携子携资到武汉投资。其子流连妓院，说动一粉头从

良。老鸨勾结警员，先敲诈三千元，继而诬陷庄某为烟土走私贩，扣押其

全部川资。庄某数十年积蓄一夜而光，投诉无门，重新到南洋充当苦力……

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泪。这就是青红帮统治下的普通武汉人的生活。

它换得的是警察头子、黑帮头目令人咋舌的收入，粗野放肆的哈哈大

笑。……邓文仪总结，“仅以此队长之收入一项为例，可推想当时社会风气

之败坏以及其影响力”。

1932 年7、8 月间，在这种青年官吏特有的悲愤情绪主导下，邓文仪

和他的“第三科”正式启动了武汉的“廉政风暴”。他要实现的，是一个“浊

流根绝、清流上升”的武汉。

“廉政风暴”从彻底整顿警风开始。

一开始，“彻底整顿警风”似乎拖泥带水，有着民国官场左右逢源的深

重痕迹。邱开基回忆，7 月中下旬，“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

首先请蒋介石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

交出。……”

作为“出山第一刀”，第三科对杨庆山不过是迫其辞职、同时略加惩处。

区区五万元“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敛积的半成，不过九牛一毛。至于“退

休”一说，更会助长贪官墨吏不伤筋骨、全身而退的侥幸心态。它缺少雷

厉风行的气势，杀一儆百的效果。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望的“权宜之计”，是一个持重之举，也是接下去一

系列大手笔的关键。“乱世用重典”是大方针，大路线，但对社会疲惫、羸

弱已极的武汉，一开始就滥用治世猛药，却可能使整个城市陷于混乱崩溃。

此外，还有一些更重大深远的背景。

史料记载：1932 年，随着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南

京政权、蓝衣社的第一热望，成为国策。当年，蓝衣社干事会制定了“稳

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削藩十六字方针；

两湖地区是南京与两广、华北、西南的缓冲地带，两湖的稳定，是实

现逐省削藩的前提。是时，两湖军阀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极为微妙。因此，

不引发军阀激变，不“有碍大局”，成为“廉政风暴”的前提。

史料记载：在三省“剿匪”胜券在握之际，平定江西，并建立新兵种、

引进新武器，已成为国防建设的要务。东南区域财源将竭，开拓两湖、华

中财源，充实国库，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需要。

杨庆山案覆盖数省、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这使邓文仪只能以“釜底

抽薪”的方式，推进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

码，在博奕中为南京政府控制烟土、烟花税、贸易税费等财源。

于是，在溢于言表的愤慨，“不杀此贼、汉无宁日”的说法后，27 岁

的邓文仪和29 岁的邱开基，以超乎年龄的眼光和手腕，使反腐和“削藩”、

“开源”两大国策紧密相联。

确保国策的同时，第三科“釜底抽薪”。几乎刚刚逼迫杨庆山辞职，第

三科就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码头、纺织两工会的理事长刘海清

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达四、五千的堂口，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

机关”------“忠义救国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

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同月也率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一

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2，000 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安庆“九华山”

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3、

如果说，“出山第一刀”多少还妥协、隐晦、只是“釜底抽薪”的话，

那么，“第二刀”则引人注目得多。对于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社会公愤极

大的警察局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要以他们的人头，来向400 万武汉人

表明蓝衣社、南京政府的反腐决心。

逮捕、审判、枪决侦缉队大小队长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摧毁杨庆

山湖北堂口的前夕，汉口警察局令人敬畏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忽然多了

一群穿便衣的人。

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索的装束，森严的目光，一切都如

同后来的“特务”印象。但那些苦挣苦扎、赚几块铜板以养家糊口的汉口

芸芸众生，此时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空气里的那种反常味道。人力车、小

摊贩依旧川流不息地从这里经过。

正午的阳光渐渐大了起来，然后开始西斜。在警察局对过的一个茶楼

里，一个黑瘦、矮小的头目模样的青年，正不时看表。他微皱着眉头，似

乎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便衣匆匆地走进茶楼，对他耳语了几句。黑瘦青年一下子安定了

下来，他缓缓地站起身。

他走出茶楼，朝散布在四周的便衣一挥手。

阳光射在他的脸上，这个面孔，对于大多数的汉口人来说，还是陌生

的。他就是蓝衣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云南人。他出生在与缅甸相邻的景东县，在热带丛林中长大。

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自述了身世，“生于民前八年，父兆南，前清举人，革

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士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

五”。

荒蛮的丛林与富足的家境，使邱开基的血液里流淌着敢作敢当、粗犷

热烈的天性。21 岁，他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的前夕，“有毕业学生十

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学生不是四散而逃，就是呻吟号

叫，但邱开基却独身反抗，结果“几乎丧命”。

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

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

“骨干”式人物。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

削藩国策的组成部分之际，他因缘际会，经蒋介石“钦点”成为蓝衣社的

第九名干事。然后，因为他的个性、职务，他以“先锋官”的角色进入了

“廉政风暴”的大戏。

在汉口警察局的大门口，邱开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挥手，一部

顶着墨绿色蓬布的军车，从附近街道的拐角开了过来。隐约间，可以看见

蓬布下面露出来的，是一挺轻机枪的暗蓝色枪口。

他布置四名特工监视门口的岗哨。然后带领二三十名特工，一拥而入

汉口警察局的会议室。

三个侦缉大队长、十余名分队长正在会议室里。他们优哉游哉地吸烟、

闲聊，不时因为一个小小的插科打诨而爆发大笑。空气中充满了一股松弛、

粗鲁的气味。他们是中午时才开着车，搂着多少还有点惺忪的眼睛，先后

来到汉口警察局的。

这一天会聚得这么齐，不过是应警察局长蔡孟坚的“会议”要求。平

时，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来点个卯，敷衍地应付一下公务，然后在这个饱

受他们蹂躏的城市随便找一个酒肆歌楼，以打发自己的日子。

汉口的天，汉口的地，他们在汉口的发迹，似乎都是亘古不变的形态。

这一天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人世间的秩序似乎就是这样的，为钱生，为钱

死。这个乱世更是简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此而已。

直到邱开基的特务冲进会议室时，他们还在谈“牌局、女人、好酒、

洋荤”。几乎是在毫无预感、稀里糊涂的情况下，他们被下了枪械，然后被

不容分说地押出了警察局。警察局的岗哨，目瞪口呆地看着绝尘而去、用

机关枪押解着十余名头目的军车。

当夜，他们被扣押在一处静谧、偏僻的旅社里。

“一路哭，何如一家哭？”邓文仪、邱开基的临时审讯处，悬挂着这

样一张蒋介石多少有些生硬的手书。无奈大部分的案犯都是胸无点墨的粗

胚，北宋名臣范仲淹简洁八字后面的森然杀气，他们一点都不能领会。

一切醉生梦死、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这样在旅社蚊虫的叮咬，看守特

工的呵斥、邓文仪邱开基威严而不屑的声音中，成为黄梁美梦了。但大部

分人却死到临头还没有惊觉。一些人满心瞧不起眼前的两个对手，以为自

己只是“流年不顺、应有此劫”，而虚应事故地敷衍；一些人一边故作谈笑

风生地推委、套近乎、表忠心，心里却暗暗在盼望能够传递一个口信出去；

还有一些阅世日久的老油条，渐渐惊惧起“生瓜蛋子”的不晓世、不畏事

禀性，他们担忧起自己的前途。……

审问几乎是在糊里糊涂、口是心非、答非所问的状态中进行的。

1932 年7 月底到8 月初，短短几天时间，审问就结束了。七名罪大恶

极、手上有人命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抄没全部财

产；其他人或被判处有期徒刑、抄没大部分财产，或被撤职和处以罚金。

就是架设机关枪的那部军车，将7 个死囚押赴到武汉郊外的一个秘密

刑场。刚刚升起的夏日朝阳，殷殷的碧草，使清晨武汉透出几分凉意。一

群便衣特工扇形铺开，严密警戒刑场。执行枪决的是一群宪兵。

几声清脆的枪声响起了。一群草丛里的喜鹊、老鸦，被惊得扑簌簌地

飞起。检验尸体的邱开基，发现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临刑前一脸土色，

屎尿难禁，刑场里恶臭难当。他掩着鼻子，不屑地踢了一脚尸体，“……一

帮稀松货！”

那些临死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开始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

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的天空。虽然审判、处死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

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预闻此事的武汉官员知道。但昔日趾高气扬的警察

头目们的被捕、失踪、撤职，依旧迅速地引发了许多普通警员的关注。一

些人悄悄地收敛了，“公平买卖”的现象出现了。

而后，神秘的“第三科”连同大快人心的“人头落地”，各种小道消息

在市井里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秘。

正是众多市民纷纷猜测“下一个落地的人头”究竟是谁时，邓文仪、

邱开基开始了他们造福于大部分武汉市民的“第三刀”。那就是针对普通警

员的重组、整顿。

“各级队长撤职，稽查重加训练”，是针对失去了杨庆山的稽查处；而

“严厉整顿警员，务使习气根绝”，则针对已被震慑住了的侦缉队。1932

年8 月，一个规模浩大的“警察集训班”在武汉开班了。

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务王新衡等特训专家，带领第三科的几个工

作小组，开始整训这个头顶流脓、脚底长疮的警察队伍。第三科人员组成

的纠察队，把守在集训班的大门口。冷冰冰的机枪，严厉地对准每一个头

颅、每一个躯体。那些过去的帮会成员、市井地痞，眼睛一下子变得怯生。

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

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

采买日用品、“放风”、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

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

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

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

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掾子。几天后，几

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

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

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素本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

近1/5。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

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的藏污纳垢的队伍，

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

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二招：“茶房训练”。

武汉数万家饭馆、酒楼、茶楼、旅馆、澡堂，凡颇具规模者，一概选

派粗识文墨的茶房一人，另行集中训练。集训的目的是举报违纪警察，监

视社会动态，含官员腐败、走私交易、黑帮殴斗、敌情动态等。为顺利推

进茶房训练，第三科将一纸通知沿街散发：凡不派出茶房者，该营业场所

立即吊销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在营业场所内发案，则茶房连同老板

负有连带责任。

上万名茶房生平第一次进入集训营。这些善于察言观色、八面溜光的

市井包打听，见识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和反腐决心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开始诉苦。警察的敲诈勒索、地痞的白吃白拿、生意的日渐萧条、治

安的持续下降……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些快嘴伙计的语言

下展现。

诉苦之后，是案情观测、举报程序、奖罚细则等简单训练。流水一般

地，一拨一拨的茶房，在通过审核后被放回商铺。随着一个个卑琐身影的

走出集训地，“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

1932 年8、9 月间，稽查处和侦缉队开始重新“就职”、上岗。上岗前，

集训班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在黑压压的、面貌一新的警察面前，邓文仪

毫不留情地宣布纪律：

“再有挠乱社会、欺压民众、执行任务不力者，视行为，一次禁闭，

二次降职、留用查看或撤职，三次判刑直至枪毙！在公共场所肆言、散布

不满、诽谤长官者，重惩！报复举报茶房者，一经查出，不论情节大小，

卷铺盖，回老家！”

武汉的市井开始清朗，商铺开张的鞭炮声，从此又断续响起了。不仅

如此，几天后，以蓝衣社、第三科为大脑和中心，以几千名受过训练的警

察、万余名茶房为手足和耳目，“清流武汉”、“廉政风暴”行动，迅速从“整

顿警风”阶段，到了整饬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横扫市民消极习气的阶段。

4、

“整饬社会风气是在汉口太平洋旅馆开始的。……”时隔四十年，邓

文仪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准确的地点，“当时有些营长以上的带兵官，不

在前线驻阵而到汉口嫖赌，故第三科通过茶房的消息……”

太平洋旅馆是旧汉口最大的旅馆之一，集吃、住、嫖、“吹”等服务于

一身，是当时著名的销金窟。因为临近水陆码头，日日夜夜，无数富商、

帮会龙头、军官、警察、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出没。

依据茶房密报，这一天来到旅馆嫖赌的，是夏斗寅部队的一名师长、

一名团长。这两人是太平洋旅馆的常客，声马色犬，无所不为，次次一掷

千金，动辄通宵达旦。

也如邓文仪所回忆的，在“整饬文武官员糜烂生活”的阶段，庞大、

细密的耳目网发挥了作用。不仅是太平洋旅馆的茶房眼线，将几名军官从

前线偷偷溜回汉口找乐子的消息报告了第三科，成千上万茶房，也纷纷将

各自场馆的消息上报、汇总。消息的对象不仅有军官，而且有武汉的文官、

士绅、豪强、恶霸。

当天傍晚，邓文仪下令：第三科组长李叶，率该组人员到太平洋旅馆

严密布控，争取“一拿而中”。与此同时，第三科其他人员、蓝衣社武汉分

社的几百成员也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带同数千名已经驯化的警察，

分成上百个小组，各自布控于各旅馆、妓院、烟馆、酒楼，随时待命，同

时行动。

在邓文仪、邱开基等人安排后，这个发轫于整饬军纪的行动，演变成

了一场声势浩大、震动武汉的“清流”风暴。

武汉蓝衣社书记是干国勋。这个幼时的“神童”、贫苦的佃农之子，在

接到邓文仪指令后精神振奋，他布置支社办公人员，用两个小时就串联了

在武汉的全部社员，并以慷慨有力的言辞，召集会议、完成动员。

当时也在武汉的蒋坚忍，参加了武汉蓝衣社的这一次集会。后来，他

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这一次动员：“……会虽然开得很短，但大部分的与会

者都激动起来了。随着散会后人群的鱼贯而出，随着我们社员开始在武汉

各处行动，我们都坚信，‘清流政治’不再仅限于口头了。……”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警察队伍。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在这个傍晚，

使原来的市井野狗，变成了一条条生猛的警犬。密密麻麻的几千名警察，

在数百名第三科特工的带领下，也从汉口警察局、各派出所鱼贯而出。他

们一个个默无声息、表情严肃、精神饱满，而且，事后的记录表明“无一

人泄密、无一人通风报信”。

数千人整装待发。在视察了几个小组后，邓文仪多少有些满意了。随

后，他偕同邱开基，在半夜时分也驱车到太平洋旅馆。这里，将是“清流

风暴”的首发地。

这个阴霾沉重的傍晚，在武汉的数千蓝衣社社员、特工、警察集体行

动。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一下子遍布了武

汉的各个主要街道。许许多多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一天，听闻和目睹到蓝衣

社的存在的。

行动在凌晨四点钟开始。正是嫖客、赌徒渐入佳境的时分，第三科组

长李叶一马当先，一脚踹开太平洋旅馆的一间客房。赌徒还来不及反应过

来，几个特工已经一涌而入，喝令赌徒到墙角蹲下，然后拍照、没收赌资。

与此同时，茶房也手脚麻利地打开了另外几个客房的房门，没有遭遇

反抗，特工、警察就当场扣押了几名军官和妓女。

“整饬工作由此展开了”，晚年邓文仪多少有些得意地回忆。半个小时

后，太平洋旅馆的一行人，就押解着那些气色败坏的违纪军人，以及“顺

便”抓获的几个文官、公务员，驱车向第三科办公地审理。车行的一路，

几乎在每个路口，都能不时地看见被押解出来的三三两两嫖客、赌徒。

被押解到临时拘留处的犯禁官员、士绅越来越多。临时拘留处变成了

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市场。

汉口、武昌、汉阳，整个武汉三镇往昔不夜的场所，这一夜灯光却在

一处一处地熄灭。旅馆、妓院、酒楼，一家一家地暗淡下去。与此相反，

在汽车上的邓文仪看到，闷热的武汉夏天，原本习惯在路边躺在竹床上过

夜的普通市民，此时大部分被惊醒了。惊醒后，随着他们的一路车行，一

家一家的灯光，持续不断地亮了起来。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了一分。许许多多的市民静默无

声地站立在街道边，老人、孩童、妇女，都以一种复杂中掺杂着欣慰的表

情，注视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邓文仪似乎被感动了。40 年后，他谈到

这一夜时，仍然有许多感慨。

但他已经记不清当天的成果了。那年月的文件连同自己的日记，都湮

灭在时间里了。他只记得，“行动”大约是在6 点钟时结束的。

1949 年后遗留在大陆的另一个“复兴社特务”，却在一份回忆文字里

留下了似乎可信的数字。他谈到，当天他是一个“留守人员”，在留守的两

个小时里，桌面上的电话不时响起，他紧张地作着记录。临近6 点钟的时

候，“江汉路在押公务员三百余人”、“首义路已拘留违令军官、士兵百余”、

“拘留嫖客、老鸨、妓女等共计400 余人”。

这一夜，近千人被扣押，几千人行动，几百万人不眠。到次日，几乎

所有的武汉市民都风闻了这个行动。它震恐了武汉的官场，震动了民间。

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想到，军官之后，轮到文官、高官了。官

位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邓文仪也称它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这“最为严重”的一案，矛头对准的是湖北省的三个最有权势的人。

头号人物是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紧接着的两个，分别是湖北绥靖公署主

任何成睿、“三省总部”中路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

历史使这一案显得异常的烟波诡异。表面上，它起于反腐，最后的效

果也在反腐；但在民国充满勾心斗角、连横吞并的背景中，对如此高官要

采取的行动，通常都有不便明说的“内幕”。

邓文仪在回忆此案时，先是异常含糊地说到，“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

界南宁路47 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逮

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番话使真相开始诡异。显然，“侦知”此案的是第三科的人，而

下令逮捕的就是蒋介石自己。仅仅两个月以前，为一个恶贯满盈、不死不

足以平民愤的黑帮大龙头杨庆山，蒋介石都只能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

使辞职了事，那么此时，对杨庆山的原顶头上司何成睿，老牌子军阀夏斗

寅，以及正在重用的上官云相，对这三个重量级人物，为“赌博”这样的

蒜皮小事，他会如此激烈、“下令逮捕”吗？

然后，更含糊、诡异的事件一个接一个来了：

“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

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

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卤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

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密谋，在这

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法处长的规劝中隐隐浮现。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

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仇鳌的规劝下，邱开基果真答应“延迟一日”。

并且，“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一个“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

无息，不了了之。

最后，对仇鳌触犯了“泄密”这一蓝衣社极刑纪律、并自作主张答应

“延迟一日”以致案件湮灭的邱开基，并没有受到蒋介石、蓝衣社的任何

惩处。几十年后，他更得意洋洋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

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

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拿湖北三巨头开刀，但“杀鸡儆候”的客观效果

已经产生。一个清流武汉的局面短暂出现了。

这个效果，使这一“最为严重的一案”，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预闻了此事的前蓝衣社成员，认为这是蒋介石、第三科和所谓“湖

北三巨头”合演的一幕双簧。所谓拿三巨头开刀、走漏消息、以至不了了

之的事故，都是事先筹划的一出反腐滑稽戏。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邱开基何以“泄密”之后却毛发未伤。但，“三巨头”

愿意扮演这样声名扫地、威风尽失的角色吗？

那么，它是不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出演的一出“捉放曹”把戏呢？一

方面收到反腐效果，另一方面，也顺便警告三巨头，并显示南京已完全控

制武汉的姿态？也有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这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削藩、“政变”密谋。

史料记载：当年9 月11 日，蒋介石宣布三省工作转入“政治为主”阶

段。浮现于历史表层的“政治”，是对大别山的“地方整理”，而作为历史

潜流的“政治”，事实上是三省“削藩”。

是时，夏斗寅等三人之主力部队已倾巢而出大别山。卫戍武汉近郊的

是俞济时88 师；城区的主要武装，则是蒋孝先宪兵三团，及邓文仪的数千

警察，力行社另一成员阮齐的数团保安部队。

史料记载：9 月中旬即“抓赌”闹剧前后，张国焘部久战麻城不下，

一部曾沿聂水河南下，猛扑武汉。

该部态势已疲，于武汉七十里外被围截。但数日之内，武汉全城失色、

草木皆兵。在此关头，倘若城内生变，将使人心涣散、局面不可收拾。

5、

1932 年9 月底，持续三月的“反腐风暴”已接近尾声。这一天，在江

汉码头大群官员、士绅，以及鞭炮和仪仗的烘托下，行将回到南京的蒋介

石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整个武汉都屏声静息地倾听着他的浙江

官话。镁光灯、有线广播、报纸再次把他的演讲全文送到了每一个武汉家

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蓝衣社在前线的工作，“五分军事，五分政治。以三

省工作而言，政治力量确已做到了五分。……下一步，应将之推行于全国。”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眯起了眼睛，随后眺望着长江的深处，似乎

在看着江西大山的那片田土，那群难以征服的对手。

接着，他用“有声有色”、“入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反腐风暴，并

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之扭

转”的事实。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早在9 月1 日，三省总部就颁布

了《党、政、军、学戒烟办法》，要求党员、公务员、军人、学生在两周之

内向“有关单位”填写《戒烟志愿书》。而这个“有关单位”，正是第三科。

禁绝烟患不过刚刚在武汉实行。但这一天，他语气森严地宣布了两个

决定，一是从即日起，《办法》要“通令三省各机关学校一体执行”，二是

自即日起，禁止民间种烟、禁止买卖，私贩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

三省烟患延续百年，断然禁绝谈何容易？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上又

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说，为供应过渡时期瘾君子的需要，实行“少量”鸦

片的政府专卖，专卖收入全部供“剿匪所需”。

听到这里，大小官员都伸长了脖子，想知道烟土专卖这个“肥缺”要

落到谁的手上。但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专卖“仍由”缉私处负责，

虽然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鸦片实行专卖之外，是“全国对匪斗争机构”的设立。他历数无数的

学潮、工运、兵变、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斩钉截铁地宣称，建

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

“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

里宣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并且已有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关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

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

哪些呢？共产党、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 年的整个夏天，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恐怖组

织，那就是“锄奸团”。这个组织先后制造了几起震动租界的爆炸案、刺杀

案。首先是“日货案”。7 月，武汉几百家和日本企业有商务往来的公司、

商号、船帮，都收到“锄奸团”的恐吓信，限三日内停止销售日货，“届期

不停，炸弹进门”。随即，几家商行果然只剩下了几根焦木、一片瓦砾。此

举震恐了租界，到9 月，日货在武汉的销量，从每月600 万元狂跌到20

万元。

“日货案”之后，是“杨志清、王金波案”。8 月，日清公司买办杨志

清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王金波，分别在汉口、九江被杀，死状残不忍睹。

而且尸体上都覆盖着一张大大的、墨迹方干的宣纸，宣纸斥责杨志清为“日

本汉奸”，历数五大罪状，宣纸的落款，是血红色的“锄奸团”。

经警察局调查，杨、王二人确系日本间谍。但和“日货案”一样，该

案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等。……而这些，正是第三科的手笔。“锄

奸团”的头目，是第三科的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工。他的面

容始终隐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只让人瞥见他阴森的一角。

到蒋介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

已经是民国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已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着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

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

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的一个逾久弥新的

老话题，它牵连着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是从三省工作转入这个

话题的。

三省的“五分政治”虽然出色，但这是治本呢，还是治标？蒋介石的

语气似乎很沉痛，他重重地承认，是治标，“为什么土匪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是因为苛捐杂税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征敛没有止境，匪患也就不会止

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敛呢？他认为，不在政体，也不在天灾和

内战，在于个人。他又重复了他在1930 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的话：“……

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

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

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认为，这是因为道德的沦丧、人心的不

古。因此，“如欲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实现道德复兴”。

全社会道德复兴的前提，是党员、官员的以身作则。他谈到，社会性

腐败的根治，其唯一出路是奢靡生活的终结、个人的修身齐家。

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蒋介石有意停顿，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

说不清楚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

“……汉口之整饬工作，亦将推行于全国！”

在漫天的鞭炮声中，蒋介石的座船终于离开了码头。他站在船头，他

的身边，也一直站立着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渐渐地，船消失在

长江的薄雾里了。

码头上的官员已大多散去了。但一直到此时，在一个角落里，一双比

“锄奸团”的杨又生、乃至比未来的戴笠都更加阴森的眼睛，还在盯着一

片迷蒙的长江江面。

他也正盯着摧毁了汉口日租界大部分商业利益、间谍组织的“锄奸团”，

以及第三科和整个的蓝衣社。

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土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