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四章黄埔众生

1、

曾扩情，1894 年12 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

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这样，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

青年时代。他一度入学北京朝阳大学，一年后肄业。回到家乡后，因通晓

文墨，他担任了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半生艰难坎

坷，直到30 岁，曾扩情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

眼。但其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素有长兄之风，因此颇得黄埔学生的

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

年，作为第一个学生代表，曾扩情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因人缘和品质，曾扩情的官场轨迹更加圆熟顺当。为团

结因清党、政争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

部主任秘书，负责军内“清党”工作。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

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

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几十年后，他曾这样概括黄

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

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从投军黄埔开始，不过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

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案牍奔波、大腹

便便，外表上和寻常的官僚已经没什么两样。他似乎已湮灭进南京昏聩的

官僚众生图里。

但在骨子里，和他“扩大哥”的称谓一样，这是一个亲切随和、缺少

锋芒、顾全大局的人。虽然三、四个月以后，他就再上台阶，成为黄埔学

生中第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恍若泥土的个

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

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一个群体的领袖，

但往往又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生作用。

这是一个在群体崛起时必不可少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倚赖自己的

品质，以及长期经营而来的别人的信任，为一个群体搭好舞台，然后相对

沉闷地退到舞台的边角，去继续纽带、润滑这个群体，扮演不太重要但又

缺其不可的角色。

在蓝衣社崛起之初，曾扩情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搭台”的角色。

8 月下旬的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已经走投无路的腾杰，终于走进曾

扩情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虽说是“同学”，但黄埔学生人数众多，他们

仅仅见过几面而已，谈不上熟悉。何况，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一个

四期生，一个一期毕业，又一直没有共事过，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

来这里，腾杰抱的是“碰运气”的心理。这一天，南京暗淡瘫痪的气

息，也笼罩在这间办公室里。但，刚刚进门的腾杰，看到四面墙上悬挂的

一张张黄埔合影时，他的心头却蓦然产生了一种坚实的感觉。

然后，他看到了笑吟吟的、心宽体胖的曾扩情。

因为负责同学会的工作关系，加上个人风格，这一天，曾扩情热情接

待了腾杰。寒暄过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渐而到东京的黄

埔同学，一些南京人物，最后还提到了旧年黄埔的风物人情。叙谈过程里，

不断有电话、访客打断了他们；在人多嘴杂的办公室，腾杰也没有直接进

入话题。但他显然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黄埔是他们持久的纽带，

而他的年幼十一岁，他显而易见的激情和聪明，更让曾扩情喜欢。

这样，当腾杰邀请曾扩情中午一起吃饭时，曾扩情立即答应了，只是

说，“晚上吧，时间多些，可以多谈。还有，请客的理应是我，哪有学弟请

学兄的道理？况且又是从日本那么远回来，算是为你洗尘！”

这个晚饭，是在曾扩情常去的蜀峡饭店吃的。两个人都穿着便装，氛

围显得很轻松。要了一个单间、上过重庆大壶茶后，跑堂的退出去了。两

个人开始随意聊一些话题。

上过菜，酒过两轮，腾杰进入了话题。他试探地问：“扩大哥一直在南

京，处于枢纽要职，不比小弟久在外国，身居学院，消息闭塞。不知对中

日邦交有何见解？又不知对前些日子的万宝山事件作何感想？”

曾扩情沉吟良久，叹到：“此事不善啊！日本对我国的野心，自60 年

前提出大陆政策以来，已是司马昭之心。前30 年窥视朝鲜、列岛，后30

年窥视我国满蒙。60年来，日本越来越强，野心自然也越来越大，中日邦

交断没有好转的道理，这是不消说的。……但我国久贫积弱，从民国13

年创办我黄埔算起，国军至今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业，内战连连，对此

只能消极反应。……”

腾杰直言快语：“我在日本，和在日本的所有黄埔兄弟，都看得出大战

就在近年的！请问扩大哥，以你高见，倘若战事开启，政府可用之人有多

少？”

问到内政，曾扩情更加谨慎，又良久才含糊开口：“虽说我国千年文明，

地大物博，兵员数百万，但近百年来，一直落后于欧美日本，割地赔款，

精华被列强掠夺，国力人气、国民自信，也被摧毁一尽。日军之强，举世

皆知，我国实在不是对手。……南京部门冗肿，虽说党务有陈氏，财税有

孔宋，行政方面，也有一些饱学宿儒专业精英，一眼看过去都是人才，奈

何人事不齐啊！”

曾扩情不善批评人事，说话也只是点到为止。腾杰毕竟年轻，态度要

激烈得多，何况一个多月来，他处处碰壁、失望、郁闷。这时见逮着说话

时机，毫不避讳：

“何止是人事不齐？扩大哥，你这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美

德。……日本入侵固然是心腹大患，但在我国，从来是胡虏没有百年运。

外敌不可怕，可怕的是位居高层的人，变成国家社会的敌人！今天的事实

是何官不贪、何人不浊，政府之无能之腐败，早已超过以前的历朝历代！

总理说革命未成，同志努力，今天又何止是不再努力？已经是惟恐别人努

力、惟恐天下不乱了！这样才能继续贪赃枉法！……”

看着曾扩情略略诧异的眼光，腾杰继续说道：

“如果仅仅是不努力，也倒罢了。但国家的风气、根基，几年时间已

被败坏一净！……你看那南京的孔家，上海的宋家，新贵上台，腐败之象

已现。再干净的青年，一旦步入这个社会，也立即愚昧不堪。中华民国现

在是一个大染缸！……长此以往，不用日本入侵，亡党亡国的日子，也不

用几天了。”

曾扩情为这番话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满是官场套话的南京，他是

听不到这样的耸听危言的。虽然一些现象，有时也朦朦胧胧地引发他的一

些想法，但他从来就没有往深处去想。或者，是不敢？

他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任务，军人不应不满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

政府。这是军人的本色。……但这个四期的小老弟，看得出是真心实意地

为国家作想的！他的一些话虽然过了，基本上也没有太离谱。

在温厚、容易谅解环境的性格之外，曾扩情也有血性，也有理想。黄

埔灌输的为国为民的教育，融合在很多人的血液里。对这番话，他是有共

鸣的。

这个晚上，他们叙谈到非常晚。8 月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但这

一天稍稍凉快些。从饭店出来，他们又散步在暗淡的街头，曾扩情坚持地

把多喝了两杯的腾杰送到住处，然后一个人步行回家。

回家的路上，曾扩情继续咀嚼、深思着腾杰的话。非危语不能耸听，

联想在南京几年的见闻，自己在黄埔时代所要反叛的、所激烈抨击的、所

决心改造的，难道不就在自己所效忠的这个政权里面么？难道这个政权真

会象腾杰预言的那样短寿？

他几乎一夜未眠。

这一夜，在曾扩情公馆十里开外的一个普通弄巷里，腾杰与陈启坤也

几乎一夜未眠。夜越来越深了，打更人的嘶哑声音，从弄巷口一阵阵地传

扬进他们的房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诡异的意境和回忆。

洪水造成的各种破坏仍然遗留着。这一个夏天，南京城内的无数普通

人家、小旅社，灯光都或明或灭。站立在每一个街角，都可以看到一个个

或晚睡、或早起的人家，那零零星星的蜡烛和煤油灯。就在这样暗淡的灯

光下，腾杰与陈启坤谈了一夜的话。他们有时亢奋，有时消沉，不过话题

都扣紧了“游说”曾扩情的各种可能。一直到天麻麻亮，他们才一个卧在

床上，一个伏在桌面上，草草地睡了一觉。

他们一夜商议的结果，就是腾杰再次造访曾扩情办公室。他要以回请

的名义，邀请曾扩情吃饭，并说明计划、“寻求赞助”。

这是腾杰拿自己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进行的一次赌博。他和陈启坤

断定，于公于私，曾扩情都会应邀的。但应邀的结果是什么呢？谁都不敢

断言。时世艰险、人心叵测，他和曾扩情只是初会，谁说得清在那“扩大

哥”的声名、满面的笑容下，隐藏的是怎样的心机和风格呢？

可以肯定的只是，一旦腾杰说出计划，曾扩情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他要么参与，要么就得立马调查、逮捕腾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

余地。因为他所负责的黄埔同学会，其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监视、镇压这样

的“政治活动”。

也因此，这一去的结果，要么化蛹为蝶，要么飞蛾投火。……这天中

午，层层阴霾依旧覆盖着南京的街市。连日的奔波和少眠，使腾杰的脸色

显得异常疲惫。他换上了一身笔挺、严严实实的军装，而后大步地走出弄

巷。

在弄巷口，腾杰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

处处可见的，仍然是泥泞、饥民。雷声远远地轰鸣着，随时会有一场暴雨。

而路途不断地缩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出他所料，对这个邀请，曾扩情又痛快地答应了。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 年、民国20 年8 月下旬的某一天，同样是

在蜀陕菜馆的一个单间里，腾杰对曾扩情全盘叙说了他的计划。他单刀直

入、语气铿锵，行将介绍完计划时才话锋一转：“今日南京时世异常，非我

黄埔旧人，不能负载此重责大任。扩大哥身为黄埔旧人首领，非鼎力襄助

不可了！……”

曾扩情似乎并不意外。他神色淡淡地从腾杰手上拿过计划草稿，很快

地读了一遍，接着又从头细致浏览下来。

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据说，曾扩情在再次阅读完草稿后，没有正视

腾杰，而是闭上了眼睛，似乎开始冥思。许久，他才缓缓地开口说：

“这个事情很艰险。一个是校长不会支持，何况已有明令。再者说，

我们是军人，军人不懂政治，不应参政，参政以后，生杀荣辱都由不得自

己了，这和上战场还不一样，校长的性情……但乱世用重典，非常时世要

用非常之法，腾老弟所提议的，正是一个非常之法。或者会大见其效？……”

他斟酌着话语：

“不是为介入党争，不是为一己的升官发财，腾老弟的忠心可见天日！

我虽愚钝，也是知道的。……腾老弟，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个不中用的学长，

其实我身无长技，从黄埔到南京，至今一事无成，比起众多学友，除愚长

几岁外，胆识才学均不足道。……腾老弟，我今天允诺你了，我干，我们

一起干了！谁叫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世道里，谁叫我们懂得那些天下匹夫

的道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即便校长、朋辈乃至后世对

此均有非议，也顾不得了！……我想，黄埔同窗，也必多和我们一样的想

头！”

两个见过死人堆的军人，都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腾杰与曾扩情的这次会面，事实上正是蓝衣社的起源。由于年代久远、

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的具体情景，后来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记录。比如

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就写到：曾扩情“阅计划后，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

拍着胸脯对腾杰说‘实获我心’”。

场景被湮没，最终无可辨别。但在蜀陕饭店的那个单间里，蓝衣社如

同种子一般，终于执拗地发芽了。对话之后，两人立即商讨了“如何推行

的办法”。这个商讨很顺利。其结果是由曾扩情出面，尽量邀约此时活动在

南京的黄埔同学，也以“聚餐会”的形式增加发起人的人数。

2、

在蓝衣社的酝酿、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

在各种有效的权力手段都瘫痪、破碎的情况下，人物、组织和事件，都通

过私人的聚餐会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更如此。

大约是8 月底、9 月初的时候，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在南

京蜀陕菜馆或浣花菜馆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9 人。这

九个人除腾、曾之外，还有丰悌、邓文仪、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

军和张本清。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大多毕业于黄埔前三期。此时，除曾扩

情、邓文仪军衔少将外，他们大多是校尉军官。

也就是说，这是南京的一群次要人物。此外，当时“带兵官”有枪有

饷，手握实权，他们却大多是政治军官。以其中地位较高的丰悌为例，早

在1927 年，也就是他24 岁时，他就出任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是黄

埔一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此时，他却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算是军事教育系统的一员大将。

黄埔三期生周复也如此，他是1931 年2 月和贺衷寒等从明治大学归国

的20 余人中的一个，此时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并兼《东亚新闻报》

主编。

“军校派”之外，李秉中和蔡劲军两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是“特务

派”；娄绍恺和张本清是旅长，属“带兵派”。最后，邓文仪既是蒋介石侍

从秘书，又是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身跨“侍从”、“特务”两派。

这九个人，不仅身份地位悬殊，性情也各异。如后来身中十余弹、死

在抗战第一线的周复，被认为“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而下场大相径庭的

丰悌，则目中无人、桀骜不驯。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山雨欲来的政治压力，已被这一小群军人感受到。随着

广州“蒋下野”的叫嚣日渐升腾，蒋介石地位已在风雨飘摇中。于是，和

蒋介石前途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一系，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危机几乎路人

皆知，它使这些读过《资治通鉴》、众多古典旧籍的黄埔学生，感到杀机四

伏。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何况他们一贯自诩为南京政权的中流砥柱？

他们地位次要，但与杂牌军官不同，他们有黄埔同学会这个主心骨。于是

这一天，在曾扩情混杂着权力与温情的面貌下，聚餐的气氛显得极为热烈

融洽。对腾杰的组社计划，他们更一拍即合。

晚年腾杰曾谈到：这一天，到酒酣脸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

然后由腾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

见”。

“来日大难”的阴霾，曾扩情的地位，以及人多胆壮的氛围……使这

一天的组织发起之顺利，超出了腾杰的估计。在席间，九个人你一言我一

语，不仅“一致赞成”，年轻者如周复，更当场击节而起、泪流满面。

蓝衣社的车轮，就这样在黄埔同学会庞大而复杂的躯体上，艰难地、

但一发不可收拾地启动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个区区九人的聚会，足以载入史册。这九个人

里，不仅有四个人挤身于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其

中更有三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旧日黄花般的黄埔气息，通过那叠薄薄的

计划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聚餐的尾声，腾杰趁热打铁地提出：采取“每

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做法，几天后再次举行聚餐会。

这样，第二次聚餐的到会人数，将达近20 人。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或孤立地活动在南

京的，有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名字。比如邓文仪。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

邓文仪少年得志，他决定着大部分军官的推荐、任用，是南京人人巴结的

“天子近臣”。

但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黄埔

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中尉。在1931 年夏天的苦寒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

慎、含蓄、机变。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

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很少说话。

只有他眼中偶然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

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

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

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 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

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

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

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 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 岁，决

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

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 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

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

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

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如同他的出身一样，视他为破落子

弟。连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

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

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

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

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

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

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第一个赞助腾杰的是曾扩情；而接下去比较

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

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

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

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

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

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

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

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

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

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这个态度让腾杰极为失望。它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

------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了“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

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

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

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面见贺衷寒不久后，邓文仪又捕捉到了与贺衷寒齐名的另一个黄埔一

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回京述职的消息。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 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

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

1924 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

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逐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

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

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

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

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

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

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

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

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

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

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

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3、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

了原计划的18 人，达到20 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

极其酸楚地说着：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

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

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

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

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

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

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

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的命的那些人！……

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

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

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

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

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

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

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

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

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

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

也在这次聚餐会上，腾杰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

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而正是20 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

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大大加快了他们的步伐。这就是日本官

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

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

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象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

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当时执政日本的，是比较温和的若规内阁。这个内阁，包括了一些资

深的政治家，如若规礼次郎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等。他们是所谓“平和

年代”的日本产物。在漫长的参政、执政生涯里，他们以粗暴的日本传统，

融合日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清新，引领着日本的道路。到1931年，他们

仍然控制着日本官僚机器的核心。

他们所拥有的视野，使他们对中国持有复杂心态。一方面，作为中产

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般的记忆，愿意把中

国当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山东交涉等贯穿起来的扩张记忆里，热衷于建立在特权上的中

国利益。

这样，“万宝山事件”和大大小小的无数反日浪潮一样，被他们以自己

娴熟的、殖民色彩浓重的方式，演化为日本扩大市场准入的再一个筹码。

他们并再次显示了自己控制内政的经验，在短短几天内消除了东京的战争

氛围。

这确实是一班老练的政客。但也和整个“平和日本”的特征毫无区别，

短视、低效、无能为力，盛行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惯不顾原则的妥

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是这个内阁的实质。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

都在这个内阁里暴露出来。

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

忽视。“滨口刺杀案”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这个顽疾付出的代价之一。该案不

仅他们失去了一个滨口雄幸，更释放出了全社会的一种蔑视文官秩序、强

调军刀价值的特殊情绪。这种情绪在1931年，已经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

的城镇和渔村。

这种情绪在陆军军营里自然更加显著。“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

后，1931 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

团体。但军部、军人们却抵制着这些命令，大多数的调查、判决，都被以

日本式的敷衍给抵消了。反过来，恰是这一期间，又有雨后春笋、数以百

计的密谋团体产生着。热衷阴谋、反叛、牺牲，已成为一时的陆军风尚。

文官内阁另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他们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是陆

军这样一个出身苦寒、极端狂热的可怕对手。他们太高傲、太绅士，以至

于把陆军看成是任由他们宰割的土头土脑的村夫。

他们虽然清洗了那么多的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

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 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

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

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

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制造东京

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9 月，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反过来，

外交派势力的漫不经心，此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直到14日，日本

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本国军队的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

他当即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

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日，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消弭

满洲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满洲青年联盟。建川美次迅速拍密电给板

垣，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拍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16 日凌晨2 时，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终于结束

了，石原对日本内阁极端蔑视的态度，最后左右了他的同僚、主导了会议。

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在68 个小时以

后的18 日晚10 时，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伪造名义，策动奉

天事变使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

以表示不知道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18 日晚10 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10 时25 分，日

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

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 人，士兵335 人，失踪483

人。而日军仅伤亡2 人。

19 日凌晨2 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在睡眼惺忪

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

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布8 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力度。这些命

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

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 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 余年来日本人

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9 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

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

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

掠走硬通货黄金256 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

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

营战事，日军死42 人、伤56 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2 年财政

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25 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

几乎只有1 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

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

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

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

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

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

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 万余人，

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

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满洲青

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

此后的14 年里，它操纵着满洲4 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

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500 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14 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

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颠峰，最后，

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4、

满洲事变后的一两天，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

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

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

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三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

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

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

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40 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

起者之一。

9 月20 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

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

以往的寒暄亲热。

为保密起见，他们买断了餐厅这一天的生意。按照事先的安排，曾扩

情站起身来，手握一杯酒，缓缓说道：

“诸位同学，从广州到南京，一眨眼已经几年了。这几年里，我们分

散各处，或者前线，或者南京，也有的在海外、在地方上，各自为国家效

力。……都多见了世面，也算是当官带兵的，不比黄埔时候了。……我们

难得有机会一聚。本来20 来岁的人，现在大多也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古人看到离都几年，树木长成，会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虽然不是

星零离散，却也差不多了。”

这番话一语数关，情真意切，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曾扩情略一停顿，

环顾数桌，看到几十人都在凝神细听，他继续说道：

“兄弟身为同学会干事，今天和腾同学、贺同学邀请大家来这里吃饭，

原本应该叙叙旧、说一些家常才是。但时值国家大变，身为军人，我们不

能象老百姓那样，再婆婆妈妈。现在我们这里，虽说学生游行、社会骚乱，

但店铺照样营业，工厂照样开工，生产、吃饭、睡觉，还有安乐日子好过。

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胡宗南挺身而起，插话道：

“扩情兄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这两天，学生游行，社会不安，

连部队里都有很多说法，说是政府卖国，校长卖国。学生们不懂大势，底

下当兵的更不用说了，但咱们心里得有数！……校长有校长的难处，给他

难处的，正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府里，党部里，部队里，现在都是奸臣

当道！……本来，身为粗鲁军人，兄弟不该说这话，但看到国土丧失，心

里总不是滋味。腾杰兄的计议，兄弟知道，在这里要谢谢他啊，我们这些

一期二期的学长，觉得惭愧哪。……按我的想法，除依照这个意思，和举

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这话已经切入了议题，并且强调了“反贪官、拥校长”的基调，对照

时局、物议，它深得人心。许多军官早已被计划的预见性、惊人的事实搞

得五内俱沸，见胡宗南如此直白、有力，都顺着他的话题，纷纷发言。

10 余人发言后，曾扩情见群情激昂，说道：“这个提议自腾杰始，具

体的计划，是不是请腾杰兄再谈谈？”

腾杰神情肃然。他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御笔信》

所定的“大陆政策”，1921 年5 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案，

一直到近期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他专门研读过这些文件，因此言语

掷地有声；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

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最后，他手持计划手稿，话锋一转：“……

计议为同学认同，此心即已快慰。但兄弟文不修、武不治，计划也就是说

了一个意思。具体的组织事宜，我建议我们听听贺衷寒同志的想法。对衷

寒兄，在座诸位可能比兄弟更加熟悉……”

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这一个会议的更详细情况，也如同东京黄埔同学会派遣腾杰、肖

赞育回国的那个聚餐会一样，已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过这个会议

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海峡两岸后来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

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一直到70 年代，它仍然涉及

着当事人“私自建社”、“违反军纪”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

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谈访录》，谈到蓝衣社第一个组织“力行

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于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

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就这样谈着参加、

组织蓝衣社的过程：

“1931 年10 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腾杰……戴笠和我等10

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着眼泪说：‘……我们很难

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蓝衣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

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一个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

“刘健群”的年轻文人最早倡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

主体开始活动。

在漫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宰着大陆和台湾

的史学界与民间，没有人把它和腾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

来。一直到很久以后，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已是垂垂老者的腾杰、邓文仪、

干国勋等20 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总部由蒋介石

主持、宣布“力行社”成立之前，蓝衣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蓝衣社“最

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腾杰。

这些披露资料，经过另一个会议的参加者邓文仪、他的儿子邓元忠先

生在《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里，予以系统的对照和整理，所得出的结

论，最接近于事实的原本。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给历史。

会议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

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

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

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

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

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力行社面临着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

色的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南京反对派等，以确立黄埔一

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

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

这些代表的任务，是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

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

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

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

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

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 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

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

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大的课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草拟

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腾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

进行细化、明确和提高。另一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

人适当人选”之外，腾杰把1931 年到1933年确立为“干部年”，这期间发

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以组建一个抗日、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

力量的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

它只有区区40 个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屋的6 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

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的使命之大，而威胁之

紧迫，使腾杰、贺衷寒等人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需要。于是，经费来源就

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邓文仪在担任蒋介石的侍从

秘书之外，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拔提书店。拔提是

英文“PARTY”的汉译，它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号，是

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 银圆，

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蓝衣社的第一

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

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腾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

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

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

暂时对蒋介石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