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平天国的二十二条军规 -- 阿康

对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的评价

田玉洪　李巨澜

作为太平天国的求才大典, 开科考试前后达十年之

久。其中有其成功之处, 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

了一定作用, 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一) 太平天国通过开科取士, 网罗了一批人才, 充

实了各级政权机关, 改善和提高了太平天国干部队伍的

素质。其一是从中选拔了一批士人充实中央政府机关,

如杨在田任翼殿尚书, 胡仁魁、傅少阶任殿前诏书, 赖

汉光任殿前左史,天试状元刘盛培任干殿吏部尚书。

正是由于这批士人的加入, 才使中央政府办事效率大大提

高, 各种文书“虽层层转达, 而毫无窒碍, 曾于一日之

内发谕至三百件之多”。《寇难琐记》中也记载: “ (太

平天国) 始时所出告示, 文理粗率, 近来颇有一种文人

投入, 故笔札较清通”。

其二是从科第人员中选拔一部分人担任教育与考选

事宜。太平天国设有育才官, 凡进士获选为王府教读者,

即加此头衔, “有胡万智者, 以伪育才官踞湖北兴国州,

自称天试进士, 在伪东殿训读授职”,同时设立育才书

院, 以培养各级官员子弟, 书院师资亦在科名中人选聘。

另外天国还钦派科第人员到各省出任掌考官, 负责科考

事务。1854 年安徽省试掌考官是武立勋, 湖北掌考官是

杨启福和张友勋。

其三是“选派科第人员充实下层政权机关。如黄州

郡总制隆超富是天试翰林,池州“有天试翰林亦在该处

持印理民务”,1861 年苏州开科, 吴江钟志成考中约士,

授职吴江县监军, 十月钟到吴江接任。不过上述任命不

常见。

(二) 太平天国开科考试, 吸引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知

识分子, 扩大了天国的政治影响。一些士人参加太平天

国各级科举考试, 这在地主文人记载中屡见不鲜。《虎窟

纪略》中记载: “长毛设科笼络, ⋯⋯次年三月(1861

年) , 伪监军考童生, 吴邑与考者25 人, 原系庠生四

人”。《避难纪略》中也记载: “应伪考试之人, 初犹

令伪乡官胁从之, ⋯⋯后通文墨者亦应之, 甚有生员禀

生亦应之。”

在杭州, “贼之立伪官也, ⋯⋯庠序之士亦争出恐后, 绛绩黄袍, 意气傲睨自得。”山阴、会稽等地的县试, 亦有不少清朝科甲人员与考。其中有些士子

是真诚拥护太平天国政权的, 对太平天国所授科目感恩

戴德, “其时有新阳禀生孙启　号吟秋, 考中长毛解元,

其文有‘恨不得杀尽妖头, 上答天王之高厚’句, 得意

甚, 逢人辄曰‘吾道行矣’。设立解元公馆, 引进其弟正

斋名启榘者, 为贼招致本地人为伪官如军帅、师帅、旅

帅之类, 乐于从事者不少。”

兴国育才官胡万智, 在清兵陷兴国时,“身受数刃, 犹呼天父、东王洪恩, 当以死

报”。太平天国以新朝自居, 开科取士, 收拾人心, 以

经营天下为志, 其政治意义之大, 自不待言。曾国潘深

悉个中利害, 是以大起恐慌, 在给咸丰帝奏折中言道:

“该逆闰七月在鄂城开科取士, 兴国之人应试最多, 是以

臣等于克复武、汉以后, 即决计先剿兴国、大冶”,

企图临以兵威, 挽回政治影响。几年后彭玉麟还念念不忘

此事: “成(大吉) 、蒋(凝学) 两君手不辣, 不能血洗

兴国。若能痛搜该州从贼户族, 尽其根株, 不留余孽,

或可惩创以儆将来。”

毋庸讳言,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制也存在许多弊端,

还不成熟, 以至为人所诟病。

(一) 作为天国的求才盛举, 与清制相比, 科考太繁

太滥失去了严肃性, 不够郑重其事, 并且取士额宽, 有

滥取之嫌, 降低了天国科名在士人心中的地位和声誉。

科举考试作为封建王朝的抡才大典, 行之千有余年, 经

过历代统治者的精心设计, 已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操

作规范、行之有效的选士方法, 其规制严肃, 取士严格,

对封建士子而言, 科名得第, 金榜题名是人生的荣耀极

限, 成为“天子门生, 士林华选”。许多士子科考成瘾,

老死文场而不悔。相对于清制而言, 天国科考带有随意

性, 不够郑重严肃。以规格最高的京试而言, 一年一科,

一科有四试, 每试都有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

等名目, 一榜多至数百人, 并且除状元外, 其他中式人

员到下科仍须入试, 甚至“有连试得鼎甲者”。pu

这样就失去了科考的本来意义, 降低了士子与考的兴趣, 使天

国科名声誉大跌。一位文人作诗讥之,“八月号东试, 十

月号天试, 正月(应为六) 及二月, 北试翼试又相继。

六阅月耳四状元, 唾手功名太容易。”pv 同时中式名额过

滥, 1954 年湖北省试, 应试者不及千人, 中举者达八百

多。

1861 年仁和县试, “一榜尽取无遗”。一文人叹道,

“应试者⋯⋯无不获售, 一试而跃为名士, 再试再贡入伪

京, 不知科场为谁辈? 噫! 三吴人文扫地尽也。”选士

标准也很低,“稍知文理者皆论首选。楼东戴医赴考, 作

诗‘今日雕虫聊试技, 他年　虎显奇才’之句, 即取中

第八名秀才。”

苏州省试“有严竹江者仅作诗四句: ‘天父天兄, 干戈不动, 天下太平, 山河一统’, 遂得中式”。

(二)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为号角, 揭竿反清, 同时

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大加挞伐, 这在政治上无可厚非,

但在当时社会, 据此广取人才, 作为科考内容, 则不相

宜。上帝教源于基督教, 其教义及仪式被当时社会视同

“夷教”“异端”。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失败不久, 夷夏之防

正严, 民族伤痛尚未抚平, 信洋教者不仅被下层民众所

鄙视, 同时也被士大夫阶层所痛詈。同时传统中国的政

治和社会体制所资以维系的纲常伦理, 正是儒家学说所

张扬的大经大法, 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润, 它已深藏在封

建士人的心中, 因此太平天国规定科考不准选四书五经,

并视儒书为妖书, 进行删改焚烧, 更使大多数封建士子

感情上接受不了, 从而激起他们浓浓的敌意,“将四子书

涂改, 称孔圣人为孔阿二, 侮圣毁贤, 罪不容死”。

“其敢废圣籍, 虚构妖言, 意以为儒林之式, 取士之资,

欲上掩乎孔孟, 则斯文之一　, 再见于秦火余烬也”。p}

曾国藩更是借此大作文章: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 而别有

所谓耶稣之说, 新约之书,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 乃开辟以来名

教之奇变, 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原, 凡读书识字

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不少封建文人为之“投袂而起”, 与太平天国为敌, 湘军重要将领胡林

翼、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等, 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

其它封建士人对太平天国政权也是疑惧交加, 其裹足不

前, 不为天国所用, 自不待言。

(三) 太平天国对科第出身的人员, 宽于取而严于

用, 登进之途狭窄, 缺少对人才的吸引力。太平天国开

科取士实质上是与清王朝争夺人才, 但开科取士虽多,

使用上却乏善可陈。从上文可以得知, 天国科第出身的

人员多出任文职, 佐理文案, 草拟文书或掌教考选等事

务, 没有实权, 极少出任方面大员, 担当一方重任, 更

没出过统兵将帅。其中原因固然很多, 但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天国起义部众, 多由宗族、亲谊、乡党组成, 容易

结成各自的势力集团。开国之初, 就已出现多元政治,

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庭、亲戚、部属

等关系, 结成自己的集团, 并都控制一部分军队。天京

有四试, 原因亦在此。天国后期, 家天下政治更加严重,

在用人行政上, 洪秀全把洪姓兄弟子侄驸马提拔到高级

领导人的行列, 而不问其才具如何; 其他高级将领也都

自成势力, 各有自己的地盘、资财, 各有自己的军队、

号令。以太平天国一个三等王童容海而言, 所部仅其兄

弟辈就有童巨海、童湖海、童青海、童四海、童龙海、

童虎海、童富海、童贵海、童华海、童晏海等共十人,

家庭势力之大, 由此可以想见, 因而凡是肥美职位, 全

由这些人盘踞, 科名人员只能出任卑微之职, 因此科名

出身人员在天国政府中崭露头角, 有所建树者寥若晨星,

甚至连姓名也不可考。

总之, 太平天国的开科取士, 从形式、内容直到人

才的选拔使用上, 都存在着较多的缺陷, 在一定意义上,

它好像是使士子有事可做的手段, 而没有将它作为开国

立基的本根, 因而它所起到的政治作用受到了限制。与

此同时, 曾国藩罗致了大批封建文人, 组织了一支以经

生为骨干的军事力量, 其中的著名人物如胡林翼、左宗

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人经过曾国藩

的保举提拔, 都成为晚清重臣。可以说, 太平天国的事

业恰恰败在这些封建书生手上。